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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的崛起

　

　

在華為總部接受媒體採訪的任正非，剪裁俐落的西裝與長褲、沒扣上的衣領、充滿活力的笑容，讓他看起來跟矽谷的高階主管沒什麼兩樣。某些方面來說，他確實是如此。華為的電信設備（基地台的無線電設備，可在智慧型手機之間傳輸電話、圖像、電郵）構成了全球行動網路的支柱。而且直到最近，華為的智慧型手機部門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機業者之一，在手機銷量上與蘋果及三星不相上下。此外，華為也提供其他類型的科技基礎設施，從海底光纜到雲端運算都有。在許多國家，使用手機一定會用到華為的設備，就好像使用個人電腦很難不碰到微軟產品，或在中國境外上網很難不碰到Google一樣。然而，華為與世界上其他的大型科技公司有一個主要的不同點：華為與美國的國安部門對抗了20年。

美國媒體報導了華為在中國政府的間諜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從那些報紙頭條很容易推論，華為是中國國安機構的附庸。華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1確實有據可查，但那些資料很少解釋華為究竟是如何打造出跨越全球的事業。為了瞭解這家公司的擴張，把華為的發展軌跡與另一家專注於科技的企業集團——韓國三星——拿來比較，可能更有幫助。任正非比三星的李秉喆晚一個世代，但這兩位企業大亨的經營模式很像。李秉喆從販售魚乾起家，靠著三大策略，把三星從一家魚乾貿易商，發展成量產全球最先進處理器與記憶體晶片的科技公司。第一，努力培養政治關係，獲得有利的法規與廉價資本。第二，找出西方與日本率先開發的產品，並學會以同等的品質及更低的成本來生產。第三，不斷追求全球化，不僅要尋找新客戶，也要與全球最好的公司競爭，藉此從中學習。執行這些策略使三星成為全球最大企業之一，營收相當於南韓總GDP的10％。

中國公司也能執行類似的策略嗎？多數的中國科技公司嘗試的做法不同，沒那麼專注在全球上。雖然中國有強大的出口實力，但中國網路公司的獲利幾乎都來自國內市場，它們在國內受到監管與審查機制的保護。騰訊、阿里巴巴、拼多多、美團等公司如果不是因為稱霸了國內市場，就只是無足輕重的公司罷了。中國科技公司走出國門後，往往難以競爭。

相反的，華為從成立之初就積極面對海外競爭。任正非的商業模式與阿里巴巴或騰訊的商業模式有根本上的差異。他借鑒國外首創的概念，以較低的成本來生產優質的版本，然後銷往世界各地，從國際競爭對手的手中搶走國際市占率。這種商業模式使三星的創辦人致富，也讓三星在世界科技生態系統的中心站穩了腳跟。最近以前，華為似乎也是走在同樣的道路上。

華為自1987年創立，其國際導向的定位就顯而易見。任正非在中國南部的貴州省鄉下成長，家人都是高中教師。他入伍當兵以前曾在四川省會重慶受過工程訓練。他描述自己在當兵時是在一家生產2服裝合成纖維的工廠工作。離開軍隊後*1（有些懷疑者懷疑當時的情況，也懷疑他是否真的與軍方完全斷絕了關係），任正非搬到深圳，當時深圳只是一個與香港接壤的小鎮，香港仍由英國統治。在依然貧窮的中國南部沿海，香港有如一個繁榮的小前哨。中國領導人從大約十年前開始實施經濟改革，嘗試讓個人成立民營企業，刺激經濟成長。中國政府挑了幾個城市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就是其一。經濟特區裡取消了限制性法律，並鼓勵外國投資。隨著香港的資金大量流入深圳，以及中國內地有志經商的創業人士紛紛湧入深圳尋求不受監管的自由，深圳因此蓬勃發展了起來。

任正非看到了進口電信交換機的機會（電信交換機是連接通話者的設備）。他以5000美元的創業資金，開始從香港進口這種設備。當香港的合作夥伴發現他靠轉賣那些設備獲利豐厚時，乾脆與他斷絕合作關係，改成自己銷售。於是任正非決定自己生產設備。到了1990年代初期，華為有幾百人從事研發工作，主要是專注於3製造交換設備。從那時起，電信基礎設施與數位基礎設施已經合併。傳輸電話的基地台也可以用來傳輸其他類型的資料。因此，華為的設備如今在全球的資料傳輸中扮演要色，甚至在許多國家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現在，華為與芬蘭的諾基亞及瑞典的愛立信（Ericsson）並列為全球三大基地台設備供應商。

華為的批評者常聲稱，華為的成功是靠竊取智慧財產權而來，但這只有部分屬實。華為坦承過去有過一些侵犯智慧財產權的行為，而且遭到的指控遠不止於此。例如，2003年華為承認公司的某款路由器中有2％的程式碼是直接抄自4美國競爭對手思科（Cisco）。同時，加拿大的報紙亦報導，加國的情報機構認為，加拿大的電信巨擘北電（Nortel）在2000年代曾遭中國政府支持的駭客與間諜活動的侵犯，5據傳華為因此受益。

竊取智慧財產權很可能為華為帶來了好處，但這無法完全解釋它的成功。竊取再多的智慧財產權或商業機密，都不足以打造出像華為那樣龐大的事業。華為開發出高效率的製程，降低了成本，並產出客戶認為優質的產品。與此同時，華為的研發支出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它在研發方面的投入是其他中國科技公司的好幾倍。華為的6年度研發預算約為150億美元，僅少數幾家公司能與之匹敵，包括Google、亞馬遜等科技公司，還有默克（Merck）等製藥公司，以及戴姆勒（Daimler）或福斯汽車（Volkswagen）等汽車製造商。即使考量到華為竊取智慧財產權的紀錄，該公司數十億美元的研發支出也顯示，華為與蘇聯的澤列諾格勒，或許多試圖靠廉價打入晶片業的中國公司所採取的「抄襲」策略是截然不同的。

華為的高層表示，他們之所以投資於研發，是從矽谷學來的。據報導，1997年時任正非帶著一群華為高階主管7到美國參訪，他們參觀了惠普、IBM、貝爾實驗室等公司。他們離開時，不僅認為研發很重要，也相信有效的管理流程也很重要。1999年起，華為聘請IBM的顧問部門來教他們如何像世界級的公司那樣營運。IBM的一名前顧問表示，1999年華為花了5000萬美元的顧問費，當時公司的總營收還不到10億美元。華為一度聘請了100名IBM的員工來改造商業流程。那位IBM的前顧問表示：「工程任務對華為來說並不難，但他們覺得自己在經濟知識與商業知識方面8落後了一百年。」拜IBM與其他的西方顧問所賜，華為學會了管理供應鏈，預測客戶需求，發展出一流的行銷，並把產品銷往全世界。

華為把這些成果與其推崇的軍國主義精神（所謂的「狼性文化」）結合在一起。據《紐約時報》報導，該公司的研究實驗室掛著一幅書法，上面寫著：「犧牲是軍人的最高付出。9勝利是軍人的最大奉獻。」不過在晶片業，任正非的軍國主義思想並不是那麼獨特。葛洛夫寫過一本暢銷書，談無時無刻戰戰兢兢的偏執力有什麼好處。張忠謀也說過，他曾研究二戰中最血腥的史達林格勒戰役（Stalingrad），10從中學習商業啟示。

除了西方的顧問公司，華為也獲得另一個強大體制的幫助，那就是中國政府。華為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分別獲得深圳的地方政府、國有銀行、中央政府的支持。《華爾街日報》統計了中國政府提供的補貼，11總額高達750億美元，形式包括補貼土地、國家擔保的信貸、稅賦減免等等，規模遠大於多數西方公司從祖國政府所獲得的補貼。華為獲得的好處，可能與其他東亞國家的政府扶持重點企業的方式沒多大的差別。

中國政府對這家看似民營企業的支持規模，引發了外界的警覺，尤其是美國。中國領導人確實一直很支持華為的全球擴張。甚至早在1990年代中期，華為的規模還小時，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等中國高官就12曾造訪該公司，並承諾給予支持。吳邦國還與任正非一起出國訪問，協助華為在非洲銷售電信設備。然而，考慮到中國對國際貿易的重商主義態度，以及公私財產之間的模糊界限，外界很難區分這究竟是政府對華為的特別支持，還是只是標準的運作程序。

任正非當初從中國人民解放軍退伍後創辦華為，這中間的轉移過程並不明朗，至今依然令人費解。華為的股權架構複雜又不透明，也引發了合理的質疑。華為的高階主管胡厚崑在接受美國國會的質詢時辯稱，任正非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就像「一些美國企業家是13民主黨或共和黨」一樣。對美國的分析人士來說，這種說法是故意混淆共產黨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然而，外界一直找不到強而有力的證據，無法證實華為是中國政府特地打造出來的。

不過，華為的崛起符合中國政府的利益，因為華為搶了市占率，並把自家設備嵌入世界各地的電信網絡。多年來，即使美國的情報機構發出警訊，華為仍在世界各地迅速擴張。隨著華為的成長，銷售電信設備的老字號西方公司被迫合併或退出市場。例如，加拿大的北電破產了；阿爾卡特—朗訊公司（Alcatel-Lucent，承接AT&T貝爾實驗室的公司）把事業賣給了芬蘭的諾基亞。

華為在事業遍及全球後，野心只增不減。除了提供電話通訊的基礎設施，也開始銷售手機。不久，華為的智慧型手機已暢銷全球，2019年的手機銷量僅次於三星。華為每支手機的獲利仍遠低於三星或蘋果，蘋果的行銷與生態系統使它能夠收取高出許多的價格。然而，華為進軍智慧型手機市場並迅速搶得領先地位的能力，也引起了蘋果與三星的注意。

此外，華為在為自家手機設計一些關鍵晶片方面也有所進步。華為的內部人士指出，2011年3月，日本東海岸發生地震，引發海嘯衝擊時，華為加快了晶片設計的雄心。當全世界把焦點放在遭到海嘯衝擊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時，華為的高層則是擔心那場天災可能威脅到公司的供應鏈。華為和各大電子廠商一樣，自家電信設備與智慧型手機的關鍵元件都依賴日本供應商，所以華為擔心那場災難可能造成很大的供給延誤。最終，華為很幸運，他們的零組件供應商只有很少部分真正面臨長期停產。但華為還是請顧問來研判其供應鏈的風險。顧問的報告指出，華為有兩個關鍵弱點：一是使用Google的Android作業系統，這是非蘋果的智慧型手機都採用的核心軟體；二是每支智慧型手機都需要的半導體供應。

華為找出其產品所需的250種最重要的半導體，並開始14盡量改由內部設計。這些晶片主要是與建立電信基地台的事業有關，但也包括該公司智慧型手機的應用處理器（這些半導體極其複雜，需要最先進的晶片製造技術）。華為就像蘋果及多數頂尖的晶片公司，選擇把這些晶片的製造外包出去，因為晶片的製程頂多只有兩三家公司能夠提供，台灣的台積電是很自然的選擇。

到了2010年代末期，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HiSilicon）已經為智慧型手機設計了一些世界上最複雜的晶片，並15成為台積電的第二大客戶。華為的手機仍需要其他公司的晶片，比如記憶體晶片或多種訊號處理器。但掌握手機處理器的生產，確實是一項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美國對全球獲利最好的晶片設計業，原本擁有近乎壟斷的地位，如今開始受到威脅。這更進一步證明，華為正成功地複製韓國三星或日本索尼幾十年前做過的事：學習生產先進技術，贏得全球市場，投資研發，挑戰美國的科技領先者。此外，隨著下一代電信基礎設施5G的推出，全球將進入運算隨處可見的新時代。華為似乎已經為了這個新時代，做了得天獨厚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