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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開戰

　

　

「我不想假裝自己是在打一場公平的架，」超微半導體（AMD）執行長傑瑞．桑德斯（Jerry Sanders）抱怨道，「我不是。」桑德斯很會打架，他在芝加哥的南區長大，18歲時差點在一場鬥毆中喪命。有人在垃圾桶中發現他奄奄一息，牧師還為他舉行了最後儀式，但三天後他奇跡般地從昏迷中甦醒。後來，他在快捷半導體找到銷售與行銷的工作。在諾伊斯、摩爾、葛洛夫離開快捷去創立英特爾以前曾與他們共事。桑德斯的同事大多是樸素的工程師，但他愛戴名錶，開名車。一位同事回憶道，桑德斯住南加州，每週開車到矽谷上班，因為他與妻子覺得只有貝萊爾（Bel Air，洛杉磯最富裕的地區）才真正有家的感覺。1969年創立晶片公司AMD以後，接下來的30年間，他幾乎都為了智慧財產權的糾紛與英特爾纏訟不休。他對一名記者坦言：「我就是1無法中途放棄搏鬥。」

「晶片業是競爭極其激烈的產業，」曾領導晶片組裝外移到亞洲的高階主管斯波克回憶道，「面對競爭對手，你2必須擊倒、奮戰、宰了對方。」斯波克一邊把兩個拳頭碰在一起，說明他的意思。美國晶片製造商之間彼此爭奪面子、專利與數百萬美元，往往變成私人恩怨，但整個產業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讓大家生存。日本的競爭對手卻不一樣。斯波克認為，如果日立、富士通、東芝、NEC成功了，他們會把整個產業搬到太平洋的另一邊。「我在奇異時，負責電視生產那一塊，」斯波克警告說，「你現在開車經過那家工廠，那裡還是空的……我們很清楚危機所在，絕不會讓那種事發生在我們身上。」工作、財富、功績、自尊，一切都岌岌可危。「我們是與日本開戰，」斯波克說道，「不是用槍砲彈藥，而是一場3技術、生產力、品質的經濟戰。」

斯波克認為矽谷的內部鬥爭是公平之爭，但他認為日本的DRAM公司是靠竊取智慧財產權、保護市場、政府補貼、廉價資本來占便宜。斯波克對商業間諜的看法是有道理的。1981年11月一個寒冷的清晨5點，在康乃狄克州哈特福（Hartford）的一家飯店大廳，日立公司的員工成瀨淳交出一個裝滿現金的信封，換取Glenmar公司的「顧問」所給的徽章，Glenmar公司承諾幫日立取得商業機密。成瀨純拿著那個徽章，就可以進入飛機製造商普惠公司（Pratt & Whitney）的祕密設施拍攝該公司剛安裝的最新電腦*1。

拍完照後，成瀨淳在美國西岸的同事林建治發信給Glenmar公司，提議簽訂「諮詢服務合約」。日立的高層授權向Glenmar支付50萬美元，以維持合作關係。但Glenmar其實是一家幌子公司，員工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喬裝的。4日立的員工遭到逮捕，新聞登上《紐約時報》的商業頭版後，日立的發言人面有難色地承認：「看來日立落入圈套了。」

日立並非特例，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也面臨類似的指控。日本商業間諜與兩面詐欺手法等指控不止出現在半導體與電腦領域而已。日本工業集團東芝在1980年代中期已是世界領先的DRAM生產商，他們花了數年的時間對抗一項後來證明為實的指控：東芝向蘇聯出售機器，幫蘇聯5建造更安靜的潛艇。東芝和蘇聯的潛艇交易，與東芝的半導體業務之間沒有直接關連，但許多美國人把潛艇案視為日本卑劣手段的6進一步證據。記錄在案的日本非法商業間諜案很少，但這究竟是表示竊取機密對日本企業的成功來說幫助很小呢？還是證明日本企業很擅長竊取機密，所以被逮到的不多？

潛入競爭對手的設施是非法的，但密切注意競爭對手是矽谷的日常。此外，指責競爭對手挖角、竊取概念與智慧財產權也很常見。畢竟，美國的晶片製造商一直互相告來告去。例如，快捷與德儀打了10年的訴訟才解決積體電路究竟是諾伊斯發明的、還是基爾比發明的問題。晶片公司也常挖走競爭對手的資深工程師，希望獲得經驗豐富的人才，同時瞭解競爭對手的生產流程。諾伊斯與摩爾離開蕭克利半導體公司，創立了快捷，後來又離開快捷去創立英特爾。他們在英特爾雇用了數十名快捷的員工，包括葛洛夫。快捷曾考慮提告，但後來判斷不太可能告贏那些打造晶片業的天才而作罷。追蹤及模仿競爭對手，是矽谷商業模式的關鍵。日本的策略難道有什麼不同嗎？

斯波克與桑德斯指出，日本公司因國內市場受到保護而受益。日本公司可以向美國銷售產品，但矽谷很難在日本搶得市占率。1974年以前，日本一直對美國公司可在日本銷售的晶片數量實施配額限制。即使後來配額限制取消了，日本公司從矽谷購買的晶片仍然很少，儘管日本購買的半導體數量占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一。索尼等公司把購買的半導體內建到電視與錄影機等產品中，再銷往全球。一些大型的日本晶片買家，例如有獨占性質的國家電信事業NTT，幾乎只從日本的供應商進貨。這表面上是商業決定，但NTT是國營企業，所以這也涉及政治因素。矽谷在日本的低市占率，使美國公司喪失了7數十億美元的銷售額。

此外，日本政府也補貼日本的晶片製造商。在美國，反托拉斯法阻止晶片公司合作。日本與美國不同，日本政府會推動公司合作，並在1976年成立一個研究聯盟，名叫超大型積體電路計畫（VLSI Program），由政府資助8約一半的預算。美國的晶片製造商以此作為日本不公平競爭的證據，雖然VLSI計畫每年在研發上的支出約7,200萬美元，大約與德儀的研發預算相當，比摩托羅拉的研發預算還少。況且，美國政府自己也深入支持半導體業，只不過美國政府的資助是採DARPA補助金的形式（DARPA是國防部的一個單位，負責投資高風險技術，在資助晶片創新方面扮演關鍵要角）。

桑德斯認為矽谷最大的劣勢是高昂的資金成本。他抱怨日本人「為資本支付6％，或許7％的成本。我最好的時候，9至少也要付出18％。」建造先進的製造設施，成本高得驚人，因此信貸成本極其重要。下一代晶片約每兩年就會出現，需要新的設施與新的機台。1980年代，由於美國的聯準會試圖打擊通膨，美國的利率高達21.5％。

相對的，日本DRAM公司獲得的資金就便宜多了。日立、三菱等晶片製造商都隸屬於大型企業集團，與銀行關係密切，銀行會提供他們大額的長期貸款。即使日本公司沒有獲利，他們的銀行也會繼續提供他們信用額度，讓他們維持生存。要是換成美國銀行，那些日本公司10早就被逼到破產了。日本社會本來就習慣大量儲蓄，因為戰後的嬰兒潮以及迅速轉變為獨生子女的小家庭，造就了大量專注為退休儲蓄的中年家庭。日本薄弱的社會保障系統，又進一步刺激民眾多儲蓄。與此同時，股市與其他投資標的的嚴格限制，使民眾別無選擇，只能把儲蓄存入銀行帳戶。結果是，銀行有充裕的存款，就能以低利率放貸，因為銀行手頭上的現金太多了。日本公司的債務比美國公司還多，11借款利率卻比較低。

日本公司憑著這些廉價資金，拼命爭搶市占率。雖然一些美國分析師為東芝、富士通等日商勾勒出合作的形象，但它們之間的競爭也一樣激烈。由於幾乎可以獲得無限的銀行貸款，日商可以一直承受虧損，等待競爭對手宣告破產，退出市場。1980年代初期，日本公司在生產設備上的投資，比美國的競爭對手多60％，即便該產業的每家業者都面臨同樣激烈的競爭，幾乎沒有一家有多少獲利。日本的晶片製造商不斷地投資與生產，搶占愈來愈多的市占率。正因如此，在64K的DRAM晶片推出五年後，十年前率先推出DRAM晶片的英特爾公司在全球DRAM市場的市占率僅剩1.7％，而日本競爭對手的市占率則是12持續飆升。

隨著矽谷被擠出市場，日本公司在DRAM生產上加倍投入。1984年，日立在半導體事業上的資本支出是800億日元，對比10年前是15億日元。在東芝，資本支出從30億增至750億。在NEC，資本支出從35億增至1100億。1985年，日本公司在半導體上的資本支出，占全球資本支出的46％，而美國占35％。到了1990年，這兩個數字之間的落差更懸殊了，日本公司在晶片製造設施與設備方面的投資占全球投資的一半。只要日本銀行願意放貸，日本的執行長就會13繼續建造新的設施。

日本的晶片製造商聲稱這一切並沒有什麼不公平之處。美國的半導體公司獲得政府的大量幫助，尤其是國防合約的支持。況且，像惠普這樣的美國晶片買家也提出確鑿的證據，證明日本的晶片品質就是比較好。因此，1980年代，日本在DRAM晶片的市占率年年成長，而美國的競爭對手則是節節敗退。無論美國的晶片製造商提出什麼末日預言，日本半導體業者的強勢崛起似乎勢不可擋。不久，整個矽谷都被遺棄，就像十幾歲的桑德斯被扔在南區的垃圾桶裡一樣，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