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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你們贏了」

　

　

1980年代，索尼的盛田昭夫忙著跑遍世界各地，與季辛吉共進晚餐，在奧古斯塔高爾夫球俱樂部打球，與三邊委員會*1（Trilateral Commission）等組織裡的全球精英密切交流。在全球舞台上，大家把他視為商業先知，以及日本這個正在崛起的世界經濟強國代表。盛田昭夫覺得「日本第一」是一個很容易相信的概念，因為他正身歷其境。拜索尼的隨身聽及其他的消費電子品所賜，日本蓬勃發展，盛田昭夫也成了富豪。

接著，1990年，危機來襲。日本的金融市場崩盤了，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不久，東京股市的交易價格暴跌至1990年的一半，東京的房地產跌得更厲害，日本的經濟奇跡似乎戛然而止。與此同時，美國在商業與戰爭方面都在復興。短短幾年內，「日本第一」的概念似乎不再精確。日本經濟低迷的研究案例，是曾被譽為日本工業實力典範的半導體業。

當時69歲的盛田昭夫眼睜睜地看著日本的財富與索尼的股價下滑。他知道日本這個國家的問題比其金融市場更為嚴重。在那之前的十年裡，盛田昭夫一直告誡美國人，他們需要提高產品的品質，而不是把焦點放在金融市場的「金錢遊戲」上。然而，隨著日本股市的崩盤，該國自詡的長期思維看起來也不再那麼有遠見了。日本表面上的主導地位，是建立在政府支持的過度投資上，但這種基礎是1不可能長久延續下去的。廉價資金讓半導體業者可以持續興建新廠，但也導致廠商比較少考慮獲利，只在乎產出。即使美光與南韓三星等成本較低的廠商2削價競爭，日本最大的半導體公司仍在DRAM生產上加倍下注。

日本媒體也意識到半導體業有過度投資的問題，報紙標題警告「不計後果的投資競爭」及「他們停不了的投資」。日本記憶體晶片廠的執行長明知新廠沒有盈利，卻依然不斷興建新廠。日立的一位高管坦言：「如果你開始擔心」過度投資，3「晚上就睡不著覺了」。只要銀行繼續放貸，執行長繼續花錢建廠比承認他們找不到獲利方法來得容易。1980年代，美國資本市場的利率很高，不像是一種優勢，但這種失去融資的風險幫美國公司時時提高警覺。日本的DRAM廠商如果也有葛洛夫那種偏執心態，或像辛普洛那樣瞭解大宗商品市場的波動，應該會受益良多。但他們都把資金傾注在同一市場中，這導致業者幾乎都賺不到大錢。

索尼在日本半導體業中是獨特的，它從來沒有重押在DRAM上，而是開發出創新的新產品，例如影像感測器的專門晶片。光子撞擊矽時，這些晶片會產生與光強度有關的電荷，讓晶片把影像轉換成數位資料。因此，索尼在引領數位相機革命方面處於有利的地位，該公司的影像感測晶片如今依然是世界一流的。即便如此，索尼4並未削減虧損部門的投資，所以1980年代初期的獲利能力開始大幅下滑。

日本的大型DRAM廠商大多沒有善用它們在1980年代的影響力來推動創新。1981年，在DRAM巨擘東芝，中階工廠管理者舛岡富士雄開發出一種新型的記憶體晶片。這種晶片與DRAM不同，即使在斷電後5仍可持續「記憶」資料。東芝忽視了這項發現，所以是英特爾把這種新型的記憶體晶片推向市場，這種晶片通常稱為「快閃記憶體」或NAND。

不過，日本晶片公司犯的最大錯誤，是錯過了個人電腦的崛起。日本沒有一家晶片巨擘能模仿英特爾轉型生產微處理器，或掌握個人電腦的生態系統。只有NEC一家日本公司真的嘗試過，但它在微處理器市場上只獲得極小的市占率。對葛洛夫與英特爾來說，從微處理器獲利是攸關生死存亡的大事。日本的DRAM公司因為擁有龐大的市占率又沒什麼資金限制，而一直忽視微處理器的市場，直到為時已晚。因此，個人電腦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國晶片公司。日本股市崩盤時，日本在半導體業的主導地位已經受到侵蝕。1993年，美國重新奪回半導體出貨量的冠軍寶座。1998年，南韓企業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DRAM廠商，日本的市占率則從1980年代末期的90％，6降到1998年的20％。

日本在半導體領域的雄心，支撐了該國不斷坐大的全球地位意識，但這個基礎如今看來相當脆弱。在《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中，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認為，日本可以利用晶片優勢來影響美國與蘇聯。但是戰爭最終在出乎意料的波斯灣戰場上爆發時，美國的軍力令多數的觀察家感到震驚。在數位時代的第一場戰爭中，有28國派兵去波斯灣，將伊拉克的軍隊逐出科威特，但日本拒絕加入這28國的行列。相反的，日本參與的方式是為聯軍提供資金，以及7支持伊拉克的鄰國。當美國的鋪路雷射導引炸彈轟炸伊拉克的坦克縱隊時，日本這種金融外交顯得軟弱無力。

1993年盛田昭夫中風，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他淡出了大眾的視線，在夏威夷度過餘生的大部分時間，並於1999年過世。盛田昭夫的合著者石原慎太郎始終堅稱，日本需要在世界舞台上確立自己的地位。他就像壞掉的唱盤一樣，一再老調重談，在出版《一個還是說NO的日本》（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Again）幾年後，又出版《一個可以說NO的亞洲》（The Asia That Can Say No）。但是，對多數的日本人來說，石原慎太郎的觀點已經失去意義了。1980年代，他正確地預測到晶片會塑造軍事平衡，並界定技術的未來。但他錯誤地認為，這些晶片會在日本製造。1990年代，面對美國的復興，日本的半導體公司持續萎縮。日本挑戰美國霸權的技術基礎開始崩解。

與此同時，美國另一個僅剩的真正挑戰者也正走向崩潰。1990年，蘇聯的領導人戈巴契夫意識到，透過命令與「抄襲」戰略來克服技術落後已經無望了，他正式到矽谷參訪。矽谷的科技大亨以沙皇等級的盛宴款待他。惠普的普克德與蘋果的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坐在戈巴契夫的旁邊，與他共享美酒佳肴。戈巴契夫毫不掩飾他決定造訪加州灣區的原因。他在史丹佛大學的演講中宣稱：「未來的概念與技術都是在加州誕生的。」這正是奧加可夫元帥十多年來一直提醒蘇聯領導人的事情。

戈巴契夫承諾從東歐撤出蘇聯軍隊、結束冷戰，他希望美國拿技術出來作為交換條件。他會見美國的科技業高管時，鼓勵他們到蘇聯投資。戈巴契夫造訪史丹佛大學時，在校園裡與觀眾擊掌。「冷戰已經過去了，」他在史丹佛對聽眾說，「8我們別再爭論誰贏了。」

但究竟是誰贏了，以及為什麼贏了，其實很顯而易見。奧加可夫早在十年前就發現了這個趨勢，雖然當時他希望蘇聯能克服那趨勢。他就像蘇聯其他的軍事領導人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愈來愈悲觀。早在1983年，奧加可夫就曾私下告訴美國記者萊斯．蓋爾布（Les Gelb）：「冷戰結束了，你們贏了。」蘇聯的火箭威力一如既往地強大，蘇聯仍然有全球最大的核武庫。但它的半導體生產跟不上，電腦業落後，通訊與監控技術發展遲緩，如此衍生的軍事後果慘不忍睹。奧加可夫向蓋爾布解釋：「所有的現代軍力都建立在經濟創新、技術、經濟實力的基礎上。軍事技術是以電腦為基礎。在電腦方面，你們遠遠超越我們。在你們的國家，每個小孩9五歲開始就有電腦了。」

美國輕鬆擊地敗伊拉克後，強大的新戰鬥力成了全球有目共睹的焦點。這在蘇聯軍方與KGB內部引發了一場危機。他們覺得很尷尬，卻又不敢承認自己在武器方面處於多明顯的劣勢。蘇聯的國安領導者主導了一場政變，想推翻戈巴契夫，但政變在三天後宣告失敗。對一個曾經強大的國家來說，這是個可悲的結局，它無法接受自己軍力的衰退。俄羅斯的晶片業也面臨難堪的屈辱，1990年代一家晶片製造廠淪落到為麥當勞的快樂兒童餐生產10玩具的內建晶片。冷戰結束了，矽谷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