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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得更快？

　

　

2010年，葛洛夫在帕羅奧圖的一家餐廳用餐時，有人介紹他認識三名來矽谷參訪的中國創投業者。他於2005年辭去英特爾的董事長一職，現在只是普通的退休人士。他建立及拯救的公司，如今仍獲利豐厚。即使2008年與2009年矽谷的失業率飆升至9％以上，英特爾依然有獲利。但葛洛夫認為，即使英特爾那麼成功，也不該自滿，他一如既往抱持著危機意識。看到中國的創投業者來帕羅奧圖投資，他不禁納悶：在大規模失業下，矽谷把生產移到海外是明智之舉嗎？

身為逃離納粹與蘇聯軍隊的猶太移民，葛洛夫並非本土主義者。英特爾從世界各地招募工程師，在全球數個大陸設廠。然而，葛洛夫對於把先進製程移到海外感到擔憂。3年前剛上市的iPhone就是這個趨勢的例證，iPhone的零組件很少在美國製造。雖然工作外移是從低技術的工作開始，但葛洛夫認為，無論是半導體還是其他產業，外移都不會止步於此。他擔心電動車所需的鋰電池——儘管美國發明了很多核心技術，但在該領域的市占率很小。他提議的解決方案是：「對生產外移的產品額外課稅。萬一這樣做引發了貿易戰，那就把它當成一般戰爭看待：1為勝利而奮戰。」

許多人把葛洛夫視為過往時代的代表人物。他在一個世代以前創立了英特爾，那個年代網際網路尚未出現。他的公司錯過了行動電話的趨勢，靠x86的壟斷成果維生。在2010年代初期，英特爾仍握有全球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技術，比競爭對手更早推出更小的電晶體，維持著摩爾時代以來一貫的精進步調。然而，英特爾與台積電、三星等競爭對手之間的差距已開始縮小。

此外，採用不同商業模式的其他高科技業者，如今使英特爾的業務黯然失色。2000年代初期，英特爾曾是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之一，如今已被蘋果超越，蘋果新的行動生態系統並不依賴英特爾的晶片。英特爾錯過了網路經濟的崛起。臉書（Facebook）成立於2006年，2010年的臉書市值幾乎是英特爾的一半，不久就會變成英特爾的好幾倍。這家矽谷最大的晶片製造商可能會反駁說，網路上的資料是在其伺服器晶片上處理的，讀取網路資料的個人電腦也是依賴它生產的處理器。然而，生產晶片的利潤還不如在app上銷售廣告。葛洛夫推崇「破壞性創新」，但是到了2010年代，英特爾的事業正遭到破壞。所以，即使他哀嘆蘋果把裝配線外移，大家也把他的話當成耳邊風。

即使是在半導體界，葛洛夫這番充滿危機意識的預言也普遍遭到駁斥。的確，像台積電這樣的新半導體代工廠大多位於海外。然而，外國代工廠生產的晶片，主要是由美國的無晶圓廠公司設計的。此外，他們的晶圓廠裡都是美國製造的設備。自從葛洛夫的第一個雇主快捷半導體在香港開設最早的組裝廠以來，外包到東南亞一直是晶片業商業模式的核心。

但這些論調都無法說服葛洛夫，他宣稱：「放棄今天的『大宗商品』製造，可能會把你排除在明天的新興產業之外。」他指的是電池業。他寫道，美國「30年前停止生產消費電子裝置，失去了電池業的領先地位」。後來，美國錯過了個人電腦的電池，如今在電動車的電池方面又遠遠落後，他於2010年預測：「2我懷疑他們永遠也趕不上。」

即使在半導體業裡，也可以輕易找到反駁這種悲觀看法的論點。相較於1980年代末期日本競爭者在DRAM設計與製造方面痛擊矽谷的情況，如今美國的晶片生態系統看起來更健全。不僅英特爾賺取龐大獲利，許多無晶圓廠的晶片設計公司也是如此。美國的半導體製造設備公司，除了失去先進的微影成像技術以外，在2000年代普遍蓬勃發展。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仍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機台製造商，製造的設備包括在矽晶圓加工過程中在上方沉積化學薄膜的機器。科林研發公司（Lam Research）在矽晶圓蝕刻電路方面擁有世界一流的專業技術。同樣位於矽谷的科磊公司（KLA）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機台，可以在晶圓與微影成像光罩上找出奈米級的誤差。這三家設備製造商正推出能夠以原子尺度沉積、蝕刻、衡量細節的新一代設備，這對製造下一代的晶片非常重要。有幾家日本公司擁有媲美美國設備製造商的一些能力，尤其是東京威力科創公司（Tokyo Electron）。然而，不用一些美國機台的話，基本上不可能製造出先進的晶片。

晶片設計也是如此。2010年代初期，最先進的微處理器在每個晶片上有310億個電晶體。能夠布局這些電晶體的軟體是由益華（Cadence）、新思科技（Synopsys）、明導國際（Mentor）三家美國公司提供，它們囊括了4約四分之三的市場。不使用這些公司的至少一種軟體，就不可能設計出晶片。此外，多數提供晶片設計軟體的小公司也是美國公司，其他國家都無法匹敵。

華爾街的分析師與華府的人士關注矽谷時，看到的是一個獲利豐厚且技術不斷進步的晶片業。當然，如此依賴台灣幾家工廠來製造全球很大一部分的晶片確實有一些風險。1999年，台灣發生了一場5芮氏7.3級的地震，導致全台大部分地區停電，包括兩座核電廠。台積電的晶圓廠也停電了，威脅到該公司的生產與全球許多晶片的產出。

張忠謀很快致電台灣的官員，確保公司能優先獲得電力供應。台積電花了一週的時間，使五座晶圓廠中的四座復工，6第五座的復工時間較長。不過，7中斷的影響有限，消費電子品市場在一個月內就恢復正常了。然而，1999年那場地震只是台灣在二十世紀遭遇的第三強震，未來爆發更強大地震並不難想像。台積電告訴客戶，該公司的設施可承受芮氏9級的強震。自1900年以來，8全球共經歷了五次這種強度的地震。沒有人想驗證台積電對客戶宣稱的說法。不過台積電總是可以說，矽谷就坐落在聖安德列斯斷層上，因此把晶片製造遷回加州也沒有安全多少。

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是，對於半導體技術的海外銷售，美國政府該如何調整它對這些銷售的掌控，因應日益國際化的供應鏈。除了幾家為美國軍方生產專業半導體的小型晶片製造商以外，矽谷巨擘在1990年代與2000年代都縮減了與國防部的關係。1980年代，矽谷的執行長面對日本的競爭時，花了很多時間在國會。現在，他們認為不需要政府的協助了，他們主要關切的是，政府最好能與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定及取消出口管制，不要阻擋他們。華盛頓的許多官員支持晶片業呼籲的「放鬆管制」。中國有像中芯國際那樣野心勃勃的公司，但華府的共識就像有影響力的外交官勞勃．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所說的，貿易與投資將鼓勵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成為9「負責的利益關係者」。

此外，當時流行的全球化理論，使美方幾乎不可能實施嚴格的管控。在冷戰時期，實施控制措施已經夠難了，而且常導致美國與盟友為了哪些設備可賣給蘇聯而起爭端。2000年代的中國與蘇聯不同，它遠比蘇聯更融入全球經濟中。美國政府的結論是，出口管制是弊大於利，既損害美國產業，又無法阻止中國向其他國家的公司購買商品。日本與歐洲都亟欲向中國出售幾乎所有的東西。美國政府裡根本沒有人願意為了出口管制問題而與盟友發生衝突，尤其當時美國的領導人還把重心放在友善對待中國的領導人上。

這時華府形成了一種新的共識：最好的政策是比美國的競爭對手「跑得更快」。一位美國專家預測：「美國在任一產品，尤其是半導體產品，依賴任一國家的可能性極小，10更遑論依賴中國了。」美國甚至還給予中國的中芯國際「最終民用廠商」（Validated End-User，簡稱VEU）的11特殊地位，證明該公司沒有向中國軍方出售產品，因此不受某些出口管制的約束。除了少數幾位議員以外（主要是美國南方的共和黨人，他們看待中國的方式，彷彿冷戰從未結束似的），華盛頓幾乎所有人士都支持12比競爭對手「跑得更快」的策略。

「跑得更快」是個巧妙的策略，只是它有一個問題：從一些關鍵指標來看，美國並沒有跑得更快，而是節節敗退。政府內部幾乎沒有人費心去分析，但葛洛夫對於專業外移的悲觀預測，有部分已經變成現實。2007年，國防部委託前國防部官員理查．范阿塔（Richard Van Atta）與幾個同仁做了一項研究，評估半導體業「全球化」對軍方供應鏈的影響。范阿塔在國防微電子領域工作了幾十年，經歷過日本晶片業的興衰。他個性冷靜沉著、不太會反應過度，而且深知跨國供應鏈可以讓晶片業更有效率。在和平時期，這套系統運行得很順利。然而，國防部必須考慮最壞的情況。范阿塔的報告指出，國防部很快就會依賴外國以取得先進晶片，因為很多先進製造都移到國外了。

在美國陷入單極時刻的傲慢時，幾乎沒有人願意傾聽。華盛頓的多數人甚至連證據也不看一眼，就直接認定美國現在「跑得更快」。然而，我們可以從半導體業的歷史看到，美國並不保證永遠領先。1980年代美國沒有超越日本，雖然1990年代迎頭趕上了。在微影成像技術方面，GCA並沒有超越Nikon或ASML。美光是唯一能跟上東亞競爭對手的DRAM廠商，許多美國的DRAM廠商都破產了。直到2000年代末期，英特爾在生產小型電晶體方面一直領先三星與台積電，但差距已經縮小。英特爾因起跑點超前而受惠，但如今跑速變慢了。美國在多數類型的晶片設計方面是領導者，但台灣的聯發科證明了其他國家也可以設計晶片。范阿塔認為，美國沒多少理由展現自信，更沒有理由自滿。2007年，他提出警告：「未來十年，美國的領導地位可能嚴重削弱。」13但沒人聽進這番警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