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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人分享上帝的愛」

　

　

張汝京只是想1「與中國人分享上帝的愛」。《聖經》中並未提到半導體，但張汝京卻以傳教士般的熱情，把先進的晶片製造技術帶到了中國。張汝京是虔誠的基督徒，生於南京，長於台灣，曾在德州擔任半導體工程師。2000年，他說服中國政府提供他巨額補貼，讓他在上海建立半導體代工廠。那座工廠完全按照他的規格設計，甚至2還有一座教堂，這要感謝原本中國抱持無神論的政府給予特別的許可。只要張汝京最終為中國帶來現代的半導體製造，中國的領導人願意一反常態在反對宗教的立場上做出讓步。然而，即使有政府的全面支持，張汝京依然覺得他是以小蝦米之姿對抗半導體業的大鯨魚，尤其是台灣的台積電。

晶片製造的版圖在1990年代與2000年代發生了巨變。1990年，美國的晶圓廠生產的晶片占全球總量的37％，到了2000年，這個數字降至19％，到了2010年，3更進一步降至13％。日本在晶片製造業的市占率也大幅崩跌。韓國、新加坡、台灣都為本國的晶片業投入大量的資金，並迅速提高產量。例如，新加坡政府與德儀、惠普、日立等公司合作，資助晶圓製造廠與晶片設計中心，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半導體業。新加坡政府也試圖仿效台積電，建立特許半導體（Chartered Semiconductor）4做晶圓代工，但該公司的表現始終不如台灣的競爭對手。

韓國的半導體業表現得更好。1992年，三星取代日本的DRAM廠商，成為世界領先的記憶體晶片製造廠後，在1990年代後面的時間迅速成長。三星因為有政府的正式支持，再加上韓國政府要求韓國銀行提供信貸的非官方壓力，在DRAM市場上擊退了來自台灣與新加坡的競爭。銀行的融資很重要，因為三星的主要產品（DRAM晶片）需要強大的財力才能達到每個連續的技術節點，即使在產業陷入低迷時，也必須持續支出。三星電子的一位高層解釋：DRAM市場就像是5膽小鬼賽局*1。景氣好時，世界各地的DRAM公司都投入資金建造新廠，導致市場產能過剩，壓低價格。繼續投資的成本高得驚人，但停止投資的話，即使只停一年，也有可能把市占率拱手讓給競爭對手，所以沒有人想先讓步。在競爭對手被迫削減投資後，三星仍有資金繼續投資，於是它的記憶體晶片市占率不斷成長，6勢不可擋。

中國最有可能顛覆半導體業，因為中國在組裝電子設備方面角色日益重要，而那些電子設備裡都裝了晶片。到了1990年代，距離中國第一次投入半導體生產、卻不幸被毛澤東的激進主義打斷，已經過了幾十年。這時的中國已經變成世界工廠，上海、深圳等城市成為電子組裝中心，做著幾十年前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工作。然而中國的領導人知道，真正的商機在那些驅動電子產品的元件，尤其是半導體。

1990年代，中國的晶片製造力遠遠落後台灣與韓國，更遑論美國了。雖然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開，但走私者發現，把晶片裝滿行李箱，從香港非法帶進中國，7還是有利可圖。不過，後來隨著中國的電子業日益成熟，走私晶片開始變得不像製造晶片那麼有吸引力了。

張汝京覺得把晶片帶到中國是他的人生使命。1948年，他生於南京的一個軍人家庭，在中共取得政權後，全家逃離中國抵達台灣，當時他年僅一歲。他在台灣的眷村裡成長，眷村裡的人把台灣視為暫時的居留地，他們預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崩解。然而，這個預期遲遲沒有實現，使張汝京這樣的人始終處於一種認同危機的狀態——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卻生活在一個政治上愈來愈遠離自己出生地的島上。大學畢業後，張汝京赴美，在紐約州水牛城取得碩博士學位後到德儀任職，與基爾比共事。他變成經營晶圓廠的專家，管理德儀從美國到日本、新加坡、8義大利等地的工廠。

中國政府資助國內半導體業的建設，但9早期的成果大多不太理想。有一些工廠建在中國，例如中國的華虹與日本的NEC在上海成立一家合資企業。NEC從中國政府獲得豐厚的資金，條件是NEC必須10把技術引進中國。不過，NEC確保那家合資企業是由日本的專家掌權，中國的員工只能做基本的活動。一位分析師指出，「我們不能說這是中國的產業」，那只是一家11「位於中國的晶圓廠」。中國從合資企業中幾乎沒獲得什麼專業知識。

2000年，另一家晶片公司宏力半導體在上海成立。這家公司也有類似的組合，混合了外國投資、國家補貼，以及失敗的技術轉移。宏力半導體是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與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之子王文洋12合資成立的。由於台灣在半導體業很成功，吸引台灣人加入中國的晶片業是很合理的想法。此外，有中國國家主席的孩子參與其中，更有助於獲得政府支持。該公司甚至以每年40萬美元的酬勞聘請小布希總統的胞弟尼爾．布希（Neil Bush）來擔任13「商業策略」顧問。這個星光熠熠的領導團隊，或許幫宏力半導體抵擋了一切政治麻煩，但公司的技術落後，14又難以獲得客戶，在中國代工業的市占率從未超過一小部分，在全球的市占率更是微乎其微。

如果說有人能在中國打造晶片業，那非張汝京莫屬了。他不必依賴裙帶關係或外國協助，打造一家世界級晶圓廠所需的所有知識都已經在他的腦子裡了。在德儀工作期間，他為公司在世界各地開設了許多新廠，所以他何不在上海做同樣的事呢？2000年，他創立了中芯國際（SMIC），從高盛、摩托羅拉、東芝等國際投資者籌集了15逾15億美元的資金。一位分析師估計，中芯國際有一半的創業資金是16來自美國投資者。張汝京以這些資金雇用了數百名外國人來經營中芯國際的晶圓廠，其中17至少有400名是來自台灣。

張汝京的策略很簡單：照著台積電的方式做。在台灣，台積電雇用它能找到的最佳工程師，最好是曾在美國或其他先進晶片公司任職的工程師。台積電也會購買它買得起的最佳機台，不斷地以業界的最佳做法來培訓員工。而且台積電也善用了台灣政府提供的所有賦稅與補貼優惠。

中芯國際完全依循這套模式，積極從海外晶片製造商吸收人才，尤其是從台灣招募。在成立最初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芯國際有三分之一的工程人員來自海外。分析師傅道格（Doug Fuller）指出，2001年中芯國際雇用了650名本地工程師；從海外招募了393名工程師，大多來自台灣與美國。到了2010年底，約三分之一的工程師是從海外招募。中芯國際甚至打出一句口號：「一個老員工帶來兩個新員工。」強調中芯國際需要經驗豐富的外來人才來18幫助本地工程師學習。中芯國際的本地工程師學得很快，不久就讓外界覺得他們的能力不錯，開始有外國的晶片製造商來挖角。中芯國際之所以能把技術落實在國內，都要歸功於那些曾在國外任職的人才。

中芯國際就像中國其他的晶片新創企業一樣，也獲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免徵五年的企業所得稅；在中國銷售的晶片19可減銷售稅。中芯國際充分利用這些效益，但起初並不依賴這些好處。其他的競爭對手喜歡把焦點放在雇用更多的政要子弟，而不是專注於製造品質；張汝京跟他們不一樣，他盡力提高產能，20採用接近頂尖的技術。到了2000年代末期，中芯國際在技術上僅落後全球最頂尖的企業兩年，可望成為21世界一流的代工企業，或許最終還可能對台積電構成威脅。張汝京不久就獲得一些合約，為前雇主德儀等業界領導者製造晶片。2004年，中芯國際於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

台積電面臨著來自東亞數國代工廠的競爭。新加坡的特許半導體、台灣的聯華電子與世界先進，以及2005年進入晶圓代工業的韓國三星，也與台積電搶著生產其他地方設計的晶片。這些公司大多獲得政府的補貼，但這使晶片生產變得更便宜，受惠的是他們服務的無廠半導體設計業者（大多是美國業者）。與此同時，這種無晶圓廠的公司正處於推出一種革命性新產品的早期階段，這種新產品內充滿了複雜的晶片：智慧型手機。把晶片製造外移降低了製造成本，也激發了更多的競爭。消費者因低價而受惠，又可以享有以前所無法想像的裝置。這不正是推行全球化的初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