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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祕密：創傷記憶的問題
Uncovering Secrets: The Problem of Traumatic Memory
奇異的是，所有記憶都有這兩個特質。記憶總是特別寧靜，這一點最不尋常。即使現實中的事件並不如此寧靜，記憶仍帶著這種特質。記憶是無聲的幽靈，以眼神和手勢對我說話，無聲又無語，然而正是這寧靜，令我心神不寧。
──埃里希．瑪莉亞．雷馬克，《西線無戰事》
二○○二年春天，我受委託評估一年輕男子，他聲稱在成長過程中曾遭受性虐待，加害者是當時任職麻薩諸塞州牛頓市天主教教區的神父波爾．肖利。這名年輕人二十五歲，他一直不記得這件事，直到聽說這個神父因為猥褻男童而接受調查，回憶才被喚起。我面臨的問題是：即使他似乎是在事件過後的十多年當中「潛抑」受虐的往事，但他的記憶是否可靠？我是否能在法官面前證明他的說詞屬實？
接下來我會引用我在原始個案筆記中記下的內容，揭露這個年輕人（我稱他為朱利安）告訴我的事。（他的真名雖然出現在公開紀錄中，但我希望他能在事過境遷後重拾一些隱私和寧靜，因此在本書用的是假名。）1
朱利安的經驗說明了創傷記憶的複雜性，而肖利神父案件的爭議，也是自十九世紀末精神科醫師首次描述創傷記憶的不尋常特質以來，一直圍繞著此一議題的典型激烈討論。
● 被感覺和影像淹沒
朱利安在空軍基地擔任憲兵時，每天都和女友芮秋通電話。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芮秋在電話中提到當天早上《波士頓環球報》的頭條新聞：一名叫肖利的神父因為猥褻兒童而接受調查。她想起朱利安不是告訴過她，肖利神父是他以前在牛頓市的教區神父？她問：「他有對你做過什麼嗎？」朱利安一開始只記得肖利神父非常友善，在他父母離婚後給了他非常多支持。但聊著聊著，他開始陷入恐慌，突然看見肖利神父的身影映在門框上，雙手張開四十五度角，盯著朱利安小解。這股情緒擊倒了朱利安，他告訴芮秋：「我得掛電話了。」接著他打電話給小隊長，一會兒小隊長和士官長一起過來，和他會談之後，帶著他去見基地的隨軍牧師。朱利安記得當時自己對牧師說：「你知道波士頓的事嗎？我也發生過。」當他聽到自己口中說出這幾句話時，他相當肯定肖利猥褻過他，雖然他不記得細節了。朱利安對自己的情緒化感到極度難堪，他向來是堅強的孩子，總是自己處理一切。
那天晚上朱利安坐在床角，整個人縮成一團，覺得自己失去了理智，害怕自己就快要瘋掉了。接下來幾個星期不斷有影像湧入他的腦中，他怕自己會完全崩潰。他想過用刀子捅自己的腿，好讓這些腦海裡的畫面停下來。然後他開始恐慌發作，伴隨著痙攣，他稱之為「癲癇發作」。他把身體抓到流血，不停地覺得熱、冒汗，且焦躁不安。在兩次恐慌發作之間，他覺得自己「感覺就像是僵屍」。他從別處觀察自己，彷彿他所經歷的一切實際上是發生在別人身上。
他在四月收到行政退伍令，只差十天，就有資格領取全額福利。
大約一年後，朱利安來到我的辦公室。我眼前是英挺健壯但是看起來憂鬱消沈的小伙子，他馬上告訴我，離開空軍部隊讓他覺得很糟，因為他原本打算終身服役，而他向來也得到極佳的評價。他表示自己熱愛挑戰與團隊合作，也很懷念軍隊規律的生活。
朱利安出生於波士頓郊區，在五個孩子中排行老二。朱利安的父親因為受不了他母親喜怒無常，在他大約六歲時離家。朱利安和父親相處還算融洽，但他有時會責怪父親為了賺錢只顧努力工作，把情緒不穩的母親丟給他照顧。朱利安的父母或手足都沒有精神疾病史或藥物濫用史。
朱利安在高中時代是很受歡迎的運動員，但儘管他有很多朋友，卻對自己很不滿意。他用飲酒作樂、參加派對來掩飾清寒的家境。朱利安對於他利用人緣和帥氣的外表來吸引許多女生和他上床這件事也感到羞愧，他提到很想打電話給其中幾個女孩子，為自己過去的差勁行為道歉。
他一直很討厭自己的身體，高中時曾使用類固醇讓自己長得更壯，而且幾乎天天吸大麻。他沒有上大學，高中畢業後由於再也無法忍受跟母親同住，大約有一年流落街頭。為了讓生活重回正軌，他選擇從軍。
朱利安六歲那年在天主教會的教義問答課認識了肖利神父。他記得肖利神父把他從班上帶開，讓他進行告解。肖利神父很少穿長袍，朱利安還記得他那件深藍色的燈芯絨長褲。兩人會走進一個大房間，裡頭的椅子面對面擺著，還有一張跪凳。椅子都是紅色的，跪凳上也有紅色絲絨坐墊。兩人一起玩牌，從戰爭遊戲玩到脫衣撲克。他記得後來自己站在房間的鏡子前面，肖利神父叫他彎腰，把手指插入他的肛門。他認為肖利神父應該沒有把陰莖插進他的肛門，但他相信神父好幾次用手指插入。
除了這些回憶以外，他的記憶很不連貫，也很零碎。他會看到肖利的臉孔和一些零星事件的影像閃現：肖利站在浴室門口；肖利跪在地上，用舌頭舔朱利安的「那裡」。但他不記得這些事發生時自己幾歲。他記得神父教他口交，但不記得自己是否真的做過。他記得在教堂發小冊子，然後肖利神父挨著他坐在長木椅上，一隻手撫弄他，另一隻手則把朱利安的手抓過來放在自己身上。他還記得大一點的時候，肖利神父會貼近他，撫摸他的陰莖，他很不喜歡這樣，但他不知道怎麼阻止神父，畢竟，他告訴我：「肖利神父是我們社區最接近上帝的人。」
除了這些記憶碎片之外，他被性虐待的痕跡也明顯被活化並重現。他與女友做愛時，腦中有時會忽然闖入神父的影像，他說這時候他就會「沒勁了」。我跟他會談的一個星期前，他女友把手指塞進他嘴巴，開玩笑說：「讓你來口交。」朱利安跳起來大吼：「妳再說一次我就殺了妳！」然後兩人都嚇哭了。之後朱利安再次「癲癇發作」，整個人蜷縮成胎兒的姿勢，像嬰兒般邊抖邊啜泣。當朱利安對我描述這件事的時候，看起來既弱小又驚恐。
朱利安的心情擺盪不定，有時憐憫肖利神父的衰老，有時只想「把他帶去某個房間殺死他」。他也一再說自己深感羞恥，難以承認自己無法保護自己，「沒有人可以亂搞我，現在我卻得告訴你這些鳥事。」他的自我意象是強壯、堅韌的朱利安。
我們該如何理解朱利安的故事？他失去記憶這麼多年，後來卻出現零碎且令人不安的影像、劇烈的生理症狀和突然的舊事重演？身為治療創傷受害者的治療師，我最在意的不是去裁定他們究竟發生過什麼事，而是幫助他們跟自己經驗到的感覺、情緒和反應共處，不再被這些挾持。當談到誰是罪魁禍首時，個案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通常就是自責。他們要學習接受創傷並不是他們的錯，並非因為他們有某些缺陷所造成，這些事根本不應該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然而一旦涉及司法，確認罪責以及證據能否採納就成為首要之務。我之前曾評估過十二個人，他們小時候住在佛蒙特州伯靈頓一所天主教孤兒院，那時都受過殘酷的虐待。四十多年之後，他們（還有許多原告）挺身而出，雖然在第一次提出訴訟之前彼此不曾聯絡，但受虐的記憶卻驚人地相似：他們都指出同樣的名字，以及每個修女或神父犯下的具體虐待事例，在同樣的房間有同樣的家具，是同樣的日常作息的一部分。後來他們大部分都接受佛蒙特教區提出的庭外和解。
案件在送交司法審判之前，法官會舉行道伯特聽證會，以制定呈送給陪審團的專家證詞的標準。在一九九六年的一個案例，我說服了波士頓巡迴上訴法院的一位法庭法官，讓他知道受創者經常會喪失相關事件的所有記憶，很久以後才會漸漸在各個零碎的片斷中拾回記憶。同樣的標準也適用於朱利安的案子，儘管我交給他的律師的報告內容依然列為保密，但那是根據數十年的臨床經驗和針對創傷記憶所做的研究，也包含現代精神醫學幾位偉大先驅努力的結晶。
● 正常記憶與創傷記憶
大家都知道記憶是多麼撲朔迷離。我們描述的往事會改變，也會時常修正和更新。每當我和兄弟姊妹聊起小時候的事，最後總覺得我們好像在不同的家庭中長大──很多記憶根本互不相符。這些自傳式的記憶並非精確地反映事實，而是在傳達我們自己對過去經驗的看法。
「格蘭特成人發展研究」清楚闡明了人類心智會改寫記憶的獨特能力， 該研究系統化地追蹤哈佛大學超過兩百名大二學生的身心健康狀況，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四年一直進行到現在。2當然，研究的設計者沒有料到多數研究參與者後來會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我們現在卻得以追溯他們戰時記憶的演變。他們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接受詳細訪談，談戰爭經驗，之後在一九八九或一九九○年進行第二次訪談。在過了四十五年之後，絕大多數日後描述的內容跟戰爭剛結束時的訪談紀錄有天壤之別──隨著時間流逝，戰爭事件已褪去強烈的恐怖色彩。但是後來發展出創傷後壓力症的受創者並沒有修改描述，他們的記憶自戰爭結束後原封不動保存了四十五年。
我們是否記得某個特定事件，以及我們對該事件的記憶有多精確，主要取決於該事件對我們個人的意義有多重大，以及當時我們的情緒有多強烈，而關鍵在我們的生理激發程度。我們都對某些人、某幾首歌、某些氣味或地點記得特別久，我們大多數也都清楚記得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當天自己身在何處、看見了什麼，但只有少數人會特別記得九月十日發生過什麼事。
大部分的日常經驗很快就會被淹沒和遺忘。平常的日子裡，我們晚上回到家並沒有什麼特別要講的事。人類的心智是按照基模或地圖來運作，落在既定模式之外的偶發事件最有可能吸引我們的注意。如果我們加薪了，或是朋友講起什麼令人振奮的消息，我們至少會有一段時間記得那時的細節。我們對於羞辱和傷害記得最深，為了抵禦潛在威脅而分泌的腎上腺素會將這些事件銘刻在我們心中，即使我們漸漸忘記對方說了什麼，還是會繼續厭惡說出這些話的人。
如果我們目睹可怕的事件，例如看到一個小孩或朋友在意外中受傷，我們會長時間保留那份強烈、完整的記憶，內容也大致很準確。詹姆士．麥高和他的同事指出，我們分泌的腎上腺素愈多，記憶就會愈清晰明確。3但這句話只有在某個範圍內才正確，若是遇到極為恐怖的事，尤其是「無法逃脫的驚嚇」造成的恐懼，腎上腺素系統就會因負荷過重而崩潰瓦解。
當然，我們無法在創傷發生的當下監控大腦發生了什麼事，但我們可以在實驗室中再度活化創傷，就像第三章和第四章提到的腦部掃瞄。當原始聲音、影像和感覺的創傷記憶痕跡被重新活化時，我們的大腦額葉會暫停運作，停工的區域包括負責將感覺轉化成文字的腦區、4產生時間定向感的腦區，以及負責整合原始感覺訊息的視丘。這時不受意識控制也無法以言語表達的情緒腦（邊緣區域和腦幹）開始接手，透過情緒的激發、身體的生理機能和肌肉的動作等的改變，來表達自身的活化程度出現變化。正常情況下，理性與情緒性的記憶系統會相互協調，產生整合過的反應。但情緒腦的高度喚起不僅改變這二者的平衡，也阻斷跟其他腦區的聯繫，包括海馬迴和視丘，而這些腦區的工作正是適當地儲存和整合輸入的訊息。 5因此創傷經驗的印痕不會被組織成連貫又有邏輯的敘事，而是零碎的感受和情緒痕跡，像是影像、聲音及身體感覺等。6因此朱利安會看見張開雙臂的身影、教堂的長木椅、跪凳和脫衣撲克遊戲，他的陰莖有被觸摸的感覺，且有引起恐慌的懼怕感，但他能述說的故事情節卻相當少。
● 揭開創傷的祕密
十九世紀晚期，醫學界首次針對精神問題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創傷記憶的本質便是其中一個討論的重點。那時法國和英國都有大量的研究在探討一種名叫「鐵路脊椎」的症候群，這是一種鐵路事故發生後出現的心理現象，症狀包括喪失記憶等。
但最大的進展則是針對歇斯底里症的研究，這種精神病症的特點包括情緒爆發、容易被暗示影響、無法單從解剖學解釋的肌肉痙攣與癱瘓。7歇斯底里症一度被視為情緒不穩或詐病女性所受的折磨（「歇斯底里」的希臘字源就是子宮），現在則成為窺視心智與身體祕密的一扇窗。神經學與精神醫學領域有幾位最偉大的先驅，包括尚馬丁．夏爾科、皮耶．賈內和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他們的大名都與一個發現有關：創傷是歇斯底里症的根源，特別是童年性虐待造成的創傷。8這些早年的研究者視創傷記憶為「致病的祕密」9或「心理寄生蟲」，10受創者亟欲忘記發生過的事，但記憶卻不斷闖入意識層面，將他們困在不斷更新的存在主義式的恐懼中。11
法國對研究歇斯底里症特別有興趣，毫不令人意外，主要原因就與當時的政治有關。公認為神經學之父的尚馬丁．夏爾科在政界也相當活躍，許多神經疾病是依據他的幾個門生的姓名（像是吉勒斯．妥瑞）來命名。一八七○年法皇拿破崙三世被罷黜後，保皇派（神職人員支持的守舊勢力）和羽翼未豐的法蘭西共和國擁護者展開激烈鬥爭，後者提倡科學與非宗教的民主政治。夏爾科相信女性在這場對抗中會是關鍵因素，而他對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為魔鬼附身、巫術、驅魔和宗教入迷出神等現象提供了科學的解釋」。12
夏爾科一絲不茍地研究男性、女性歇斯底里症的生理學和神經學關聯，這些研究都強調記憶的體現及語言的喪失。例如他在一八八九年發表的病患勒羅格的個案研究。勒羅格因為一起馬車交通事故而雙腳癱瘓，雖然他當場摔倒在地且失去意識，但雙腳看起來並未受傷，也沒有任何神經學症狀能指出他的癱瘓是生理因素所致。夏爾科發現，勒羅格在昏倒前看見車輪朝他疾駛而來，並堅信自己會被碾過。他寫道：「病患……沒有保存任何記憶，針對這起事故向他提出的問題都得不到回答，他什麼都不記得，或幾乎一無所知。」13勒羅格就像在薩爾佩特里厄爾醫院的許多病患一樣，用身體表達自己的經驗：他不記得這起意外事故，卻發展出雙腳癱瘓的症狀。14
但我認為這段歷史真正的英雄應該是皮耶．賈內，他協助夏爾科在薩爾佩特里厄爾醫院建立了一個專門研究歇斯底里症的實驗室。一八八九年，也就是艾菲爾鐵塔落成的那一年，賈內發表了第一本描述創傷壓力的科學著作《心理自動性》。15賈內提到的病症，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症，皆源自「激烈情緒」或強烈的情緒喚起。這本專著解釋人在遭遇創傷後會自動持續重複與該創傷有關的動作、情緒和感覺。夏爾科主要關注的是測量和記錄病患的身體症狀，賈內則花費無數小時與病患交談，試圖找出他們的心智究竟出了什麼事。此外，夏爾科把研究焦點放在了解歇斯底里症的現象，賈內則是首位以治療病患為目標的臨床專家，我也因此仔細研讀他撰寫的個案報告，而他也是我最重要的老師之一。16
● 失憶、解離與重演
賈內最早指出「敘事記憶」（個體描述的創傷故事）與創傷記憶之間的差距。他的個案報告中有一篇依瑞妮的故事，這名年輕女子在母親死於肺結核後住院治療。17在照顧母親的那幾個月，依瑞妮同時也得外出賺錢養活酗酒的父親，並支付母親的醫療費用。母親去世時，因壓力和睡眠不足而筋疲力竭的她為了讓母親的遺體活過來，一連數小時呼喚母親、把藥物灌進母親的喉嚨，母親那冰冷的遺體還一度摔落床下，掉在酒醉倒地的父親旁邊。後來姨母趕來開始準備喪禮，依瑞妮依舊否認母親已經逝世，在旁人的勸說下才願意參加喪禮，卻在喪禮中一直大笑。幾星期後，她被送到薩爾佩特里厄爾醫院，由賈內負責治療。
依瑞妮不僅不記得母親過世，還有其他的症狀：每星期有幾次她會恍惚地盯著一張空床看，完全無視身邊發生的事，接著她開始照顧某個不存在的人。她鉅細靡遺地重演母親過世的細節，卻不記得母親已經過世。
受創者記得太少，卻又記得太多。對於母親的死，依瑞妮一方面沒有清明的記憶，無法描述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她被迫用身體不斷重演母親去世的情節。賈內用「自動症」來描述她非自願和無意識的行為本質。
賈內主要用催眠來為依瑞妮進行數個月的治療，當最後他再次問起她母親去世的事，她開始哭訴：「不要提醒我這些可怕的事……我母親已經死了，我父親是酒鬼，他一直都是……我得整晚顧著她死去的屍體。我做了很多傻事，希望讓她復活……到早上我就神智不清了。」她不但能夠說出整個事件，感受能力也恢復了。她說：「我覺得很難過，心灰意冷。」賈內認為她此時的記憶伴隨著應該出現的情緒，才是「完整」的記憶。
賈內指出一般記憶和創傷記憶截然不同。創傷記憶出現前會有特定的刺激物，在朱利安的案例中，刺激物就是女友的挑逗話，而依瑞妮的刺激物是一張床。當創傷經驗的某個元素被觸發時，其他元素便有可能自動浮現。
創傷記憶並不是濃縮的。依瑞妮花了三至四個小時重演創傷故事，但當她終於能夠說出發生了什麼事時，只講了一分鐘。創傷的演出並沒有什麼功能，相反的，一般記憶則有適應功能。我們的記憶很有彈性，也會被修改成符合某個情境。一般記憶本質上是社會化的，我們為了某個目的而說出某個故事。依瑞妮說出故事，是為了獲得醫師的幫助與安慰，朱利安則是為了讓我跟他一同尋求正義和報復。但創傷記憶中沒有社會化的成分，朱利安因女友的言辭而爆發的狂怒並無實用目的。創傷重演的內容都凍結在時間，原封不動，而且始終都是些孤獨、羞愧和疏離的經驗。
賈內發明「解離」這個詞彙，用來描述他在病患身上看到的現象：記憶痕跡的斷裂和孤立。他也預知了病患為了壓抑創傷記憶所付出的昂貴代價。他後來寫道，當病患與創傷經驗解離時，就會「依附在一道無法克服的阻礙上」18，「他們無法整合創傷記憶，似乎也失去吸收新經驗的能力……彷彿他們的人格已經明顯地停留在某個點上，無法再藉由增加或吸收新元素擴大。」19他認為，除非病患能意識到這些斷裂的元素，並將它們整合成一個發生在過去而在此刻已經結束的故事，否則他們的個人功能和專業功能就會緩慢衰退。他提出的現象已在當代研究獲得豐富的佐證。20
賈內發現記憶的扭曲與改變雖然很常見，但創傷後壓力症患者卻無法將實際事件（創傷記憶的來源）拋諸腦後。解離導致創傷無法被整合進不斷改變的、凝聚而成的自傳式記憶，於是就出現雙重記憶系統。正常的記憶透過複雜的聯結過程，將每個經驗的所有元素整合成不斷改變的自我經驗。我們可以想像成一個密集、有彈性的網絡，每個元素對彼此都會產生微妙的影響。但是在朱利安的案例中，這些創傷的感覺、想法和情緒分別被儲存成一段段凍結的、難以理解的碎片。創傷後壓力症患者的問題如果是解離，治療的目標就是形成聯結：將這些切碎的創傷元素整合成持續進行的生命故事，那麼，患者便能夠區辨「那是當時的事，這是現在的事。」
● 「談話治療」的起源
精神分析理論誕生於薩爾佩特里厄爾醫院的病房。一八八五年，佛洛伊德前往巴黎跟夏爾科共事，並將長子命名為尚馬丁，以向夏爾科致敬。一八九三年，佛洛伊德跟他的維也納籍老師約瑟夫．布雷爾在一篇探討歇斯底里症成因的卓越論文中引用夏爾科和賈內的論點。「歇斯底里症主要的病因在於記憶」，他們如此聲稱，然後又提到這些記憶並不像正常記憶那樣有個「消逝過程」，而是會「以驚人的鮮明度持續存在很長的時間」。受創者也無法控制這些記憶何時會浮現：「我們必須……提及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就是這些記憶不同於病患過往生活的其他記憶，不受病患的支配。相反的，這些經驗完全不存在於病患正常精神狀態時的記憶中，或只會以極概括的形式出現。」21（引文中的粗體處皆為布雷爾及佛洛伊德的標注。）
布雷爾和佛洛伊德相信創傷記憶不存在於正常意識中，是因為「情境不允許某個反應出現」，或者因為創傷記憶發生時，他們正處於「強烈、使人無法行動的情緒中，例如驚恐。」一八九六年，佛洛伊德大膽宣稱：「歇斯底里症的根本原因是童年受成年人性引誘。」22然而，鑒於虐待事件在維也納的上流家庭中極為常見，其中一椿更牽連到他的父親，他很快就放棄這個論述，而精神分析學也轉而強調潛意識的願望和幻想，但他偶爾還是會承認性虐待的真實影響。23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再次因戰場精神官能症而與佛洛伊德的理論相遇，佛洛伊德強調，缺乏語文性記憶是創傷經驗的核心，一個人若失去記憶，就很可能會用行動重演：「患者用動作而非記憶重演創傷，他無意識地一再重複此事，而我們到最後終於了解這就是他記憶的方法。」24
布雷爾和佛洛伊德這篇一八九三年的論文為我們留下不朽的遺產，即今日所謂的「談話治療」：「起初我們非常驚訝地發現，當我們成功地揭露相關事件的記憶、引發伴隨記憶的情緒，並且讓患者盡可能地用言語詳細描述該事件的細節和影響，那些個別的歇斯底里症狀就會立刻、永遠消失（粗體字為原文標注）。但是不帶情緒的回憶幾乎總是毫無效果。」
他們解釋說，除非對創傷事件產生「積極有力的反應」，否則情感「依然附著於記憶」而無法宣洩。這個反應可以藉由一個動作來釋放，即「從淚水到報復行動」。「而語言是行動的替代品，藉著語言的協助，情感也能同樣有效地被『發洩出來』。」他們的結論是：「現在就能理解，我們在這些篇幅中描述的心理治療程序為何會有療效。這個治療程序讓一股運作的力量得以結束……這股力量沒有在第一時間〔意即創傷發生時〕宣洩，我們讓被阻斷的情感透過語言找到出口，並且將它帶到正常意識中，使它能被經驗的聯結修正。」
儘管精神分析理論在現代已黯然失色，「談話治療」卻繼續存在。心理師普遍認為鉅細靡遺地描述創傷故事有助於將之拋諸腦後，而目前全世界心理學研究所課程中的認知行為治療，也都以此為基本前提。
雖然診斷標籤已有改變，我們依舊看到與夏爾科、賈內和佛洛伊德當年描述的類似病患。一九八六年，我和同事寫了一名女性患者的案例報告，一九四二年波士頓椰林夜總會發生火災時，她就在裡面賣香菸。25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她每年都在火災地點幾條街外的紐柏麗街重演當年逃生的那一幕，於是她被送醫治療，得到思覺失調症或雙相情緒障礙症之類的診斷。一九八九年，我提出一名越戰退伍軍人的個案報告，這位軍人每年固定在一個同袍的忌日演出「持械搶劫」，26把手插入褲袋宣稱手上有一把槍，命令店員把收銀機裡的錢全部拿出來，然後讓店員有充足的時間通報警方。直到法官將他轉介給我治療，他這種「借助警員之手自殺」的潛意識企圖才終止。我們處理了他對戰友喪命的愧疚感，之後他就不再重演這些動作。
這類事件引發一個關鍵問題：既然人類是重演創傷而非記得創傷，那麼，醫師、警察或社工如何看出一個人正在為創傷壓力所苦？病患自己如何辨識這些行為的源由？他們的過往經歷若沒人知道，就很可能被貼上發瘋的標籤，或被當作罪犯來懲治，而得不到幫助去統整創傷經驗。
● 受審判的創傷記憶
至少有二十多個男性宣稱曾受波爾．肖利猥褻，其中大多數人跟波士頓大主教區達成民事和解。朱利安是唯一被要求出庭指證肖利的受害者。二○○五年二月，這個前神父因兩起強暴兒童及兩起攻擊和毆打兒童的犯行而被判有罪，處以十二到十五年的刑期。
二○○七年，肖利的律師羅伯．蕭提出上訴，要求重審。他表示肖利的定罪純屬司法失當，試圖主張「被壓抑的記憶」並不普遍為科學界所接受，之前的判決是根據「垃圾科學」，而且在那次審判之前並沒有充分證據支持被壓抑記憶的科學地位。原審法官駁回他的上訴，但兩年後麻薩諸塞州最高法院採納了。美國各地和八個國家有將近百位重量級精神科醫師和心理學家共同簽署一份法庭之友意見陳述，[1]聲明「被壓抑的記憶」從未被證實存在、不應被採納作為證據。但是法院在二○一○年一月十日一致同意維持肖利的原判，並發表聲明：「簡言之，一個人可能經歷解離性失憶症，此理論並不因缺少科學試驗而變得不可信，上述發現可由紀錄中得到支持……針對解離性失憶症，採用專家證詞絕非濫用裁量權。」
下一章我將更詳細介紹記憶和遺忘，並說明被壓抑的記憶如何從佛洛伊德時期開始持續辯論至今。
1. 法庭之友制度最早源自於古羅馬法，意即由外界針對法院所不能理解的議題提供意見。現今演變為向法庭陳述特定見解或觀點，使外界能在法院作決定時充分表達不同的意見。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