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前往富麗堂皇的愛麗舍宮，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他為東道主帶來了一件小禮：一台索尼的電晶體收音機。戴高樂是講究形式與禮儀、思想傳統的軍人，視自己為法國高貴精神的化身。相較之下，池田勇人認為日本國民是純粹的物質主義者，並承諾在十年內使日本的國民所得增加一倍。戴高樂宣稱，日本只不過是個「經濟強國」，他在會見池田勇人後對助理不滿地說，池田勇人的舉止1跟「電晶體推銷員」沒兩樣。但不久之後，全世界都很羨慕日本，因為這個國家在銷售半導體上的成功，使它變得遠比戴高樂所想像的還要富強。
積體電路不僅以創新的方式連接電子元件，也以美國為中心把幾個國家編織成一個網絡。蘇聯因為抄襲矽谷的產品，無意間成了這個網絡的一部分。相反的，日本則是擁有日本商業精英與美國政府的支持，刻意融入美國的半導體業。
二戰結束時，有些美國人原本認為應該剝奪日本的高科技產業，作為日本發動殘酷戰爭的懲罰。然而，日本投降後不到兩年，美國的國防官員就採取了「強大的日本比弱小的日本2是更好的風險。」這樣的官方政策。除了短暫地阻止日本研究核子物理學以外，美國政府其實是支持日本3以科技與科學強國的形式重生。當時的挑戰在於，幫助日本重建經濟的同時，要把日本經濟與美國主導的體系綁在一起。讓日本成為電晶體推銷員，正是美國冷戰策略的核心。
電晶體發明的消息，最初是透過戰後接管日本的美軍傳到日本的。菊池誠是日本通產省電氣試驗所的年輕物理學家，該試驗所雇用了日本最頂尖的科學家。某天，上司把他叫進辦公室，告訴他4一個有趣的消息：美國的科學家把兩根金屬絲接到鍺晶體上，就能夠放大電流。菊池誠馬上知道有人發明了一種非比尋常的裝置。
身處在炸毀的東京，很容易讓人覺得自己與世界頂尖的物理學家隔絕。但東京的美軍占領總部提供了《貝爾系統技術期刊》（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應用物理學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物理評論》等期刊，讓日本的科學家有機會翻閱。那些期刊刊登了巴丁、布萊頓、蕭克利的論文，本來在戰後的日本是不可能取得的。菊池誠回憶道：「我快速流覽裡面的內容，每次看到『半導體』或『電晶體』等字眼時，5心跳就會開始加快。」幾年後的1953年，巴丁在濕熱的9月造訪日本，參加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的會議，菊池誠在那裡見到了他。巴丁在東京獲得名人般的禮遇，他很驚訝有那麼多人想要為他拍照。在寫給妻子的信中，他提到：「我這輩子6沒見過那麼多閃光燈。」
巴丁飛抵東京的同一年，盛田昭夫從羽田機場起飛前往紐約。身為日本知名清酒廠的第十五代傳人，他從小就被培養要接掌家業。盛田昭夫的父親原本想讓兒子繼承盛田酒業，但盛田昭夫從小就愛玩電子產品。大學時攻讀物理系，為他指引了不同的方向。戰爭期間，物理專業可能救了他一命，他被分派到研究實驗室，而不是前往前線作戰。
事實證明，盛田昭夫的物理學位在戰後的日本相當實用。1946年4月，日本仍是一片廢墟時，盛田昭夫與前同事井深大合創了一家電子企業，不久就把公司改名為索尼（Sony），名稱來自sonus（拉丁語的「聲音」）及美國暱稱Sonny。他們推出的第一項產品是電子鍋，但銷量不佳。後來推出的錄音機運作得很好，銷量不錯。1948年，盛田昭夫讀到貝爾實驗室發明的新電晶體，馬上就看出它的潛力。盛田昭夫回憶道，7那看起來很「神奇」，並夢想著改革消費電子裝置。
1953年，盛田昭夫飛抵美國後，美國的寬廣遼闊，以及消費者的驚人財富，都讓他震驚不已，尤其與戰後東京的匱乏相比更是天壤之別。盛田昭夫心想：「這個國家8似乎什麼都有。」他在紐約會見了AT&T的高階主管，他們同意授權讓他生產電晶體。他們也告訴他，別指望製造出比助聽器更實用的東西。
不過，盛田昭夫知道戴高樂所不明白的道理：電子是世界經濟的未來，電晶體很快就會嵌入矽晶片中，可能製造出難以想像的新裝置。盛田昭夫意識到，電晶體的體積更小、耗電量更少，勢必會轉變消費電子產品。他與井深大決定把公司的未來押在銷售這些消費電子產品上，而且不止賣給日本的消費者，也賣到世界上最富有的消費市場：美國。
日本政府也表達了對高科技的支持，在盛田昭夫造訪貝爾實驗室的同年，日本皇太子造訪了美國一家無線電研究實驗室。日本強大的通產省也想支持電子公司，但這個政府部門的影響好壞參半，索尼向貝爾實驗室申請的電晶體授權，一度被官僚拖延了好幾個月，理由是索尼在未經通產省同意下就與外國公司簽署合約，是9「不可原諒的荒謬行為」。
索尼在日本可以善用較低的工資水準，但其商業模式的核心仍是創新、產品設計與行銷。盛田昭夫採用的「授權」策略，與蘇聯部長蕭金的「抄襲」策略截然不同。許多日本公司是以高超的生產效率著稱。索尼擅長發掘新市場，以及利用矽谷最新的電路技術，為那些市場推出令人矚目的產品。盛田昭夫表示：「我們的計畫是用新產品引導大眾，而不是問大眾想要什麼產品。大眾不知道什麼東西可能生產出來，10但我們知道。」
索尼第一個熱賣的產品是電晶體收音機，就像池田勇人送給戴高樂的那種。幾年前，德儀曾試圖推出11電晶體收音機，雖然擁有必要的技術，卻因為定價與行銷搞砸了，不久就放棄那項業務。盛田昭夫看到了機會，很快就大量生產數萬台那種裝置。
然而，像快捷那樣的美國晶片公司，仍持續主導晶片生產的領先領域，例如與企業大型主機有關的業務。整個1960年代，日本公司為了智慧財產權支付了可觀的授權費；把晶片總銷售額的4.5％12給了快捷，3.5％給了德儀，2％給了西部電氣。美國晶片製造商也樂於把技術轉移給日本，因為日本公司似乎落後他們很多年。
索尼的專長不是設計晶片，而是設計消費品及訂製他們需要的電子產品。計算機是日本公司改造的另一種消費性裝置。1967年，德儀的董事長海格底要求基爾比設計一台半導體啟動的手持計算機。然而，德儀的行銷部認為，廉價的手持計算機沒什麼市場，因此那項專案一直停滯不前。日本的夏普電子（Sharp Electronics）不認同那個觀點，他們把加州生產的晶片放進計算機中。那種計算機遠比任何人想像的還簡單，也更便宜。夏普這次成功的出擊，確保了1970年代生產的多數計算機都是日本製的。海格底後來感嘆，如果德儀早點找到銷售自有品牌裝置的方法，德儀「會成為13消費電子領域的索尼」。然而，事實證明，想要複製索尼的產品創新與行銷專長，跟想要複製美國的半導體專業一樣困難。
美國與日本之間出現的半導體共生關係，需要拿捏平衡。兩國在供應與顧客方面都相互依賴。到了1964年，日本在離散電晶體的生產方面已超越美國，而美國公司則是生產最先進的晶片。美國公司製造了最好的電腦，而索尼、夏普等電子製造商所生產的消費品則推動了半導體的消費。日本的電子產品出口（包括半導體及依賴半導體的產品）從1965年的6億美元，14激增到約二十年後的600億美元。
然而，這種相互依賴不見得容易。1959年，美國電子業協會（Electronics Industries Association）向美國政府求助，以免那些從日本進口的產品破壞「國家安全」及15他們的淨利。但是，讓日本建立電子業是美國冷戰策略的一部分。因此，1960年代的美方從未針對這個問題對日方施加太大的壓力。像《電子》雜誌這種產業雜誌，理論上立場應該偏向美國公司，卻指出「日本是美國太平洋政策的基石……如果日本無法與西半球及歐洲進行健全的商業往來，它會往別處16尋求經濟支持」，比如共產主義的中國或蘇聯。美國的策略需要讓日本獲得先進的技術及建立頂尖的事業。尼克森總統後來說：「一個有歷史的民族，是不會只滿足於17製造電晶體收音機的。」他們需要獲准、甚至被鼓勵去開發更先進的技術。
日本企業高層也同樣致力推動這種半導體的共生關係。當德州儀器想成為第一家在日本設廠的外國晶片製造商時，就面臨到錯綜複雜的法規障礙。索尼的盛田昭夫碰巧是海格底的朋友，他主動提議幫德儀排除萬難，以換取部分獲利。他請德儀的高層匿名到東京，以假名入住飯店，而且不要離開飯店房間。盛田昭夫祕密前往那家飯店，並提議成立一家合資企業：德儀在日本生產晶片，索尼負責應付官僚。盛田昭夫對德儀的高層說：「我們會18幫你們打通關。」德儀高層認為索尼「真囂張」（他們覺得這種說法是在稱讚索尼）。
在盛田昭夫的協助下，德儀經歷了官僚百態又喝了許多綠茶後，日本官方終於批准德儀在日本開設半導體廠。對盛田昭夫來說，這又是一次大成功，使他搖身變成太平洋兩岸最著名的日本企業家之一。對美國的外交策略家來說，兩國間的貿易與投資連結愈多，就可把日本與美國主導的體系綁得更緊密。對首相池田勇人這樣的日本領導人來說，這也是一場勝利。他提前兩年實現了讓日本的19國民所得翻倍的目標。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獲得了新的席位，這要歸功於盛田昭夫那樣勇敢無畏的電子企業家。電晶體推銷員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戴高樂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