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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敵人的敵人——韓國崛起

　

　

李秉喆幾乎賣任何東西都能賺錢。他生於1910年，只比辛普洛小一歲，於1938年3月開始經商，當時他的祖國韓國仍屬於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日本與中國正在交戰，不久又與美國開戰。李秉喆最早販售的商品是魚乾與蔬菜，他從韓國集貨，運往中國北方，供應作戰的日軍。當時的韓國是窮鄉僻壤，沒有工業或技術，但李秉喆已經夢想建立一個「1強大又永恆」*1的企業。後來他把三星變成了半導體巨擘，這一切要歸功於兩個有影響力的盟友：美國晶片業與南韓政府。矽谷擊敗日本的一個策略關鍵，就是在亞洲尋找更便宜的供給來源。李秉喆認為這是三星能輕鬆勝任的角色。

南韓很習慣在更大的競爭對手之間遊走。李秉喆創立三星的七年後，1945年美國戰勝日本，三星原本可能就此瓦解。然而，李秉喆巧妙地轉變交易對象，他更換交易對象就像賣魚乾一樣順利。他與戰後占領韓國南半部的美國人建立關係，並擊退了那些想要分拆三星等大型財團的南韓政客。當北韓的共產政府入侵南韓時，他甚至保住了自己的財產——不過，當敵人短暫地占領首爾時，一名共產黨領導人沒收了李秉喆的雪佛蘭，2開著那台車在被占領的首都穿梭。

戰爭期間，李秉喆仍持續擴大商業版圖，在南韓複雜的政治圈裡遊走。1961年，軍政府掌權後，把李秉喆的銀行收歸國有，但他的其他公司完好無損。他堅稱，三星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努力，而國家利益取決於三星能否成為一家世界級的公司。李氏家族的3家訓第一條就是「事業報國」。他從販賣魚乾與蔬菜起家，接著多角化投入糖、紡織、化肥、營建、銀行、保險等事業。他把韓國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的經濟榮景，視為他事業報國的證據。然而，批評者說，1960年他已是韓國首富，他的財富根本是這個國家與貪腐政客為他服務的證據。

長久以來，李秉喆目睹東芝、富士通等公司在1970年代末期與1980年代初期搶下DRAM市占率，他一直很想打入半導體業。美國或日本的晶片製造商把晶片的封裝外移時，南韓已是重要的地點。此外，美國政府曾資助1966年成立的韓國科學技術院，而且有愈來愈多的韓國人從美國的名校畢業，或在韓國接受留美教授的指導。然而，即使有熟練的勞力，一家公司想從基本的封裝直接躍升到先進的晶片製造並不容易。三星之前曾涉足簡單的半導體事業，但難以獲利或4發展出先進技術。

然而，1980年代初期，李秉喆察覺環境變了。1980年代，矽谷與日本之間激烈的DRAM競爭提供了一個契機。與此同時，南韓政府也把半導體列為優先產業。正在思索三星的未來的李秉喆，於1982年的春天前往加州，參觀了惠普的設施，他對惠普的技術驚歎不已。如果惠普能夠從帕羅奧圖的小車庫發展成科技巨擘，像三星這樣賣魚乾與蔬菜的商店肯定也能做到。惠普的一名員工告訴他：「這一切要歸功於半導體。」李秉喆也參觀了IBM的一家電腦廠，他很訝異自己被允許在廠內拍照。他對那位帶他參觀工廠的IBM員工說：「你們工廠裡肯定有很多祕密。」那位員工信心十足地回應：「5光看是無法複製那些祕密的。」不過，複製矽谷的成功，正是李秉喆打算做的事。

那樣做需要數百萬美元的資本支出，而且不保證奏效。即使對李秉喆來說也是一場豪賭。他猶豫了好幾個月。萬一失敗，很可能會拖垮他的整個商業帝國。不過，南韓政府表示願意提供金援，政府曾經承諾投資4億美元來發展南韓的半導體業。而且南韓的銀行也會依循政府的指示，再提供數百萬美元的貸款。因此，南韓的科技公司就像日本一樣，不是從車庫中誕生的，而是從那些能夠獲得廉價的銀行貸款及政府支持的大型財團中誕生的。1983年2月，李秉喆度過緊張、無眠的一晚之後，打電話告訴三星電子部門的負責人：「三星將生產半導體。」他表示，他要把公司的未來押在半導體上，並6準備投入至少1億美元。

李秉喆是個精明的企業家，南韓政府也堅定地支持他。然而，如果沒有矽谷的支援，三星在晶片上的豪賭不可能奏效。矽谷認為，想要因應來自日本的記憶體晶片競爭，最好的方法是在南韓找到一個更便宜的來源，同時讓美國的研發專注在價值更高的產品上，而不是已經大宗商品化的DRAM。因此，美國的晶片製造商把韓國的後起之秀視為潛在的合作夥伴。諾伊斯告訴葛洛夫，「有韓國人在身邊」，日本「不惜一切代價的傾銷」策略就無法壟斷全球的DRAM生產，因為韓國人會把價格壓得比日本廠商還低。諾伊斯預測，結果將對日本的晶片製造商7造成「致命」的影響。

因此，英特爾為韓國DRAM廠商的崛起歡呼。1980年代，包括英特爾在內的幾家矽谷公司與三星簽約，成立合資企業，銷售三星代工的晶片。他們打的如意算盤是，協助韓國的晶片業，可望降低日本對矽谷的威脅。此外，韓國的成本與工資遠低於日本，因此三星等韓國公司即使製程不像日本那麼有效率，也有機會搶到市占率。

8美日的貿易關係緊繃也有助於韓國企業。1986年，美方揚言，日方若不停止「傾銷」，就要祭出關稅。日方因此同意限制銷往美國的晶片，並承諾不低價銷售。這讓韓國公司有機會以更高的價格出售更多的DRAM晶片。美國人本來沒有打算圖利韓國公司，但他們很樂見日本以外的國家生產他們需要的晶片。

美國不僅為韓國的DRAM晶片提供了市場，也提供了技術。由於矽谷的DRAM廠商大多瀕臨倒閉，他們對於把先進技術轉移給韓國幾乎沒什麼猶豫。李秉喆提議向資金拮据的記憶體晶片公司美光取得64K DRAM設計的授權，並在過程中與其創辦人沃德．帕金森成為朋友。當時沃德亟需資金，熱切地答應授權，即使那意味著三星會學到他們的許多製程。沃德回憶道：「不管我們做什麼，三星都照著做。」他認為，三星提供的現金挹注對於美光的生存「雖不是關鍵，但很接近了」。摩爾等業界領袖擔心，有些晶片公司可能已經窮途末路，不惜「放棄愈來愈有價值的技術」。然而，當生產記憶體晶片的美國公司大多瀕臨破產時，其實很難證明DRAM技術特別有價值。矽谷的公司大多很樂於與南韓公司合作，讓他們削價與日本對手競爭，幫南韓變成全球一大記憶體晶片的製造中心。背後的邏輯很簡單，誠如AMD創辦人桑德斯所說的：「9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