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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的抵銷策略

　

　

從諾伊斯與摩爾的改革中獲益最多的，莫過於舊秩序的基石：國防部。1977年，初到華盛頓的威廉．裴瑞（William Perry）覺得自己「像糖果店裡的孩子」。對裴瑞這種矽谷創業者來說，在國防部擔任研究與工程事務副部長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沒有人購買技術的預算比國防部還大。而且，在華盛頓，幾乎沒有人如此瞭解微處理器與強大的記憶體晶片將如何改變國防部依賴的所有武器與系統。

諾伊斯與摩爾無視政府的需求，他們的主要業務是為大眾市場的計算機與企業的大型主機提供晶片。裴瑞與他們不同，他對國防部瞭若指掌。身為賓州麵包師傅之子，他的職業生涯是從矽谷開始的。他本來在喜萬年電子防禦實驗室擔任科學家。這個實驗室是喜萬年公司旗下的一個單位，也就是張忠謀從麻省理工畢業後加入的那家公司。裴瑞在加州的喜萬年工作時，負責設計高度機密的電子裝置，用來監控蘇聯的導彈發射。1963年秋季，U-2偵察機拍到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照片，國防部立刻召集10位專家到華盛頓檢視那些照片，裴瑞就是其中之一。裴瑞還很年輕，就已經被視為美國1軍事方面的頂尖專家。

裴瑞在喜萬年的工作使他迅速進入美國的國防體系，但他仍住在山景城。對於一個被新創企業包圍的工程師來說，老派的喜萬年開始顯得既官僚又乏味，它的技術很快就過時了。矽谷的晶片製造商已經量產晶片很久以後，喜萬年的消費性產品與軍用產品還在用真空管。裴瑞對於產業裡固態電子技術的進展很瞭解，他跟諾伊斯在同一個帕羅奧圖牧歌合唱團唱歌。察覺到技術變革之後，裴瑞於1963年創立自己的公司，為軍方設計監控設備。為了獲得需要的處理力，裴瑞跟他的合唱團搭檔——英特爾的執行長——2購買晶片。

裴瑞後來回憶，在陽光明媚的矽谷，「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有可能」。但是1977年，他加入國防部時，從國防部看出去的世界黯淡許多。當時美國剛輸掉越戰；更糟的是，根據安德魯．馬歇爾（Andrew Marshall）等國防部的分析師警告，蘇聯幾乎完全侵蝕了美國的軍事優勢。馬歇爾生於底特律，身材矮小，禿頭，鷹鉤鼻，眼鏡的後方的雙眼高深莫測地觀察著這個世界。二戰期間，他曾在一家3機床廠工作，後來成為過去半世紀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政府官員之一。1973年，馬歇爾受命為國防部成立淨評估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1，負責預測戰爭的未來。

馬歇爾評估後所得出的悲觀結論是，美國在東南亞打了10年毫無意義的戰爭後，已經失去軍事優勢。他一心一意想要恢復美國的往日榮光。蘇聯衛星史普尼克與古巴導彈危機的確令美國震驚，但蘇聯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才累積到夠多的洲際彈道飛彈，足以確保他們能承受美國的核武攻擊，並以自己的毀滅性原子彈進行報復。更令人擔憂的是，蘇聯軍隊的坦克與飛機遠比美國還多，而且已經部署在歐洲的潛在戰場上。美國在國內面臨削減國防開支的壓力，根本就跟不上蘇聯。

馬歇爾等戰略家知道，面對蘇聯的數量優勢，唯一的辦法是生產品質更好的武器，但怎麼做呢？早在1972年，馬歇爾就寫道，美國需要善用它在電腦領域「巨大又持久的4領先優勢」。他寫道：「好的策略是，持續發展那種領先優勢，並利用那項優勢來改變我們對戰爭的概念、進而從中獲益。」他設想的是「快速的資訊收集」、「精密的指揮與控制」、飛彈的「終端導引」，亦即幾乎可以精準擊中目標的武器。如果戰爭的未來變成一場精準度的競賽，那蘇聯就會落後了。

由於運算力的微型化，裴瑞知道馬歇爾對戰爭未來的想像很快就有可能實現。他在自家公司的設備中用過英特爾的晶片，很熟悉矽谷的半導體創新。越戰中使用的許多武器系統依然採用真空管，但最新的手持計算機裡的晶片運算力遠比老式的麻雀飛彈強多了。裴瑞相信，把那些晶片放在飛彈上，美國的軍力就會領先蘇聯。

他認為，導引飛彈不僅會「抵銷」蘇聯的數量優勢，還會迫使蘇聯採取代價高昂的反飛彈措施來回應。裴瑞計算，蘇聯需要花5到10年的時間以及300億到5500億美元的資金，才能防禦美國軍方打算部署的3000枚巡弋飛彈。而且即便蘇聯做到了，如果所有飛彈都對準蘇聯發射，蘇聯也只能摧毀其中一半。

這正是馬歇爾一直在尋找的技術。裴瑞與馬歇爾跟卡特總統的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合作，一起鼓吹國防部大力投資新技術：使用積體電路、而不是真空管的新一代導引飛彈；可以把位置座標傳到地球上任一點的衛星群；以及最重要的是，要啟動下一代晶片的研發計畫，確保美國維持其技術優勢。

在裴瑞的領導下，國防部在新的武器系統上投入大量資金，要充分利用美國在微電子方面的優勢。像鋪路雷射導引炸彈之類的精準武器項目就獲得了推廣。此外，從巡弋飛彈到炮兵飛彈等所有類型的導引飛彈也是如此。隨著微型運算力的應用，感測器與通信技術也開始突飛猛進。例如，偵查敵方的潛艇，主要需要開發精準的感測器，並透過愈來愈複雜的演算法來執行感應器收集的資訊。軍方的聲學專家認為，只要有足夠的處理力，就有可能從數英里外6區分鯨魚與潛艇。

導引武器變得愈來愈複雜。像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 missile）7這樣的新系統，就需要仰賴遠比鋪路雷射導引炸彈還要複雜的導引系統，使用雷達高度計掃描地面，然後與預先載入導彈電腦中的地形互相比對。這樣一來，導彈就算偏離航道也可以重新定向。這類導引技術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有人提出理論，但直到強大的晶片小到可以裝進巡弋飛彈中，才終於實現。

個別的導引武器是一項強大的創新，但如果它們能夠共用資訊，影響力將會更大。裴瑞委託國防部的國防先進研究專案局（DARPA）展開一項特別計畫：如果把這些新型感測器、導引武器、通信設備都整合在一起，會發生什麼事。這項計畫名為8「突擊破壞者」（Assault Breaker），他們想像一種可以識別敵人目標並向地面處理中心提供位置資訊的空中雷達，地面處理中心接著會整合雷達的資料與來自其他感測器的資訊。陸基飛彈（ground-based missile）將可以透過與空中雷達通訊，把飛彈導向目標。在降落過程中，飛彈可以釋放能各自瞄準目標的子彈藥（submunitions）。

導引武器正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自動化戰爭的願景，運算力以過去無法想像的方式分配到各個系統。誠如1981年裴瑞受訪時所說，這個目標有可能實現，是因為美國正朝著「把晶片密度提高10到100倍」的方向發展，確保運算力的成長。「我們將可以把10年前還占滿整個房間的電腦，放在一個晶片上」，並「在各個層面都9部署『智慧型』武器」。

裴瑞的願景，與矽谷製造出來的所有創新一樣具顛覆性。國防部真的能落實高科技計畫嗎？1981年，隨著卡特總統任期結束，裴瑞跟著卸任，當時記者與國會議員都在抨擊他在精準打擊上押的賭注。1983年，一位專欄作家問道：「巡弋飛彈究竟是神奇武器、還是廢物？」另一位專欄作家把裴瑞主張的先進技術視同10「耍花樣」，並指出那些看似「智慧」的武器經常故障，而且殺傷率出奇的低，就像真空管驅動的麻雀飛彈一樣。

對許多批評者來說，裴瑞的願景需要的運算力進展，就像科幻小說。他們認為導引飛彈的技術只會緩慢地進步，畢竟坦克與飛機的變換也很慢。摩爾定律所說的指數型成長不僅罕見，也難以理解。然而，裴瑞並不是唯一預測會有「10到100倍」進步的人。英特爾也向客戶提出同樣的承諾。裴瑞抱怨道，那些批評他的國會議員是11「老古板」，根本不懂晶片進化的速度有多快。

即使在裴瑞卸任後，國防部仍持續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先進晶片，以及那些晶片驅動的軍事系統。馬歇爾繼續在國防部任職，他已經在夢想這些次世代的晶片可能驅動哪些新系統了。半導體工程師能實現裴瑞所承諾的進展嗎？摩爾定律預言他們可以做到，但這只是預測，不是保證。此外，與積體電路剛發明時不同的是，晶片業變得不那麼專注於軍事生產。像英特爾這樣的公司鎖定的是企業電腦與消費性產品，不是飛彈。只有消費市場有足夠的需求量去資助讓摩爾定律得以延續的龐大研發專案。

1960年代初期，大家還有可能聲稱國防部創造了矽谷。但此後的10年間，形勢逆轉了。美軍在越戰中失敗，但晶片業贏得了隨後的和平，並透過迅速擴大的投資連結與供應鏈，把新加坡到台灣、再到日本的亞洲其他國家，與美國更緊密地綁在一起。整個世界與美國的創新基礎建設更緊密地相連，連蘇聯這樣的對手也要花時間去抄襲美國的晶片與晶片製造機台。與此同時，晶片業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武器系統，重塑了美軍的作戰方式。美國的實力獲得了改造，現在整個國家都有賴矽谷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