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陷入了死亡螺旋，」1986年，諾伊斯對一位記者說：「你說得出美國在哪個領域1沒有落後嗎？」在他比較悲觀的時刻，諾伊斯甚至懷疑矽谷最終會不會像底特律那樣，在外國競爭的衝擊下，眼睜睜地看著旗艦產業萎縮。矽谷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有如精神分裂，一方面要求政府別來干涉，另一方面又向政府求助，而諾伊斯本人就是這種矛盾的例證。他早年經營快捷時，盡量避開國防部的官僚，但同時也因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而受惠。現在他認為政府需要幫助半導體業，卻依然擔心政府阻礙創新。1980年代與阿波羅計畫的時代已經不同了，逾90％的半導體是企業與消費者購買的，2而不是軍方。這時國防部已經很難塑造這個產業，因為國防部不再是矽谷最重要的客戶。
此外，關於矽谷是否值得政府協助，政府內部也沒有共識。畢竟，從汽車業到鋼鐵業，許多產業都受到日本競爭的影響。晶片業與國防部主張，半導體有「戰略意義」。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戰略意義」並沒有很清楚的定義。難道半導體比噴射引擎更有「戰略意義」嗎？比工業機器人更有戰略意義嗎？雷根政府內一位經濟學家所提出的質問被廣泛的引用：「薯片和晶片有什麼區別？（英文都是chips），百元薯片或百元晶片，3都是一百美元啊。」這位經濟學家否認曾把馬鈴薯與矽相提並論，但他的觀點也不無道理。如果日本公司能以更低的價格生產DRAM晶片，或許美國直接購買那些晶片可以節省成本，還比較划算。果真如此的話，美國的電腦會因此變得更便宜，電腦業可能進步得更快。
究竟要不要支持半導體業，是由華盛頓的遊說決定。矽谷與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一致認同的一個議題是稅制。諾伊斯在國會作證時，支持把資本利得稅從49％降至28％，並主張放鬆金融監管，讓退休基金4投資創投公司。這些改變落實以後，大量資金湧入位於帕羅奧圖沙丘路（Sand Hill Road）上的創投公司。接著，英特爾的葛洛夫等矽谷高階主管向國會作證時宣稱，日本公司的合法抄襲正削弱美國的市場地位。於是，國會通過了〈半導體晶片保護法〉（Semiconductor Chip Protection Act），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然而，隨著日本DRAM市占率的成長，光是減稅及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似乎還不夠。國防部不願把國防工業的基礎押在智慧財產權的未來影響上。矽谷的執行長於是遊說政府提供更多協助。諾伊斯估計，整個1980年代，他有一半的時間是在華盛頓度過。桑德斯抨擊日本推行的「補貼及產業培育，鎖定與保護市場」。他宣稱：「日本補貼的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即使後來美國與日本達成取消半導體貿易關稅的協定，矽谷還是很難把晶片賣給日本。貿易談判代表以「剝洋蔥」來比喻他們與日本的談判。一位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表示：「整個過程有如一場禪宗的洗禮。」討論最後是以類似「究竟什麼是洋蔥？」這樣充滿哲理的問題告終。美國對日本的DRAM銷售5幾乎毫無變化。
在國防部的敦促與半導體業的遊說下，雷根政府最終決定採取行動。連雷根總統的國務卿喬治．舒茲（George Shultz）這樣的前自由貿易者也認為，只有在美國威脅徵收關稅之下，日本才會開放市場。美國晶片業對日本公司在美國市場「傾銷」廉價晶片，提出了連串的正式控訴。美方宣稱日本公司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銷售產品，但這種說法很難證實。美國公司舉「日本競爭對手的資金成本很低」為證，但日本回應，日本經濟的整體利率本來就普遍較低，不是只有半導體業而已。雙方各執一詞，各有道理。
1986年，隨著關稅威脅的迫近，美國與日本達成一項協定。日本政府同意對其DRAM晶片的出口實施配額，限制日本向美國出售的晶片數量。由於供給減少，該協議推高了日本以外地區DRAM晶片的價格，損害了美國電腦廠商的利益，因為美國電腦廠商可說是日本晶片的最大買家。更高的價格其實對日本生產商有利，他們繼續6主導著DRAM市場。多數美國的晶片生產商已開始逐步退出記憶體晶片市場。因此，儘管達成了貿易協定，只有少數幾家美國公司繼續生產DRAM晶片。這些貿易限制使科技業內的獲利重新分配，但無法拯救美國多數的記憶體晶片公司。
國會試了最後一種援助方法。矽谷的抱怨之一是，日本政府幫企業協調研發，並為此提供資金。美國高科技業的許多人認為，美國政府也應該仿效這些計策。於是，1987年，一群領先的晶片製造商與國防部一起成立7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Sematech），一半的資金是來自業界，另一半的資金是來自國防部。
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的成立理念是，這個產業需要更多的合作來維持競爭力。晶片製造商需要更好的製造設備，而生產這種設備的公司需要知道晶片製造商想要什麼。設備公司的執行長抱怨：「像德儀、摩托羅拉、IBM這樣的公司，就是不肯公開他們的技術。」在不瞭解這些公司採用什麼技術之下，根本不可能賣產品給它們。晶片製造商則是反過來抱怨他們採用的機器不可靠。一位員工估計，1980年代末期，英特爾的設備扣除保養與維修，實際上8只有30％的時間在運行。
諾伊斯自告奮勇擔任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的領導者。他其實已經從英特爾退休，10年前就把控制權交給摩爾與葛洛夫。身為積體電路的共同發明者及美國兩家最成功新創企業的創辦人，他擁有業內最好的技術與商業資歷，還有無人能及的個人魅力與矽谷人脈。如果真的有人能夠重振晶片業，那就是普遍公認創造這個產業的人了。
在諾伊斯的領導下，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既不是一家公司，也不是一所大學或研究實驗室。沒有人確切知道它究竟該做什麼。諾伊斯一開始先幫助GCA等設備製造商，這些業者大多擁有強大的技術，但難以建立持久的事業或有效的製程。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規劃了一些有關可靠性與良好管理技巧的9研討會，提供類似迷你MBA的課程。它也開始在設備公司與晶片製造商之間協調生產計畫。如果微影成像或沉積設備還沒準備好，晶片製造商就沒必要準備新一代的晶片製造技術。除非晶片製造商已經準備好使用新機器，否則設備公司並不想推出新機器。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幫他們把生產計畫調成一致。這樣的市場不算是自由市場，但日本的大公司特別擅長做這類協調。總之，矽谷還有別的選擇嗎？
不過，諾伊斯把焦點放在拯救美國的微影成像業。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的51％資金是流向美國的微影成像公司。諾伊斯簡單地解釋了其中的邏輯：微影成像技術之所以獲得一半的資金，是因為它是晶片業面臨的10「一半問題」。沒有微影成像設備，就不可能製造半導體，但如今美國僅存的主要生產商都營運困難，難以生存。美國可能很快就會依賴外國的設備。1989年，諾伊斯在國會作證時宣稱：「大家對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的評判，很大程度上是看它在拯救美國步進曝光機的廠商方面，成效如何。」
這正是陷入困境的麻州微影成像設備製造商GCA的員工所希望聽到的。GCA發明步進曝光機後，五年的管理不善與運氣不佳使它淪為業界無足輕重的小業者，遠遠落後於日本的Nikon與Canon，以及荷蘭的ASML。但是當GCA的總裁彼得．西蒙（Peter Simone）打電話給諾伊斯，討論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是否能幫助GCA時，諾伊斯直接告訴他：「11你已經完了。」
晶片業裡幾乎沒有人知道GCA要怎麼重振旗鼓。諾伊斯創立的英特爾非常依賴Nikon，而Nikon正是GCA的主要日本競爭對手。西蒙提議：「你何不來一天呢？」他希望能說服諾伊斯相信，GCA依然可以生產先進的機器。諾伊斯答應了，他抵達麻州時，當天就決定購買價值1300萬美元的GCA最新設備，作為「與美國的晶片製造商分享美製半導體設備」這項計畫的一部分，也鼓勵美國的晶片製造商購買更多的12國產設備。
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在GCA上押了很大的賭注，給予GCA生產深紫外線微影成像設備的合約（當時業界最先進的技術）。GCA的表現遠超出預期，沒有辜負其早期以技術卓越著稱的聲譽。不久，獨立的產業分析師把GCA的最新步進曝光機評為「全球最佳」。GCA甚至獲得了客戶服務獎，擺脫了客服平庸的名聲。GCA機器所使用的軟體，遠比日本競爭對手好。德儀一位測試過GCA最新機器的微影成像專家回憶道：「他們的技術13走在時代的尖端。」
但GCA依然沒有一個可行的商業模式。「走在時代的尖端」對科學家來說是好事，對尋求業績的製造公司來說卻不見得。客戶已經習慣來自Nikon、Canon、ASML等競爭對手的設備，不想冒險向一家未來不確定的公司購買不熟悉的新設備。萬一GCA破產，客戶可能很難獲得備用的零組件。除非能說服一個大客戶與GCA簽署重要的合約，否則GCA依然會急速陷入崩解。儘管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為GCA提供了7000萬美元的支援，但GCA在1988年至1992年間虧損了3000萬美元。連諾伊斯也14無法說服英特爾放棄Nikon。
諾伊斯可說是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中最支持GCA的人，1990年，他在晨泳後不幸因心臟病發而過世。他創立了快捷與英特爾，發明了積體電路，並把支撐所有現代運算的DRAM晶片與微處理器加以商業化。然而，事實證明，微影成像技術面對諾伊斯的魔法，依然回天乏術。1993年，擁有GCA的通用訊號公司（General Signal）宣布將出售或關閉GCA。隨著這個自訂的最後期限逐漸逼近，通用訊號公司遲遲找不到買家。已經為GCA資助數百萬美元的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也決定退出。GCA最後一次向政府求助時，政府高階的國安官員也考慮了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否需要拯救GCA。他們最後的結論是，15政府也無能為力。於是，GCA關閉大吉，出售設備，成為日本競爭對手擊敗的一長串公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