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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必須製造半導體」

　

　

1987年，張忠謀創立台積電那年，在台積電西南方幾百英里外的地方，當時還不為人知的工程師任正非成立了一家電子貿易公司，名叫華為。台灣是個抱負遠大的小島，它不僅與全球最先進的晶片公司有深厚的關連，還有成千上萬名曾在史丹佛與柏克萊接受教育的工程師。相較之下，中國有龐大的人口，但貧困又技術落後。不過，新的經濟開放政策使貿易蓬勃發展，尤其是透過香港進口或走私貨物。華為的發源地深圳，就坐落在香港邊境的另一端。

在台灣，張忠謀的目標是製造全球最先進的晶片，並把矽谷巨擘變成客戶。在深圳，任正非是從香港購買廉價的電信設備，然後以較高的價格在中國各地出售。他交易的設備是使用積體電路，但是想自己生產晶片似乎是很荒謬的想法。1980年代，在電子工業部部長（後來的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領導下，中國政府把電子產品列為優先產業。當時，中國國產最先進、應用最廣的晶片是DRAM，其儲存量與英特爾在1970年代初期向市場推出的第一款DRAM1大致相同，由此可見中國的技術落後先進科技十幾年。

要不是共產黨的統治，中國可能會在半導體業扮演更大的角色。積體電路發明時，中國擁有許多幫助日本、台灣、南韓吸引美國半導體投資的要素，例如龐大的低成本勞力、受過良好教育的科學精英。然而，中共於1949年獲得政權後，對外國關係抱持懷疑態度。對張忠謀這樣的人來說，在史丹佛大學完成學業後要是回到中國，不只會面臨貧困，可能還會遭到監禁甚至喪命。革命前中國大學的許多優秀畢業生，最終在台灣或加州工作，為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打造了電子實力。

與此同時，中國的共產黨政府犯下了跟蘇聯一樣的錯誤，但形式上更為極端。早在1950年代中期，中國官方就把半導體設備列為科研重點。不久，他們就開始號召北京大學與其他科學中心的研究人員貢獻技術，其中包括革命前曾在柏克萊、麻省理工學院、哈佛或普渡大學求學的科學家。1960年，中國在北京成立第一個半導體研究所。約莫同一時間，中國開始製造簡單的電晶體收音機。1965年，在諾伊斯與基爾比發明積體電路五年後，中國的工程師製造出2第一塊積體電路。

然而，毛澤東的激進主義導致中國無法吸引外國投資或做任何先進的科學研究。中國製造出第一塊積體電路的隔年，毛澤東把中國帶入了文化大革命，他主張破壞社會主義平等的特權，就是來自專業知識。毛澤東的黨羽對中國的教育系統開戰，成千上萬名科學家與專家被迫下鄉務農，還有許多人遭到殺害。毛澤東在「在光輝的七二一指示」中強調*1：「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3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以教育低落的員工來打造先進產業，這種想法簡直是荒謬。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又把外國技術與思想阻隔在外。美國的限制阻止了中國購買先進的半導體設備，但毛澤東又自己增添了禁運。他希望中國完全自立自強，並指責政治對手試圖以外國零組件來污染中國的晶片業，即便中國根本無法自產許多先進的零組件。他的宣傳機器呼籲大家，支持「為電子業的獨立與自力發展，4進行驚天動地的群眾運動」。

毛澤東不只對外國晶片抱持懷疑的態度，有時他也擔心所有的電子產品本質上都是反社會主義的。他的政治對手劉少奇贊同「現代電子技術」將「為我們的工業帶來大躍進」，並「使中國成為第一個擁有一流電子技術的新工業化社會主義最強國」。毛澤東總是把社會主義與煙囪聯想在一起，所以他抨擊了這個想法。毛澤東的一位支持者認為，把電子產品視為未來是「反動的」，因為在中國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時，顯然5「只有鋼鐵業才應該發揮主導作用」。

在1960年代，毛澤東贏了中國半導體業的政治鬥爭，刻意淡化其重要性，切斷中國與外國技術的連結。中國的科學家大多痛恨毛澤東毀了他們的研究與生活，因為毛澤東把他們送到農場去研究無產階級政治，而不是半導體工程。一位被迫下鄉的中國著名光學專家，在等待毛澤東的激進主義平息期間，靠粗糧、水煮白菜、偶爾烤蛇，熬過了農村再教育。當中國的一小批半導體工程師在中國的土地上耕耘時，毛派份子鼓吹中國的工人：「6所有人都必須製造半導體。」彷彿中國每個無產階級的成員都可以在家裡自製晶片似的。

中國有一小塊領土逃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香港當時因殖民條款，仍由英國人暫時統治。當多數的中國人認真地背誦毛語錄時，香港的工人正在俯瞰九龍灣的快捷工廠裡勤奮地組裝矽元件。在幾百英里外的台灣，多家美國晶片公司的工廠雇用了數千名工人，他們的工作以加州的標準來看，工資算很低，但已經比下鄉務農好多了。正當毛澤東把中國為數不多的技術勞工送到農村去接受社會主義再教育時，台灣、南韓，以及整個東南亞的晶片業正把農民拉出農村，讓他們在製造廠中做更好的工作。

1970年代初期，隨著毛澤東的健康惡化，文化大革命開始式微。共產黨領導人終於把科學家從農村召回，他們試著在實驗室裡收拾殘局。然而，中國的晶片業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遠遠落後矽谷，如今更是遠遠落後鄰國。在中國陷入革命混亂的十年間，英特爾發明了微處理器，日本搶占了大部分的全球DRAM市場。中國除了騷擾最聰明的公民以外，什麼也沒做。因此到了1970年代中期，中國的晶片業深陷於愁雲慘霧的狀態。「我們生產的每千個半導體中，只有一個是合格的。」1975年，一位黨領導者抱怨道，「7報廢太多了。」

1975年9月2日，巴丁抵達北京。20年前，他因發明電晶體而與蕭克利及布萊頓一起榮獲第一座諾貝爾獎。1972年，他成為唯一兩度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人，這次獲獎是因為他在超導理論的研究。在物理界沒有人比他更出名，但巴丁仍是1940年代末期那個被蕭克利強行蓋過鋒芒的謙謙君子。臨近退休時，他投入更多的時間為美國與外國的大學建立關係。1975年，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組成代表團造訪中國時，巴丁也應邀參加了。

隨著文化大革命接近尾聲，中國的領導人試圖拋開革命熱情，與美國人交好。巴丁造訪中國時，毛澤東重病，翌年過世。巴丁的代表團讓中國人想起，中美友誼可為中國提供技術。這次美國代表團的訪問，象徵著中國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有多大的變化。10年前，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應該會被譴責是反革命分子，不會受到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的頂尖研究機構歡迎。不過即便是現在，毛主義留下的遺毒仍在。美國人被告知，中國科學家之所以沒有發表研究成果，是因為他們8反對「自我榮耀」。

巴丁從他與蕭克利的共事過程中，瞭解到一些科學家對自我榮耀的癡迷。蕭克利擅自把發明電晶體的功勞全部歸功於己，他是傑出的科學家，卻是一位失敗的企業家。他的例子顯示，資本主義與自我榮耀之間的關連，並不像毛主義學說所指的那麼簡單。巴丁告訴妻子，儘管中國對外號稱人人平等，但他發現中國社會的組織很嚴格，階級森嚴。在矽谷找不到像那些監管中國半導體科學家的9政治官僚。

巴丁與同行離開中國時，對中國的科學家印象深刻，但中國在半導體製造方面的雄心似乎是無望的。中國完全錯過了亞洲的電子革命。從香港到台灣，從檳城到新加坡，矽谷的晶片公司雇用成千上萬的工人，他們往往是華裔。1960年代中國一直在譴責資本家，而鄰國則是拼命地吸引資本家。197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幾乎沒有商業上可行的半導體生產，10全中國只有1500台電腦。

毛澤東在巴丁造訪中國的隔年過世。幾年後，鄧小平取代舊的獨裁者，承諾以「四個現代化」政策來改造中國。不久，中國政府宣布「科學技術」是「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技術革命正在轉變世界的其他地方，中國的科學家意識到晶片是這場變革的核心。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正值鄧小平鞏固權力之際。那場大會把半導體設為議程的核心，希望中國能運用半導體的進步，來幫忙開發11新的武器系統、消費電子與電腦。

政治目標很明確：中國需要自己的半導體，不能依賴外國人。《光明日報》在1985年定調，號召讀者摒棄「『第一台機器進口，第二台機器進口，第三台機器進口』的套路」，變成「『第一台機器進口，第二台中國製造，12第三台機器出口』」。這種對「中國製造」的癡迷，根植於共產黨的世界觀，但中國在半導體技術方面已經落後太多了，那是毛澤東的群眾動員與鄧小平的命令都無法輕易改變的。

中國呼籲大家做更多的半導體研究，但是單靠政府法令，並無法催生科學發明或可行的產業。政府堅稱晶片有戰略重要性，這導致中國官員試圖控制晶片製造，使該產業深陷官僚主義。當任正非這種新興的企業家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創立電子企業時，他們別無選擇，只能依賴外國的晶片。中國的電子組裝業是建立在國外的矽基礎上，那些矽晶片是從美國、日本進口的，而由台灣進口的矽晶片也愈來愈多。中國共產黨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台灣並不受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