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穿著是西式的，但他們的愛情是建立在1東方古老的樂趣上。」1964年出版的澳洲通俗小說《電晶體女孩》（The Transistor Girls）封面上寫道。小說的情節涉及中國黑幫、國際陰謀，以及裝配線的女工，她們「靠夜間的業外活動來增添收入」。《電晶體女孩》的封面圖案是一位衣著暴露的日本年輕女子，背景是一座寶塔的剪影。封底的圖案是一個更有東方味道的女性，但穿得更少。
最早的半導體大多是由男性設計，但組裝半導體的工人大多是女性。摩爾定律預言，運算力的成本會驟降。然而，要實現摩爾的願景，不只需要縮小晶片上每個電晶體的尺寸，也需要更多的廉價工人來組裝。
快捷半導體的許多員工之所以加入公司，是為了尋找財富，或是出於對工程的熱愛。但查理．斯波克（Charlie Sporck）之所以加入快捷，是因為被上一份工作趕出來了。他愛抽雪茄，是個幹勁十足的紐約人，2非常注重效率。在這個充滿傑出科學家及技術遠見家的產業裡，斯波克的專長是盡量從工人與機器提取生產力。運算成本的降幅之所以能跟上摩爾預測的進度，就是靠這種強勢的管理者逼出來的。
斯波克在康乃爾大學讀工程系，1950年代中期受雇於奇異（GE）位於紐約州哈得遜弗斯（Hudson Falls）的工廠。他的任務是改進奇異的電容器製程，並提出改善工廠裝配線流程的建議。他認為他的新技術會提高生產力，但掌控裝配線工人的工會則認為斯波克威脅到他們對生產流程的控制。於是，工會揭竿而起，舉行了一場反斯波克的集會，還焚燒他的肖像。工廠的管理高層膽怯地讓步，並向工會承諾，斯波克的改革永遠不會實施。
斯波克心想：「3管你們去死！」當晚他回到家就開始找其他工作。1959年8月，他在《華爾街日報》上看到一則徵才廣告，一家名叫快捷半導體的小公司正在徵生產經理。於是他寄出履歷，不久快捷就通知他去紐約市萊辛頓大道上的一家飯店面試。兩位面試官在豪飲飽餐一頓後，才醉醺醺地面試他，而且當場就錄用他了。這可說是快捷做過最好的人才招募決定之一。斯波克從未去過俄亥俄州以西的地方，但他馬上就接受了這份工作，不久就到山景城報到了。
斯波克回憶道，他一到加州時就驚訝地發現，這家公司「在處理工人與工會方面，幾乎毫無能力。我為新雇主帶來了這項能力」。許多公司不會把最終導致管理者的肖像被焚燬的勞資關係策略，形容成一種「能力」。但在矽谷，工會很弱勢，而斯波克致力維持那種狀態。他宣稱，他與快捷的同事「堅決反對」工會。身為務實的工程師，斯波克並不是典型的工會打手。他的辦公室非常簡樸陽春，跟軍營沒兩樣。他對於公司能夠發放股票選擇權給多數的員工感到自豪。那對東岸的傳統電子公司來說幾乎是沒聽過的做法。但他也非常堅持，員工既然獲得了股票選擇權，相對的就要竭盡所能地4提高生產力。
東岸電子公司的員工通常以男性居多，舊金山南部的晶片新創企業則大多雇用女工來做5裝配線的工作。女性在聖塔克拉拉谷的裝配線已經工作數十年了，先是1920年代與1930年代在推動當地經濟的水果罐頭廠裡工作，接著是二戰期間在航太業工作。1965年，美國國會決定放寬移民規定，為當地的勞力市場增添了許多來自外國的女性。
晶片公司之所以雇用女性，是因為女性的工資較低，也比較不會像男性那樣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生產經理也認為，女性的小手更適合組裝及測試半導體。1960年代，把矽晶片插上塑膠片的過程，首先需要透過顯微鏡來觀察矽片在塑膠片上的位置。接著，組裝工人把這兩片東西組在一起，用機器加熱、加壓、加上超音波振動，讓矽片與塑膠底座結合起來。然後，同樣是以手工連上細細的金屬線，好讓晶片導電。最後，必須把晶片插入儀表中做測試——當時這個步驟6也只能靠手工完成。隨著晶片需求的飆升，組裝晶片的人手需求也跟著飆升。
像斯波克這樣的半導體公司高層，無論放眼加州何處，都找不到夠多的廉價工人。快捷在美國各地尋找，最終在緬因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的納瓦霍族保留地（Navajo reservation）設廠。斯波克表示，在緬因州設廠是因為那裡的工人「痛恨工會」；至於在納瓦霍族保留地設廠，則是看上當地提供的稅賦優惠。不過，即使在美國最貧窮的地區，勞力成本依然相當可觀。諾伊斯以私人資金投資了一家香港的無線電組裝廠。當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與毛澤東的共產中國只隔著一條邊界。那裡的工資是美國平均水準的十分之一，約每小時25美分。諾伊斯告訴斯波克：「你怎麼不去看看呢？」7斯波克很快就搭機去看了。
快捷的一些同事對此感到擔憂。「共產中國近在咫尺，」一位同事提醒他看看駐紮在香港北部邊境的數千名中國人民解放軍，「你會被碾過去。」但諾伊斯投資的那家無線電組裝廠展現出機會。斯波克的一位同事回憶道：「中國的勞工，在那裡工作的女孩，超出了我們的預期。」快捷半導體的高層認為香港裝配工人的速度似乎是美國人的兩倍。一位高層指出，而且他們更「8願意忍受單調的工作」。
快捷在恆業街（Hang Yip Street）的一家涼鞋廠租了空間，那裡毗鄰香港的老機場，就在九龍灣岸邊。不久，大樓外面裝上了一個幾層樓高的巨型快捷商標，照亮了港口周圍航行的帆船。快捷繼續在加州生產矽晶圓，但開始把半導體運到香港做最後的組裝。1963年，也就是香港工廠營運的第一年，該廠就組裝了1.2億個裝置。而且產品的品質很好，低廉的勞力成本意味著快捷可以雇用訓練有素的工程師來管理裝配線——換成在加州的話，9成本會貴得驚人。
快捷是第一家把組裝外移到亞洲的半導體公司，但德儀、摩托羅拉以及其他企業也迅速跟進。十年內，幾乎所有美國晶片製造商都在國外設有組裝廠。斯波克開始把目光投向香港以外的地方。香港每小時25美分的工資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卻是亞洲最高的。1960年代中期，台灣工人每小時的工資是19美分，馬來西亞是每小時15美分，新加坡是每小時11美分，10南韓是10美分。
斯波克的下一站是新加坡這個以華裔為主的城市國家。快捷的一位資深員工回憶道，新加坡的領導人李光耀11「幾乎是禁止」工會的。不久，快捷又到馬來西亞的檳城設廠。早在「全球化」這個詞出現的幾十年前，半導體業就已經全球化，並為如今以亞洲為中心的供應鏈奠定了基礎。
斯波克這樣的管理者其實對全球化沒有任何計畫。如果緬因州或加州的成本跟亞洲一樣，他也樂於繼續在緬因州或加州設廠。但亞洲有成千上百萬的農民在尋找工廠的工作，這些充裕的人力使工資持續維持在低檔，而且有好一段時間都保證那麼低。美國外交政策的策略家把香港、新加坡、檳城等城市的華裔工人，視為顛覆毛澤東共產黨的好機會。斯波克則是把他們視為資本家的夢想：「我們在矽谷遇到了工會問題，12在東方從來沒有這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