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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何干？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兒童性虐待的發生、恫嚇、污名化、孤立、無助與自責，都仗恃著一項駭人事實……『別擔心這種事，那不可能發生在我們家。』『你怎麼會想得出這麼可怕的事？』『以後不准再講任何一句這樣的話！』一般的孩子絕對不會再問，也絕對不會再提。
──羅蘭．薩密特，《兒童性虐待適應症候群》
我們該如何去思考像瑪莉琳、瑪麗以及凱西這樣的人？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幫助她們？我們定義她們問題的方式、診斷，將會決定我們如何治療她們。這樣的病患在精神醫療過程中通常會得到五、六種診斷。如果醫師特別注意到她們情緒的起伏，就會認為她們有雙相情緒障礙，並且開出鋰鹽或丙戊酸的處方。如果醫療人員對她們的絕望印象深刻，就會告知她們罹患了重度憂鬱，然後開出抗鬱劑。如果醫師專注於她們心神不定、缺乏注意力，可能會把她們歸類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以利他能或其他中樞神經興奮劑來治療。臨床工作人員若恰好問起創傷史，而病患也願意提供相關訊息，就可能會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這些診斷沒有一個是完全錯誤，但也沒有一個能針對「病患是誰、受了什麼苦」展開有意義的描述。
作為醫學的專業領域，精神醫學一心想要像定義胰臟癌或肺部鏈球菌感染那樣精準地定義精神疾病。然而心智、大腦和人類依附系統是如此複雜，我們距離想達到的精確程度還相當遙遠。目前若要了解一個人的「問題」出在哪裡，主要取決於執業醫師的思維模式（以及保險公司的給付），而不是那些可被驗證的、客觀的事實。
一九八○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了官方精神疾病列表，即《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首次認真嘗試製作系統化的精神疾病診斷手冊。第三版的序文中，明確警告手冊中的分類不夠精確，因此不適用於司法或保險目的。儘管如此，這本手冊仍逐漸成為掌握大權的工具：保險公司需要手冊上的診斷才能申請理賠，直到現在研究仍需採用手冊上的診斷才能獲得研究經費，學術計畫也依據手冊上的類別來組織。診斷標籤很快地蔓延到大眾文化，幾百萬人知道芝加哥黑幫老大托尼罹患恐慌症和憂鬱症、電視劇《反恐危機》中的凱莉．麥迪遜則有雙相情緒障礙症。這本診斷手冊已經變成虛擬企業，為美國精神醫學學會賺進超過一百萬美元。1問題是：手冊是否也為原本該服務的病患帶來同等的利益？
精神疾病的診斷會帶來嚴重後果：診斷決定治療，而錯誤的治療可能造成悲慘的影響，且診斷標籤有可能緊跟著病患一輩子，嚴重影響病患對自己的看法。我遇過數不清的患者跟我說他們「是」雙相情緒障礙症或邊緣人格，或「有」創傷後壓力症，彷彿他們已被判在某個地牢裡度過餘生，就像《基度山恩仇記》裡的伯爵一樣。
這些診斷完全沒有考量到許多病患發展出的獨特才能，或為了生存而激發出來的開創性能量。太多時候診斷只是症狀的查核表，而瑪莉琳、凱西或瑪麗這樣的病患就很可能被視為需要矯治的失控女性。
字典對於「診斷」一詞的定義是「一．藉由評估病史、檢查和檢視生化數值，確認或決定一個疾病或損害的本質及成因的行動或過程。二．由該評估過程獲得的意見或看法。」2我將於本章和第十章探討官方診斷與病患真實痛苦之間的鴻溝，也會討論我和同事如何努力扭轉長期創傷史的病患診斷方式。
一九八五年，我開始與精神醫學專家茱蒂斯．赫曼合作，那時她的第一本著作《父女亂倫》剛出版。我們同樣在劍橋醫院（哈佛大學的教學醫院）服務，也都對創傷如何影響患者的生活感興趣，因此開始定期討論、交換想法。我們震驚地聽到許多被診斷為邊緣型人格障礙症的患者都有駭人的童年往事，這種障礙症的特點是強烈又不穩定的人際關係、極端的情緒起伏和自毀行為，包括自殘與反覆的自殺企圖。為了解開童年創傷與邊緣型人格障礙症之間是否真有關聯，我們寫了正式的科學研究計劃，並向國家衛生研究院申請經費補助，但被拒絕了。
我和茱蒂斯不屈不撓，決定自己籌措費用，還找來劍橋醫院的研究主任克里斯．佩里加入。克里斯得到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的經費，在劍橋醫院招募病患來研究邊緣型人格障礙症和其他類似的人格障礙症。他從這些病患身上收集到大量寶貴的資料，但沒有詢問病患童年是否受虐或被忽視。他雖然毫不掩飾對我們這個研究計畫的懷疑，仍大方安排我們訪談五十五個門診病患，也同意將我們的發現與他收集到的大量資料記錄進行比對。
我和茱蒂斯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取得創傷史？你不可能劈頭就問病人：「你小時後被猥褻過嗎？」或是：「你父親會毒打你嗎？」有誰會信任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並透露這種私密的事？鑒於病患會以自己經歷過的創傷為恥，我們設計了「創傷前置事件問卷」作為訪談工具。3問卷一開始都是一些簡單的問題，例如：「你現在住哪裡？與誰同住？」「誰負責生活開銷？誰負責煮飯、打掃這類的家庭事務？」然後漸漸是能揭露較多真相的問題，例如：「當你生病時，誰會去幫你買東西或帶你去看醫生？」這表示我們想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你會依賴誰。又如：「你心情低落時都跟誰講話？」意即誰提供你情緒和實質的支持？有些病患給我們很驚人的回答，包括「我的小狗」、「我的治療師」，或是「沒有人」。
接著，我們會針對病患的童年提出類似問題：家裡有哪些人同住？你們多久搬家一次？誰是你的主要照顧者？許多病患提到因為經常搬家而必須在學期中轉學。有些主要照顧者入了獄、被送到精神醫院，或者從軍。也有人住過好幾個寄養家庭，或輪流住在不同的親戚家中。
問卷的下一個部分是關於童年的人際關係：「家裡誰跟你感情最好？」「誰對待你最特別？」之後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而且據我所知，從未有任何研究提到過：「在成長過程中誰讓你感到安全？」我們訪談的病患中，有四分之一想不出任何一個人，我們默默地在問卷上勾選「沒有人」，不作任何評論，但我們都相當吃驚。想像一個孩子，沒有安全感的來源，不被保護，也不被關注，獨自走進這個世界。
問卷接著會問：「在家誰定規矩和執行管教？」「如何讓小孩子聽話，是規勸、責罵、打屁股、揍人，還是鎖起來？」「父母如何解決彼此的衝突？」此時患者心中的閘門通常已經打開，許多人會自發性地說出童年的詳細情形。一個女士曾目睹妹妹被強暴。另一個說她八歲就有第一次性經驗，對象是她祖父。男病患或女病患都提到晚上清醒地躺在床上，聽到家具被砸、父母大聲吼叫的聲音。一個年輕男士說他曾下樓走到廚房，發現母親躺在血泊中。幾個人提到小學放學等不到家人來接，或是回到家發現空無一人，獨自度過整夜。一個擔任廚師的女士說，自從母親吸毒入獄後，她就學著幫全家準備三餐。還有一個女士在九歲時曾抓緊汽車方向盤好穩住車子，因為她醉醺醺的母親在尖峰時段不慎開上四線道高速公路。
這些病患無法選擇跑掉或逃走，無人可求助也無處可躲藏，但得設法處理恐懼和絕望。他們可能隔天仍然正常上學，還要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我和茱蒂斯於是明白，邊緣型人格障礙的問題──解離、死命抓緊願意提供協助的人，很可能是病患小時候就開始採取的方式，用來處理強烈的情緒和無法逃避的殘暴。
訪談結束後，我和茱蒂斯會將病患的回答編碼，也就是轉換成電腦可以分析的數字，然後克里斯再拿他存在哈佛電腦主機中的大量資料來比對。四月的一個星期六早上，克里斯留言要我們去他的辦公室一趟，我們在那裡發現一大疊列印資料，克里斯在最上面放了一張蓋瑞．拉森的漫畫，畫中是一群研究海豚的科學家對著「那些奇怪的『阿 布拉嘶 伊斯巴 弄』叫聲」，一臉困惑的樣子。這些資料說服了他：唯有理解創傷和虐待的語言，才能真正理解邊緣型人格障礙。
這個研究後來發表在《美國精神醫學期刊》，我們指出劍橋醫院診斷為邊緣型人格障礙的患者當中，八十一％曾遭受嚴重的童年虐待和（或）忽視，且大部分發生在七歲以前。4這個發現極為重要，表示虐待造成的影響至少有部分取決於事件開始的年齡。馬丁．泰契爾後來在麥克萊恩醫院進行的研究顯示，不同的虐待形式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不同的腦區造成不同的影響。5儘管後來許多研究也得到同樣的結論，6但我依然不斷在待審的科學論文中看到「研究假設邊緣型人格障礙患者可能有童年創傷史」這樣的句子，要到什麼時候，「假設」才會變成有科學證據的事實呢？
我們的研究清楚支持約翰．鮑比的結論：
當兒童持續感到憤怒或內疚，或者長期恐懼被拋棄，他們都是如實得到這類感受。那是過去的經驗所造成的。例如當兒童害怕被拋棄時，那並不是在反制內在的殺人衝動，而是因為他們在身體或心理上曾被拋棄，或一再受到被拋棄的威脅。若兒童總是滿腔怒火，那是因為他們曾被拒絕或嚴厲對待。當兒童因憤怒而經歷激烈的內在衝突時，可能是曾被禁止表達那些感覺，或因表達那些情緒而面臨危險。
鮑比注意到，兒童如果必須否認自己的強烈感受，就會產生嚴重問題，包括「長期不信任別人、好奇心被抑制、不相信自己的感覺、傾向認為一切都不真實」。7稍後我們就會看到，這些問題對於治療有重要的意義。
這個研究讓我們想得更深，跳脫了特定駭人事件的影響（這是創傷後壓力症診斷的重點），而開始關注照顧關係中殘忍與忽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這也指出另一個關鍵問題：對於這些曾經受虐，特別是長期有自殺意念且蓄意傷害自己的人，什麼樣的治療才有效？
我在受訓期間曾經一連三晚都在凌晨三點多被喚醒，去幫同一個女士縫合傷口。她只要拿到尖銳的物品，就會往自己的脖子上割。她甚至帶點得意地告訴我，割傷自己會讓她好過一些。從那時起，我就不斷在心裡問為什麼，為什麼有些人心情不好時會打三盤網球，或喝一杯不摻水的馬丁尼酒，有人卻用刀片劃自己的手？我們的研究顯示，童年的性虐待或身體虐待是反覆出現自殺企圖或自殘行為的強力預測因子。8我懷疑這些人在年紀非常小的時候就已經有自殺念頭，也懷疑他們是否藉著尋死或傷害自己來獲得解脫與慰藉。傷害自己一開始會不會是孤注一擲的嘗試，只為了得到一些控制感？
克里斯．佩里的資料庫有醫院門診部追蹤每位病患的資料，包括自殺傾向和自毀行為的紀錄。這些資料顯示大約三分之二的病患在治療三年後都有顯著的改善，但我們想要了解是哪些人能從治療得到幫助、哪些人持續有自殺和自毀的念頭？我們比對病患後續的表現跟病患在「創傷前置事件問卷」上的回答，找到一些答案。持續有自毀傾向的病患提到，他們不記得小時候有誰讓他們感到安全，也提到曾被拋棄、換過一個又一個住所，而且通常必須自立更生。
我的結論是，如果你記得在很久以前曾有某人讓你覺得安全，到了成年時，這些早年情感的痕跡會在同調關係（無論是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或是良好的治療關係）中重新活化。但如果你缺乏被愛與安全的深刻記憶，那麼你大腦中回應人性良善的接受器可能就不會發展。9若是這樣，人們該如何學習讓自己平靜下來，感覺自己深深紮在身體裡？這同樣對治療有重要意義，我會在第五部談到治療時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的研究也證實，受創者中有一群人的情形跟戰場士兵及意外倖存者有天壤之別，但創傷後壓力症的診斷卻是依據退伍軍人和意外倖存者而設計。瑪莉琳、凱西以及我和茱蒂斯研究過的病患，還有第七章中麻省精神衛生中心門診的孩子們，這些人未必記得自己的創傷（記得創傷是創傷後壓力症的診斷準則之一）或至少沒有受虐的特定記憶縈繞心頭，可是卻持續表現得彷彿仍在危險之中。他們會有各種極端行為，很難專注在一件事情上，而且會一直猛烈抨擊別人和自己。他們的問題某種程度上跟戰場士兵一樣，但有一點非常不同：他們因為童年創傷而無法發展某些心智能力，而成年士兵在創傷發生前則擁有這些能力。
了解這一點之後，我們一群人10去找羅伯．史畢哲，他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的工作小組主持人，當時正在修訂這本手冊。他仔細聽取我們所說的內容，告訴我們，把時間花在治療一群特定病患的醫生，也許能發展出相當的專業來了解是什麼讓病患受苦。他建議我們進行田野試驗，比較不同類型受創者的問題。11史畢哲要我負責這個計畫，我們首先發展出一個評量表，納入文獻中提過的各種創傷症狀，然後我們訪談全國五個地點的五二五個成年病患，試圖了解不同族群是否會遭遇不同的問題組合。我們將受訪者分為三組：第一組在童年曾被照顧者施以身體虐待或性虐待，第二組在近期內曾遭受家庭暴力，第三組則在近期內經歷過天災。
這三組人有非常明顯的差異，尤其是在光譜兩端，也就是童年受到虐待和天災後倖存的成年人。童年曾經受虐的成人往往很難專注，一直感到緊張不安，且充滿自我厭惡，也幾乎無法處理親密關係，經常從盲目、高風險、得不到滿足的性關係轉變成徹底關閉性慾。他們的記憶也有很大的斷層，並且常有自毀行為和一大堆生理狀況。然而這些症狀在天災倖存者身上相當少見。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每個主要診斷都有一個工作小組負責提出新版本的修訂建議，我將這份田野試驗的結果交給第四版的創傷後壓力症工作小組，當時以十九票對兩票，決議為人際創傷的受害者新增一個創傷類別的診斷：「極端壓力疾患，非特定型」，或稱「複雜型創傷後壓力症」。12、13接著我們就殷切期盼一九九四年五月第四版的發行，但很意外，這個當初獲得工作小組壓倒性贊成的診斷，最後沒有出現在新版的手冊中，也沒有人向我們團隊徵詢意見。
這是很可悲的排除，表示有多數病患無法得到正確的診斷，而由於醫生無法為不存在的病症發展治療方法，因此臨床工作者和研究人員也無法基於科學實證為這些病患發展出適合的治療方式。缺乏診斷使得治療師面臨嚴重的困境：病患面對的是虐待、背叛和遺棄造成的影響，但我們被迫要給出憂鬱、恐慌、雙相情緒障礙或邊緣型人格障礙這樣的診斷，而這些診斷並不是真的針對他們想解決的問題。
照顧者虐待和忽視造成的後果，比颶風或交通意外事故的影響常見也更複雜，但制定診斷系統的決策者卻決定否認這個事實。《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已經做了四次修訂，但這本手冊和依據此手冊建立的系統依然辜負那些童年受虐與被忽視的受害者，正如一九八○年創傷後壓力症被納入之前，退伍軍人的困境一直被忽視。
一個充滿希望、未來有無限可能的新生嬰兒，為何在三十年後變成酗酒的遊民？如同許多偉大的發現，內科醫師文生．費利帝是在無意間找到問題的答案。
一九八五年，費利帝擔任聖地牙哥凱薩醫療機構預防醫學部主任，當時該部門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醫學篩檢計畫。他也負責肥胖門診，使用一種「補充營養的完全斷食法」，無需手術便可達成大幅減重。有一天，一名廿八歲的護士助理來到他的辦公室，表示肥胖是她最主要的問題。費利帝同意將她加入減重計畫，她也在五十一週內將體重從一百八十五公斤減輕到六十公斤。
但是幾個月後，費利帝發現她體重飆升，超過短時間內生理上合理的復胖程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原來她苗條的身材吸引了一個男同事，這個同事向她調情，暗示想跟她發生性關係，她回家後就開始大吃，不但白天拚命吃，夜裡夢遊時也繼續吃。費利帝深入調查這種極端反應後，她才揭露和祖父曾有一段很長的亂倫史。
這是費利帝行醫廿三年間遇到的第二個亂倫個案，但大約十天後他又聽到一個類似的故事，他和團隊深入探查後震驚地發現，這些病態肥胖的患者大部分曾在童年受到性虐待。他們也揭露一大串其他的家庭問題。
一九九○年，費利帝在亞特蘭大北美肥胖研究學會的研討會上報告這個團隊最初訪談兩百八十六個病患的資料，卻意外受到一些專家的嚴苛回應：你為什麼會相信這些病患？你難道不曉得這些人會為失敗的人生編造藉口？不過有一位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流行病學專家鼓勵他針對全國人口進行更大規模的研究，並邀請他到中心跟一小群研究人員會面。這個研究就是後來相當重要的「負面童年經驗研究」（即著名的ACE 研究），由該中心和凱薩醫療機構合作執行，羅伯．安達醫師和文生．費利帝醫師共同擔任主要研究員。
中心每年安排五萬個以上的病患到凱薩醫療機構進行完整的評估，並填寫一份完整的醫療問卷。費利帝與安達用一年多的時間設計出十個新問題14，內容涵蓋了幾個仔細定義的負面童年經驗類別，包括身體虐待與性虐待、身體忽視與情緒忽視、家庭功能不良（例如父母離婚、有精神疾病、有毒癮或入獄）等。接著他們詢問兩萬五千個連續患者[1]是否願意提供童年事件的資料，有一萬七千四百二十一個病患同意，這些人的資料就會被拿去和凱薩醫療機構所有病患的詳細醫療記錄進行比對。
負面童年經驗研究顯示童年和青少年的創傷生活經驗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常見，研究的參與者大多是中產階級的中年白人，教育程度良好且經濟穩定，足以負擔良好的醫療保險，但這些人當中只有三分之一表示沒有負面童年經驗。
每個「是」都記一分，累加起來最後會得到一個介於零到十的負面童年經驗分數。假設某個人經歷過經常的言語虐待、母親酗酒且父母離婚，負面童年經驗分數就是三分。共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自己曾有負面童年經驗，其中的八七％得到兩分或三分。所有受訪者當中，有六分之一的負面童年經驗分數為四分或更高。
簡而言之，費利帝和他的團隊發現負面經驗是彼此相連的，雖然通常會被分別研究。若你有兄長入獄，家中的其他方面不會全無問題；如果母親經常被打，生活的其他部分也不會平安無事。虐待的發生絕對不會是獨立事件，而且只要多出任何一種負面經驗，日後傷害的程度便會增加。
費利帝和他的團隊發現，童年創傷的影響一開始會在學校呈現出來。負面童年經驗得到四分以上的人，一半以上表示有學習或行為表現上的問題，而零分的人只有三％有此類問題。這些孩子長大後並沒有「脫離」這些早年經驗的影響，費利帝指出：「創傷經驗通常消失在時間中，被羞恥、保密和社會禁忌所掩蓋。」但這份研究顯示創傷的影響遍及病患的成年生活，舉個例子，負面童年經驗高得分就跟較高的曠職率、經濟問題與較低的終身收入有關。
在個人痛苦方面，結果則相當驚人。負面童年經驗分數愈高，成年後長期憂鬱的比率也大幅增加。負面童年經驗得到四分以上的女性和男性，憂鬱盛行率分別是六十六％和三十五％。相對的，負面童年經驗得分為零的人，整體的憂鬱比率只有十二％。這些人使用抗憂鬱藥物或止痛藥的比率也相應增加。費利帝指出，我們現在處理的，可能是五十年前早已發生的事，付出的代價也日漸高昂。抗憂鬱藥物和止痛藥在快速高漲的全國健康照顧支出中占很大的部分。16（諷刺的是，研究顯示未曾遭受虐待或忽視的憂鬱症患者，對於抗憂鬱劑的反應遠勝過有這樣背景的患者。17）
患者自認的自殺未遂也隨著負面童年經驗得分呈指數攀升，從零分到六分，自殺未遂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大約五十倍。人愈感覺孤立、得不到保護，愈有可能認為死是唯一的解脫。當媒體報導某種環境會增加三十％罹患某些癌症的風險，這會成為頭條新聞，但那些更嚴峻的數字卻被人忽略。
這份研究的參與者會在一開始進行醫療評估時被問道：「你曾認為自己酗酒嗎？」負面童年經驗得到四分的人，酗酒可能性是得零分者的七倍。注射毒品的使用情形則呈現指數增加：負面童年經驗六分以上的人，靜脈注射毒品的可能性比零分者高出四十六倍。
女性也被問及長大後是否曾被強暴，負面童年經驗零分者被強暴的比率是五％，而四分以上的人則是三十三％。曾經受虐或被忽視的女性日後為什麼比較可能被強暴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所牽涉的面向遠超過強暴本身，例如許多研究指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若曾目睹家庭暴力，日後自己身處暴力關係的風險就會高出許多；男性若曾目睹家庭暴力，日後對另一半施暴的風險則增加七倍。18超過十二％的研究參與者曾看見自己的母親被毆打。
負面童年經驗得分預測的高風險行為還包括吸菸、肥胖、意外懷孕、多重性伴侶、性病。最後，在重大健康問題上的狀況也相當驚人：負面童年經驗得六分以上的人，罹患美國十大死因的比率是得零分者的十五倍以上，這些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缺血性心臟病，以及肝病等。這些人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兩倍，罹患肺氣腫的可能性則是四倍。持續的壓力讓他們的身體不斷付出代價。
費利帝在十二年之後，又見到當年引發他研究的那位激瘦又暴肥的女士，她說她後來做了縮胃減重手術，但是在瘦了四十三公斤之後卻開始有自殺傾向。為了控制自殺的念頭和行為，她到精神科病房住院治療五次、接受三次電擊治療。費利帝指出，肥胖這個重大的大眾健康問題，或許實際上是許多病患的個人解答。這其中的意涵是：如果錯誤地將某個人的解方當作必須消滅的問題，患者不但極有可能治療失敗（正如戒癮計畫經常發生的情形），還會產生其他問題。
有個強暴的受害女士告訴費利帝：「肥胖讓人看起來沒有吸引力，但那就是我需要的樣子。」19體重同樣也可以保護男性，費利帝想起減重計畫中有兩名州立監獄的警衛，他們減重之後又快速復胖，因為他們覺得在監獄中塊頭最大的傢伙還是安全許多。另一個男病患在父母離異後搬去跟酗酒又暴力的祖父同住，之後就變胖了，他解釋說：「我不是因為肚子餓或其他原因而吃東西，純粹是因為肥胖讓我覺得安全，我從幼稚園開始總是一天到晚被打，但是體重增加之後就再也沒有被打過了。」
負面童年經驗研究團隊的結論是：「雖然大家都知道這些適應性行為（如抽菸、喝酒、吸毒和肥胖）有害健康，但顯然每一種都很難放棄。我們很少考慮到許多長期的健康風險可能在短期對個人有益。我們一再聽到病患談起這些『健康風險』的好處，『問題其實是解方』的概念可想而知會讓許多人困惑，但確實符合一個事實：對立的力量總是在生理系統中共存……人們所看到的、呈現出來的問題，往往只是真實問題的記號，而真正的問題通常被埋藏在時間裡，被病患的羞恥和祕密蓋住，有時是被失憶蓋住，也經常被臨床醫師的不安給蓋住。」
我第一次聽羅伯．安達報告這份負面童年經驗的研究結果時，他邊講邊忍不住流淚。他在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已經做過幾項重大風險研究，包括菸草研究與心血管健康，但當負面童年經驗的研究數據出現在他的電腦螢幕時，他意識到他們無意間發現了全美國最嚴重、代價最昂貴的公衛問題：兒童虐待。他計算過這個問題的總花費將超過癌症或心臟病的花費，而且如果能根絕全美國的兒童虐待問題，憂鬱症比率將可降低一半以上，酗酒問題將減少三分之二，而自殺、注射毒品和家暴問題將可減少四分之三，20解決兒童虐待問題也將大幅提升職場表現，以及大量降低監禁需求。
美國公共衛生署長在一九六四年發表了吸菸與健康的報告，開啟長達數十年的法律和醫學戰役，改變了數百萬人的日常生活和長期健康前景，美國的成人吸菸人口也從一九六五年的四十二％減少到二○一○年的十九％。根據估計，一九七五年到二○○○年之間，死於肺癌的人數減少了將近八十萬人。21
但是負面童年經驗的研究並未帶來同樣的影響，後續的研究和論文依然在世界各地出現，瑪莉琳、各個醫院門診及住院治療中心的孩子，這些人每天面對的真實生活依舊沒變，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現在接受了高劑量的精神藥物治療，藥物讓他們比較聽話，但是也損害他們感受愉悅和好奇的能力、阻礙他們在情緒和智能上的成長發展，使他們難以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一員。
1. 即不刻意挑選病患，避免選擇性偏誤影響研究結果。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