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元帥尼古拉．奧加可夫（Nikolai Ogarkov）預測，「遠距、高度精準、終端導引戰鬥系統，無人機，以及全新的電子控制系統」，將把一般炸藥轉變成1「大規模毀滅性武器」。1977年到1984年，奧加可夫擔任蘇聯軍隊的總參謀長。他在西方最出名的事蹟，是在1983年蘇聯意外擊落一架來自南韓的民航客機後，領導媒體攻勢。他非但沒認錯，還譴責那架飛機的機長是在執行「深思熟慮、計畫縝密的情報任務」，並宣稱那架客機遭到擊落2是「自找的」。這種說法不太可能讓奧加可夫在西方獲得任何朋友，但他可能也覺得無所謂，畢竟他的人生目標是準備與美國開戰。
在冷戰初期的關鍵技術研發競賽中，蘇聯一直與美國並駕齊驅，建造了強大的火箭與龐大的核武儲備。如今電腦運算力取代了火力。說到支撐這種新軍力的矽晶片，蘇聯已遠遠落後。1980年代流行的一個蘇聯笑話是這樣說的，一位蘇聯官員自豪地宣布：「同志，我們打造出全球最大的微處理器了！」
以坦克或軍隊數量等傳統指標來看，1980年代初期的蘇聯3享有明顯的優勢，但奧加可夫有不同的看法：質比量更重要。他非常注意美國的精準打擊武器所帶來的威脅。奧加可夫對任何願意傾聽的人說，結合更好的監視與通訊工具，精準打擊數百英里、甚至數千英里外目標的能力，正帶來一場4「軍事技術革命」。在越南上空，真空管導引的麻雀飛彈錯失九成目標的日子早已不復見。蘇聯的坦克數量遠比美國多，但奧加可夫意識到，與美國戰鬥時，他的坦克很快就會變得遠比美國脆弱。
5裴瑞的「抵銷戰略」奏效了，而蘇聯無法回應。它缺乏美國與日本晶片製造商所生產的微電子與運算力。澤列諾格勒與其他的蘇聯晶片製造廠都跟不上。裴瑞鼓吹國防部接受摩爾定律，蘇聯的晶片製造業卻因能力匱乏，而要求該國的武器設計師盡可能少用複雜的電子設備。在1960年代，這是可行的方法，但是到了1980年代，這種不願跟上微電子進步的做法，使蘇聯的系統將維持在「智障」狀態，但美國的武器正朝著「智慧化」發展。1960年代初期，美國在義勇兵二型導彈上安裝了一台由德儀晶片啟動的導引電腦，但蘇聯直到1971年才測試第一個內建積體電路的6飛彈導引電腦。
由於習慣了劣質的微電子產品，蘇聯導彈的設計者精心設計出變通辦法。他們連輸入導引電腦的數學運算也比較簡單，以便盡量減少導引電腦承受的壓力。蘇聯的彈道飛彈通常是根據特定的飛行路線飛向目標，萬一飛彈偏離預先設定的路線，導引電腦會調整飛彈，使它回歸預定的路線。相反的，1980年代的美國飛彈是7自行運算出到達目標的路徑。
1980年代中期，據公開的估計，美國新型MX飛彈落在離目標364英尺（約110米）範圍內的機率是50％。根據一位前蘇聯國防官員的估計，與新型MX飛彈大致相當的蘇聯飛彈SS-25，平均落點離目標是在1200英尺內（約366米）。在冷戰時期軍事規劃者的嚴格標準下，這種幾百英尺的差距非常重要。要摧毀一座城市很容易，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想擁有摧毀對方核武庫的能力。即使是核彈頭，也需要有不錯的直接命中率，才能破壞堅固的飛彈發射室。只要有足夠的直接命中率，一方就有可能在先制打擊（first strike）中削弱對方的核武力。最悲觀的蘇聯估計顯示，如果美國在1980年代發動核武先制打擊，它可以摧毀898％的蘇聯洲際彈道飛彈（ICBM）。
蘇聯沒有任何犯錯的餘地。蘇聯軍方還有另兩個可對美國發動核武攻擊的系統：遠程轟炸機與飛彈潛艦。一般普遍認為，轟炸機隊是最弱的運載系統，因為它們起飛不久就很容易被雷達偵測到，並在發射核武之前遭到擊落。相較之下，美國的核飛彈潛艇幾乎偵測不到，因此可說是所向無敵。蘇聯潛艇的安全性較低，因為美國正學習運用運算力，使潛艇偵測系統變得更加精準。
尋找一艘潛艇的挑戰，在於瞭解聲波的雜音。聲音從海底以不同的角度反彈，並在水中以不同的角度折射，端看水溫或魚群的存在而定。1980年代初期，美國公開承認它把潛艇感測器插入Illiac IV超級電腦——那是最強大的超級電腦之一，也是第一個使用記憶體晶片的超級電腦，是快捷半導體製造的。Illiac IV超級電腦與其他的處理中心透過衛星，連上船艦、飛機、直升機上的許多感測器，9就能追蹤蘇聯潛艇。所以蘇聯潛艇很容易被美方偵測到。
奧加可夫計算數字後推論，美國在導彈精準度、反潛作戰、監視，以及指揮與控制方面都享有半導體優勢，那項優勢可讓美國發動的先發突襲威脅到蘇聯核武庫的存續。核武應當是最終的保險措施，但誠如一位將軍所說的，蘇聯軍隊現在感到10「在戰略武器方面明顯落後」。
蘇聯軍方的領導人也擔心爆發常規戰爭。軍事分析家以前認為，蘇聯在坦克與軍隊數量上的優勢，讓它在常規戰爭中享有明確的優勢。然而，首次在越南上空使用的鋪路雷射導引炸彈，已經搭配了一套新的導引系統。戰斧巡弋飛彈可以深入蘇聯的領土。蘇聯的國防規劃者擔心，美國的常規武裝巡弋飛彈與隱密轟炸機可能會使蘇聯無法指揮與控制其核武。這個挑戰直接威脅到11蘇聯的生存。
蘇聯希望重振其微電子業，但不知道該怎麼做。1987年，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造訪澤列諾格勒，並呼籲該市的工作要12有更多的紀律。紀律是矽谷成功的一部分，從斯波克對生產力的執著以及葛洛夫的偏執即可見一斑。然而，光靠紀律並無法解決蘇聯的基本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是政治干預。1980年代末期，13奧索金被里加的半導體廠解雇。起因是KGB曾要求他開除幾名員工，其中一人寄信給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女子，另一人拒絕擔任KGB的線民，第三人是猶太人。當奧索金拒絕懲罰這些工人的「罪行」時，KGB開除了他，並試圖解雇他的妻子。在正常情況下，設計晶片已經夠難了。一邊設計晶片，還要一邊對抗KGB，更是不可能。
第二個問題是對軍事客戶的過度依賴。美國、歐洲、日本有蓬勃的消費市場推動了晶片需求。民用半導體市場幫忙資助了半導體供應鏈的專業分工，創造出有各種專業的公司，從超純矽晶圓到微影成像設備中的先進光學技術，都有專業的公司。蘇聯幾乎沒有消費市場，所以它生產的晶片只有西方產量的一小部分。一位蘇聯的消息人士估計，光是日本在微電子方面的資本投資就是14蘇聯的八倍。
最後一個挑戰是，蘇聯15缺乏國際供應鏈。矽谷藉由與美國的冷戰盟友合作，打造出一種超有效率的全球化分工。日本引領了記憶體晶片的生產，美國生產較多的微處理器，日本的Nikon與Canon以及荷蘭的ASML瓜分了微影成像設備市場。東南亞的工人包辦了大部分的最後組裝。美國、日本、歐洲的公司在這種分工中爭奪地位，但它們都因為能夠把研發成本分攤到一個遠比蘇聯還大的半導體市場上而受益。
蘇聯只有幾個盟友，而且盟友大多沒什麼幫助。以蘇聯主導的東德為例，其晶片業的先進程度堪比澤列諾格勒。1980年代中期，東德憑著精密製造的悠久傳統，以及耶拿市（Jena）的蔡司公司所生產的世界先進光學元件，為了重振其半導體業而放手一搏。1980年代末期，東德的晶片16產量迅速成長，但該產業只能生產先進度不如日本的記憶體晶片，而且價格還是日本的十倍。先進的西方製造設備依然難以取得，而且東德也沒有矽谷企業在亞洲各地雇用的廉價勞力。
蘇聯振興其晶片製造商的努力徹底失敗了。即使有大規模的間諜活動，又把大量資金挹注在澤列諾格勒那樣的研究設施中，蘇聯與其社會主義的盟友依然趕不上西方。就在蘇聯回應裴瑞的「抵銷」策略開始平息下來之際，世界在波斯灣戰場上赫然瞥見了戰爭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