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對抗五個使男生偏離常軌、沒有動機的因素，我們已經討論了許多策略，現在是把這些策略集合起來，看看就目前可以如何補救的時候。
第一個因素：教育中的改變
假如你和我有這個權力與資源去重建美國的教育制度，我們至少可以設定一個方向以緩和減輕二十一世紀教育方式對美國男孩和女孩的傷害。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幼兒園回到原來十九世紀由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Friedrich Froebel）創建的樣子，讓每個孩子對學校的第一印象是正面的。我們要把對英文和數學的強調推回它應該在的地方，從幼兒園趕出去，回到小學一年級和二年級。我們要使Kenntnis和Wissenschaft回到平衡，令孩子在沒有機會與真的青蛙和蝌蚪玩之前，不會先學什麼是青蛙和蝌蚪──我指的不是電腦螢幕上的青蛙和蝌蚪，而是戶外活生生的青蛙和蝌蚪。我們會給教師更多的自由去介紹競爭性的形態，用團體競爭的策略吸引孩子參與，讓他在這種環境中茁長，而不會對不適合或不需要這種教學方式的孩子不利。
但是你和我在最近的將來都不太可能有這個權力或這個資源。那麼在等待的期間，我們該怎麼辦呢？
第一，了解你孩子學校的狀況。假如學校的幼兒園是像今日大部分的幼兒園，強調閱讀和寫字及計算能力的加速課程，你應該慎重考慮直到你的孩子六歲之前，不要讓他去上幼兒園。這一年的延遲入學對他有天壤之別。在孩子上幼兒園之前，就先去參訪你住家附近的幼兒園，跟園長談，聽聽他的教育理念，如果可能，花點時間觀察實際上課的情形。這些應該會讓你對這所學校在學業的預期和推行策略上有相當好的概念。在體驗式學習之前，首先強調識字能力的學校，表明他們的優先事項可能不適合許多五歲男孩的發展。
看看園裡的小朋友，他們玩得愉快嗎？教室裡是否有歡樂的氣氛？他們有機會可以跑來跑去嗎？他們有機會接觸到大自然嗎？每天有機會去戶外玩耍嗎？看魚池裡的金魚不能算做「跟大自然接觸」，記得Kenntnis需要孩子觸摸、嗅聞、真正經驗到大自然的東西。透過玻璃或欄杆、籠子看是不夠的。
第二，找出學校是怎麼評估孩子的。如果唯一的評估是紙筆測驗來測Wissenschaft，那麼這所學校的領導者可能還不了解Kenntnis和Wissenschaft平衡的重要性。學校有團體競爭的教學方式嗎？不僅是運動方面，學業方面也有嗎？（假如你對這個建議背後的理由不清楚的話，請再看一遍第二章。）
一些簡單的改變可以完成很大的成就（不是常說小兵立大功嗎？），在內布拉斯加，全州的校長都贊同經驗的學習：Kenntnis；而不是課本的學習：Wissenschaft。內布拉斯加州的小學生在測試他們對電流的知識時，不是用紙筆的方式，而是要他們組一個電的迴路。假如他們正確組裝了這個迴路，那麼迴路板上的馬達就會動，鈴聲就會響。內布拉斯加州的教育者對這個結果很滿意。但不幸的是，美國的教育部偏好紙筆測驗。內布拉斯加州的教育者用經驗的測驗而非紙筆的測驗，所以教育部不鼓勵。[1]但是有好些年，內布拉斯加州的教育者勇於先讓經驗測試取代紙筆測試。整個課程已經有太多紙筆測驗了。內布拉斯加州的校長是想平衡經驗的方法和教誨的方法，甚至說，去平衡測驗和評估。[2]
內布拉斯加州的計畫在幾年前就被揚棄了。今天，很難在美國以全州的規模維持這樣一項計畫，因為這裡的所有測試都跟Wissenschaft有關，而非常地不看重Kenntnis。但你還是可以從某些學校找到了解這些問題的老師和管理階層。其中有些是蒙特梭利學校（Montessori school），有些是華德福學校（Waldorf school），還有些是開明的私校，只是名字裡沒有「蒙特梭利」或「華德福」，但學校的領導者依舊理解體驗式學習的重要性。這些學校裡有些是男校。也有幾間是正規的公立學校，但非常稀少。
第三，假如你的孩子在學校裡讀得很辛苦，假如你發現學校沒有為他提供體驗式學習，試著組織與你所見略同的家長。和學校的家長會或家長團體聊聊，不要單槍匹馬去找校長或其他學校的管理階層；一個家長只是一個困擾，人多才能造成力量。找六、七個理念相同的家長組成一個團體再去跟校長談，六個家長可不能忽略；六個家長聯手可以帶來改變──不是常常能成功，但偶爾可以。
請盡量避免負面的溝通，記住，基本上，校長和老師要的跟你要的相同，他們也希望學生能對學習感興越。提供你孩子的校長和老師一本理察・羅浮（Richard Louv）的《森林中最後的孩子》（Last Child in the Woods），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說的，它充分證明了自然界豐富孩子生活的力量。
但是不要摒息以待。我發現校長們常常拒絕改變，有的時候他們就是不動如山，這時，你可能要讓你的孩子轉學，有時，你必須搬到另外一州去，去找個適合你孩子的學校，這正是我和我的家庭所做的；我覺得我們必須要為孩子搬家。
這是很大的冒險。我曾經親眼看到一點小小的改變，就為男孩帶來極大的進步。舉例來說，某些小學裡的老師報告說，讓孩子選擇要不要坐著而非硬性規定坐著上課，就使男孩的表現有顯著的進步。在這些教室裡，有些男孩坐著，有些站著，有些盤腿坐在地上。在我主持的一場近芝加哥的會議上，芝加哥的兩位老師史塔勒（Betsy Stahler）和雷恩（Jill Renn）跟我們分享了在她們引進上課「選擇要不要坐著」的新策略後，她們芝加哥學校的男孩表現是如何快速地提升──配合可調整高度的桌子：桌子可以調得很低，適合喜歡坐在地上寫功課的孩子；也可以調得很高，滿足寧可站著的男生。[3]在愛荷華州滑鐵盧的另外一間學校，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用心地在做功課，他們的老師費格森（Jeff Ferguson）告訴我，孩子做功課這麼有動機，唯一的改變只是他們不想坐時，可以不必坐著上課，他們可以躺著、趴著，只要不妨礙別人即可。
其他國家充滿想像力的教學策略有的已開始結成果實了──只是美國人不知道而已。有一個令人興奮的例子是在說德語的歐洲國家：德國、奧地利及瑞士的東北部。這個專案叫Waldkindergarten。
Waldkardergarten的字義是「森林幼兒園」。這是沒有房子、沒有圍牆的幼兒園（大多數Waldkardergarten確實有一個遮雨棚或類似的建築，帶有避雷針，可以在雷雨天提供安全的庇護。而且，儘管叫Waldkardergarten，但許多這些戶外學校都招收了從學前班到小學二年級的孩童），小朋友每天在當地的公園或森林區域跟老師見面，全年如此。他們花一天，或好幾天，研究一些樹：聞樹的味道，假如是秋天，玩它的葉子，學習四季的輪替和樹的生命循環，用掉下來的樹枝做翹翹板。
當美國家長聽到這個森林幼兒園時，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天氣不好的時候怎麼辦？假如下雪呢？下大雨呢？德國人的回答永遠是：「沒有什麼天氣叫不好，只有不合適的衣服。」假如你看到這些孩子在雪地裡怎麼玩，就會了解這句話的真義了。我們大人不喜歡暴風雪，因為壞天氣會使我們寸步難行；但是五歲的孩子可愛極了暴風雪。（上網搜尋Waldkindergarten和Iglu──德文的冰屋──看孩子可以用雪做哪些事情。）
德國法蘭克福市南端達姆斯達特學院（Darmstadt College）教育學院的教授喬濟斯（Roland Geoges）評估小時候念森林幼兒園、現在已經四年級的小朋友各方面的表現。他發現，從森林幼兒園啟蒙的男生比較不會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他比較的是同一社區、但念的是一般幼兒園的孩子。[4]
這個Waldkardergarten運動成長得很快，一九九七年時，德國的這種幼兒園只有二十個不到，今天光是在德國就有超過一千五百間。有些家長擔心孩子花這麼多時間在戶外玩，會不會有安全問題，但是德國大自然與森林幼兒園聯盟（Bundesverband der Natur-und Waldkindergärten in Deutschland；網址：http://bvnw.de）的主席舒爾特─奧斯特曼（Ute Schulte-Ostermann）注意到：「因為我們的牆比較少，地板比較軟，又有樹葉和泥巴做緩衝，所以我們的意外比一般室內的幼兒園少多了。」[5]
美國的教育者和家長可以從Waldkardergarten學習。有些人已經在這麼做了。[6]
第二個因素：電玩遊戲
在第三章，我們考慮了一些策略來幫助你的孩子重新接觸真實世界，使他可以不這麼需要電玩遊戲的人工世界。假如你能提供一個另類的管道，重新引導他想玩電玩的衝動，你的介入會比較有效。所以假如你要限制孩子玩電玩的時間，你需要給他另外一條路，這條路要比電玩更有趣、更真實，你的限制才會有效。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孩子是攻心為上，讓我先告訴你關於合法飆車（RaceLegal）的事。
合法飆車
我生動地記得那天打開《華盛頓郵報》時看到的恐怖照片，那是一輛撞爛的福特房車，旁邊是帶走匆忙包裹好屍體的急救人員。這些年輕人在馬里蘭州很少使用的公共道路上玩改裝車競速（drag racing）。街頭競速社群傳出賽車的消息，於是大約有五十個成人，大部分是男生，在漆黑的凌晨三點聚集圍觀。福特的車主不是來參賽的，也不知道街頭這些人是來看改裝車競速的；街上沒有任何圍籬可以阻擋車子在一片漆黑中以全速衝進觀看的人群中。這場車禍造成八個人死亡、超過六個人受傷，死者全是男性。[7]
街頭競速已經變成全北美的一個大問題，雖然警察盡全力去阻止，但是每一年仍然有許多人因此而死亡或受傷。難道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來預防它嗎？
有的，解決方案就是「合法飆車」，以下是它的故事。
加州聖地牙哥警方發現市區街道飆車的風氣，讓青少年的死亡率和受傷率突然上升，一年裡就有十四名青少年因此喪命、三十一名重傷。聖地牙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的教授班德（Stephen Bender）是流行病學教授，很擔心飆車會變成「流行病」；身為流行病學家，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所以他募款成立了一個合法的賽車活動，叫做「合法飆車」；他取得使用聖地牙哥美式足球隊的美式足球場道路使用許可，所有的青少年都可以來裡面飆車，只要有一張合法的駕駛執照及證明他有車主的允許可以使用該輛車。一開始時沒有人來，男孩子看不出為什麼要付錢來運動場飆車，他們在馬路上玩是免費的。所以聖地牙哥就更嚴格地取締街頭飆車，便衣警察開始錄影拍攝違法者，然後叫拖車到飆車族的家裡把車子吊走、用手銬把飆車者帶走，送進監獄，吊銷其執照一年、罰鍰一千五百美元，執照記點兩點，車子入監三十天、罰鍰一千元。史隆（Greg Sloan）警官說：「假如你還敢在街上飆車，第二次被逮到時，你的車就永遠沒收，即使車主是你父母或是租來的。你也得在牢裡蹲得更久。」二○○一年，這個郡起訴了兩百九十件案子，二○○二年有一百五十五件，到二○○三年只剩六十件。「這個重點是製造了收口的網，包括警察和法律兩種強制執行者。」這個合法飆車計畫的主任狄內柯（Lydia DeNecohea）說：「情況就真的翻轉過來了。」[8]
聖地亞哥官員現在將街頭賽車的傷亡人數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的情況，歸功於「合法飆車」計畫。「在我和我同事的心中，我們都覺得合法飆車計畫提供了青少年一個合法的發洩管道，是它使不合法的街頭飆車事件急劇下降。」聖地牙哥警察局的小隊長雷沃（Glen Revell）說：「我們看到飆車減少，死亡與受傷也降低了。我們沒有像過去一樣看到有組織的活動。」聖地牙哥市警察局和警官湯普生（Scott Thompson）也同意：「合法飆車在解決這個問題上真是非常的有效。」[9]
班德教授的想法慢慢傳開了。在奧克拉荷馬州的諾伯（Noble），青少年花十五元就可以在星期五的晚上去雷谷賽車場（Thunder Valley Raceway Park）賽車。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五晚上，高中生可以用他自己的車子去和諾伯的警察賽車。[10]這個計畫叫做「涼下來」（Beat the Heat），現在同樣的計畫在全美三十個州推行，以及加拿大的安大略及英屬哥倫比亞。[11]在佛洛里達州的坦帕市（Tampa）也有類似的計畫「頂尖警察賽車」，[12]在加州瑞丁市（Redding）的「合法街車競賽」每一次都會吸引兩百名賽車手來參加，包括兩千人以上的觀眾。[13]你也會在路易安那州的貝爾蘿西市（Belle Rose, Louisiana）的「沒問題賽車公園」（No Problem Raceway Park），新墨西哥州阿布科基（Albuquerque, New Mexico）的「無牛街車競賽」（No Bull Street Car Series），密西西比州坎頓市（Canton, Mississippi）的「垃圾場賽車」（Junkyard #1 Dragway），紐約州蒙地契洛（Monticello）的「蒙地契洛汽車俱樂部」（Monticello Motor Club）以及愛達荷州鷹市（Eagle, Idaho）的「16號公路火馬賽車」，那裡離愛達荷州首府布宜斯（Boise）大約三十分鐘，找到合法的街頭飆車。[14]
當我稱讚合法飆車這個計畫時，我看到父母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動。我可以了解父母對這個計畫不熱中，畢竟讓沒有特別受過訓練的孩子參加時速一百哩的賽車那真是玩命。我提醒父母，合法飆車用的是直線車道，沒有轉彎，而且只有八分之一哩長。最主要的是，告訴男孩不要去馬路上飆車不是有效的方法，除非你能提供一個合法的選擇。
這和電玩遊戲有什麼關係？
它們關係在這裡：合法飆車和與它類似的計畫，是對下面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在我把兒子的PlayStation和Xbox扔進垃圾箱後，下一步該怎麼做？」假如你的兒子在玩摩托車的電玩遊戲已經玩了幾個小時，把他帶到摩托車賽車場、租一部摩托車給他，讓他學習騎摩托車，做真的事情。他可能會抱怨，可能會說他比較喜歡電玩遊戲的賽車，而不想在車道上一趟一趟地騎。挑戰他，「電玩遊戲只是模仿，只是假裝，」你可以提醒他：「這是真正的賽車，你是大男孩，你可以做到。」
寧可要電玩遊戲而不要真正東西的男孩，他的選擇跟寧可要線上色情而不要跟真正的女孩打交道的情形一樣。事實上，這通常會是同一個男孩。那個每天花幾個小時在電玩遊戲上的人，在我的經驗裡，通常是偏好線上色情而非與真的女孩互動的人。
假如你的兒子對第一人稱的射擊遊戲上癮，如《俠盜獵車手》，你可能會認為這個策略不適用；畢竟，你總不能放任他到馬路上，告訴他去搶劫一輛最新出廠的跑車，然後謀殺警察。但是這些男孩通常有一些尼采所謂的「權力意志」（見第三章），而且這個權力意志的慾望可能還不小。他們不怕身體上的挑戰，至少他們認為自己不怕──替這些孩子報名參加有實際身體接觸的運動，如美式足球或橄欖球。全力衝刺撞倒另一個男孩、很用力地打他，「鼻涕飛出我的鼻子，我幾乎不能呼吸。」（一個男孩很熱情地對我描述）這會滿足他的衝動和慾望，就是驅使他去玩《俠盜獵車手》的同樣東西。
這一點對很多父母親來說，是與他們的直覺相反的，尤其是母親。「為什麼任何男孩，尤其是我的兒子，要去跟別人狠狠地撞在一塊兒，鼻涕都飛出來了還幾乎不能呼吸？」這個答案是：因為有些男孩就是像這樣，而他就是那種男孩。接受這個事實與他攻擊的想望，然後利用它幫助你兒子成為一個運動員，而不是電玩的上癮者。
在《養男育女調不同》中，我引用了一個有經驗的學校輔導員的話：「你無法把一個小霸王變成天使，但是你可以把小霸王變成騎士。」我要把這句話放到電玩遊戲中：「你不能把電玩遊戲的上癮者改變成一個喜歡煲電話粥的人，但可以把他改變成一個有競爭性的運動員。」多年來我曾指導過幾個男孩，恰好看到了這樣的轉變。
第三個因素：ＡＤＨＤ的用藥
在第四章中我們看到，今天一個男孩有多容易被貼上「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標籤。結合第二章與第四章，你會看到過去教育的改變，使注意力缺失過動症藥物的處方顯著增加。三十年前，小學並不預期一個五或六歲的男孩會安靜地坐上一個小時；今天，他們會。這個結果造成「父母或老師會認為任何男孩在椅子上想亂動，而且敢不聽老師的話，他就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兒童精神科醫生羅勃特（Elizabeth Roberts）說。[15]大人不去問幼兒園應不應該要求一個五歲的孩子安靜地坐著，反而是去找醫生開藥；畢竟，安靜下來可以學習最重要，吃藥有什麼關係？
我們現在看到這種想法的傷害了。我們也知道為什麼這個想法很糟：不管是不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先開藥給他吃吃看，如果安靜下來了，就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試試看，你會喜歡的」（try it, you will like it）是很糟的選擇，尤其當這個處方藥是用到你兒子身上的時候。
所以，當學校示意你的兒子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時，你該怎麼做？第一，堅持讓合格的專家來評估你的孩子。這個人必須是沒有偏見、不傾向於診斷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專家。在大部分情況下，那個人不宜同時是你孩子的醫生。主要照顧的醫生──小兒科醫生和家庭醫生──通常沒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無法區辨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和其他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個孩子在教室中不能專心的細微差別。大多時候，主要照顧的醫生──尤其在富裕的市郊社區──會建議試試看藥物，「只是看看會不會有效」。這是個壞主意。
許多學校會聘請心理學家來做這種評估。但很不幸地是，我發現這些心理學家一般來說不是好選擇。他們通常工作量過大，有太多的孩子需要評估，卻沒有足夠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假如這個心理學家同意這孩子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那麼，他的工作就完成了──這個孩子的名字就會從需要評估的名單上劃掉，每個人都很快樂，至少對在同一學區的心理學家的同事來說是如此。
假如你的兒子念私立學校，也是相似的過程。我發現私立學校推薦的心理學家從來不會認為學校有什麼不對，他們幾乎一致性地同意老師的看法，說這個孩子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假如心理學家不同意老師的評估、質疑這個診斷是不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他會很快陷入麻煩。因為當一個孩子不注意聽課時，問題往往不是出在孩子身上，而是老師的教法不適合他。你需要一個心理學家，他有足夠的勇氣和獨立性來告訴學校：「這個男孩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這間學校。學校對這孩子在發展上有不恰當的要求，必須改變它的方式。」假如一個男孩不能安靜地坐著，他不一定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不應該只為了讓他安靜而要他服藥。學校應該了解期待一個小男孩坐著不動、安靜不能講話，根本就有違我們所知道的兒童發展。假如你把這個男孩移到對男生友善（boy-friendly）的教室（見第二章有關這個意見的詳細說明），那麼這個男生上課的表現會很好。
這句話並不是臆測。我參訪過芝加哥、愛荷華州滑鐵盧、佛羅里達州狄蘭（Deland）的學校，接觸過許多社經地位不同、種族背景各異的男孩，他們以前都被貼上「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標籤，後來卻都變成高成就、學業表現很好的學生。他們沒有吃藥，只是換到一間對男生友善的教室而已。這個轉變並不需要改變班級大小或任何經費，只要增加老師的知覺，知道如何去建構一間對男孩友善的教室即可。
我通常在這兒就停住。我過去會對父母說：「去找一個有勇氣的心理學家評估你的孩子。」但我發現越來越難找到一個心理學家，願意挑戰這個已把這麼多孩子推去服藥的蒸氣壓路機。所以，假如你沒有被說服你的孩子需要服藥，而你家附近又找不到有勇氣的心理學家，你該怎麼做？
你可以自己做一部分的評估，所以我把下面這一段叫做：
父母親自己做神經發展評估的指引，特別著重在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專門為小學的男生所設計（中學生和高中生在後面）。
在評估你的孩子有沒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時，你需要了解五個診斷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正式標準。我是從正式的源頭《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五版中節錄出來的，一個孩子必須達到這五個標準，才能診斷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１ 過動／衝動或不注意（hyperactivity/impulsivity or inattention）：這個門檻通常是最容易過的。我要強調的是，它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許多孩子是過動、衝動又不注意，但是只有這樣並不構成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診斷。
２ 在十二歲以前出現症狀：那些嚴重到引起顯著學習失功能的問題，必須在十二歲以前出現。
３ 多重出現：由於過動、衝動或不注意所引起的失功能，必須在很多不同地方都出現，不是只有在一處或兩處。對年幼的孩子來說，這是決定他是不是真的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最重要的一個標準。我們每個人都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時候，假如你叫我坐一個小時聽有關刺繡歷史的演講，我也會注意力不集中。一個孩子如果只是偶爾注意力不集中，可能不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假如你孩子閱讀和語言藝術的老師說他上課動來動去、不專心，但是他的自然科老師、體育老師和數學老師都說他的學習沒問題時，那麼你的孩子很可能沒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即使所有的老師都說有問題，但是你兒子童子軍的隊長和美式足球隊的教練都說沒有問題，我還是會很猶疑說他沒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只有在學校有問題的孩子，在其他地方都沒有問題的話，通常沒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把孩子轉到不同的學校──或改變那個學校教你孩子的方式──可能可以解決問題。
４ 在社交和學業上有顯著的失功能：什麼叫顯著失功能？我在很多富裕的城郊住宅區聽過一個笑話：在這個社區裡，每個孩子要不是資優，就是有學習障礙，或兩者皆是。有些父母就是不願意聽到他兒子的功課只有Ｂ和Ｃ是因為他不夠聰明，寧可聽到他們的兒子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需要服藥，而不是兒子資質平平，或是低於一般人。但在每一百個孩子中，有四十九個會低於平均水平。 這不是侮辱，只是「平均」一詞的含義。
５ 不能歸因到其他的疾病：有的時候，一個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衝動、過動是有其他原因，與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沒有關係。家庭問題是一個常見的激發點。我曾經參訪阿拉巴馬州佛利（Foley）的佛利學校，一位老師班特（William Bender）告訴我，有個學生達米安在三年級時都很好，四年級卻變得無法管教，也不可理喻。達米安會在教室撒野、亂跑，不理老師的懇求，或是坐在他的椅子上，誰也不睬。達米安被分到班特老師的全男生班上，他在那裡比較肯說出為什麼他要表現得這麼糟。「我想假如我夠壞，他們會打電話給我爸來揍我屁股嗎？」他微笑著說。達米安的爸爸在前一年夏天拋棄他們離家了，現在他一個月打一次電話回家，有時更少。
班特老師帶達米安在學校散步，繞著教室走。「讓我告訴你一件事，」他說：「你要好好聽著，你爸爸雖然不常打電話回來，但是當他打來時，他希望能聽到好消息。他會想聽到你是好孩子，在學校很乖，學校也很好，每一件事都很好。假如他聽到的全都是你媽媽在抱怨你有多不乖，我可以向你保證，他不會想回來的。孩子，我是很坦白跟你說的。」班特老師知道這個年齡的孩子不要聽加了糖衣的謊言。
達米安果然變乖了。他的「注意力缺失」立刻消失，就跟它的突然出現一樣，來得快，去得快。但是請不要把它當作輔導父母離婚或分居孩子的指引，這不是我把它放在這裡的原因。你也注意到，班特老師沒有叫達米安坐下來，跟他面對面地談，而是帶他在學校校園散步，肩並肩地談。為什麼肩並肩比面對面好？請參閱《養男育女調不同》，或是記得這個簡單的規則：跟你孩子談話最好的地方在車上，你在開車而你兒子在乘客座上──這是肩並肩，不是面對面。現在回到班特老師的話。的確有一些專業輔導員會把班特老師對達米安說的話拿來做文章，也有人會說班特老師給了達米安一個虛假的希望，誤導他他的父親可能會回來。我把達米安的故事放在這裡只是想強調，一個孩子過動、衝動的原因可能跟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毫無關係。
我也看到兒童憂鬱症可以模仿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模仿得幾乎讓人分不出來；另外，兩極症（bipolar disorder，躁鬱症）也可以，這就是為什麼要有第五個標準：必須先排除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在你做任何動作之前，請記住，不是所有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孩子都有注意力缺失症！
當然，我並不是說讀了這本書你就知道所有神經發展評估的專業。但是我想你至少該知道一些專用術語和定義，使你自己的知識比較豐富，比較能為你兒子的最佳利益做判斷。
華盛頓特區維吉尼亞州郊區的心理學家薩耶爾（Kathleen Salyer）擁有多年評估經驗，許多評估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男孩會轉介給她。對那些使用花俏的電腦程式以示其診斷比實際更具說服力的眾諮詢顧問，她感到憂心忡忡。複雜的軟體也可用來證明高昂的費用──三千美元，以及更貴的「綜合評估」。她最近寫信跟我說：
現在有可以替你寫出漂亮診斷報告的電腦軟體，評估者只要把給孩子做的各種測驗分數打進去，它就印出這個孩子獨特的人格特質和行為來。不管是不是用電腦軟體，心理學的報告都是用測驗分數來支持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診斷，我可以用同樣的數據、非常令你信服地告訴你，這些分數不支持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診斷。[16]（譯註：這是心理治療師很為人垢病的地方，同樣的分數，隨著解釋者的不同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假設你的兒子去做了測驗，你相信他的確符合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五個門檻，一旦診斷確定了，就要準備開藥。假如父母和臨床心理師都認為服藥是必須的，我一般會建議從最安全的藥物開始，即已被證明對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兒童有效的藥物，如擇思達或威克倦或長效胍法辛。所有的藥物都有風險，但是這些藥物對大腦沒有危害，不像興奮劑的藥物那樣。我建議避免興奮劑類的藥物，如甲磺酸賴氨酸安非他命、阿迪羅、利他能、專思達、鹽酸醋甲酯、右哌甲酯、憶思能，以及其他類似的、含有安非他命和派醋甲酯的藥物。假如擇思達本身不夠有效，可以考慮加低劑量的威克倦或是先用威克倦，不足時加一些擇思達。先不要用興奮劑類的藥物，在我的經驗中，真正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孩子每天需要三十毫克的阿迪羅才能在學校表現正常，而這個劑量可以用四十毫克的擇思達和五毫克的阿迪羅來取代；阿迪羅的劑量越低（或其他興奮劑類的藥物），大腦中毒的風險就越低。
當我建議用低劑量的阿迪羅或甲磺酸賴氨酸安非他命時，有些家長會很驚恐地說，「薩克斯醫生，你在《浮萍男孩》中說這些藥物會損傷大腦，怎麼可以開這些藥物給我的兒子吃？」我解釋風險跟藥物的劑量和服用時間長短有關，假如孩子服用的是低劑量，而且只在上學期間服用──週末或放假時不吃──那麼風險很小，父母可以用安全的藥物開始，如擇思達、威克倦；假如必要，加一點點的興奮劑類藥物是可以的；我的意思是，假如完全有必要的話。
許多醫生對這種做法感到不耐煩，大部分的醫生對已診斷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孩子會直接開興奮劑類的藥物。目前在美國，甲磺酸賴氨酸安非他命和阿迪羅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開出最多的處方藥，其次是專思達、鹽酸醋甲酯和利他能。但是這些藥對大腦都有危險，而擇思達和威克倦則沒有。
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中，我強調現在很多孩子對學校不感興趣。他們沒有動機、不在乎學校的表現，但是這跟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不同。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是認知的缺陷，一個真正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孩子，是他想在課堂上注意聽講卻辦不到，一個討厭學校的孩子會對學校的事漠不關心，這不是因為他不能而是他不想去注意。你要如何分辨一個認知有缺陷的真正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孩子，跟一個討厭學校的孩子？
我的經驗是只要問一句話就可以區分出來：「你在學校最喜歡的科目是什麼？」請務必強調「科目」。好幾年前，有個青少年轉介到我的診所，因為小兒科醫生診斷他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他有服用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藥物，但是他的父母想要聽第二個醫生的意見，所以帶他來找我。我問他：「你在學校最喜歡的科目是什麼？」他回答：「我很喜歡數學，也喜歡音樂和藝術，但是我很討厭英文、語文、創作、寫作那些東西。」這個回答帶出很多訊息：他告訴了我，他不喜歡任何牽涉到文字的東西。在一次的療程，不到四十分鐘，我發現了這個孩子是罹患失讀症（dyslexia）。他沒有被發現這一點，是因為他非常聰明，掩蓋了這個缺陷；現在得出正確的診斷後，我把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藥物停掉，找出幫助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後來表現得很好，完全不必服藥。
但是我也看過另外一個十四歲的男孩，他也是在學校中好幾個科目都表現得不好。我問他：「你在學校最喜歡的科目是什麼？」
他很快樂地回答：「午餐！」
假如他回答午餐或下課時間，你就需要退一步。這個孩子知道午餐不是科目，假如他明知故犯，告訴你午餐，這代表他對學校沒興趣、不尊重，也不在乎。他在告訴你他跟學校是疏離的，他的問題不在認知上；他的老師是對的，他上課不專心，但是這個不專心的理由不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而是因為他認為去上學完全是浪費時間，他不想專心聽講。
一個青少男有多常會「發展」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我評估過一個男孩布萊德，他在小學時是成績幾乎全Ａ的學生，對所有的科目都很感興趣，但是進了中學以後就變了。在教室裡不再舉手回答問題、要母親催他才會把功課做完，而她以前完全不必。很多老師說布萊德在教室中發呆，他就是不注意、不在乎。
「我們在網路上讀到有關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資訊，他看起來好像符合這些條件。」他的母親這樣告訴我。
「他以前有這個問題嗎？幾年前？」我問道。
「完全沒有。他在小學是個榮譽學生，每一科都是。」
那麼，他就沒有符合所有的標準，我想說。尤其是他沒有符合第二項標準：「症狀要在十二歲以前出現」。但是我並沒有說出口。我問他母親：「他的交友狀況如何？」
她投給我一個奇怪的眼光，好像說，奇怪，你怎麼會這麼問。「從他進國中以後就不再交朋友了。他以前有兩、三個好朋友，梅根和艾胥利以前常來家裡玩，凱特琳一個月也會過來一次到兩次。現在都沒有人來玩，也從來沒有人打電話給他。」
「而梅根、艾胥利和凱特琳和布萊德都在同一所學校、同一個年級？」
「是啊，這正是為什麼奇怪的地方。他小學時最好的朋友都在同一個國中，但是他們好像不再是朋友了。」
長話短說，布萊德沒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他是個在性別刻板印象上比較不同的孩子。他喜歡閱讀、寫詩，而不喜歡打美式足球或說些無意義的笑話。這種男孩在小學通常過得很好，他們通常會有好朋友，多半是女生，但是到了國中，女生發現你平常跟誰在一起決定你在學校或班級受歡迎的程度。而在性別行為上與別人不太一樣的孩子通常不是「酷」的孩子，所以過去跟他玩的女生就捨他而去、找有肌肉的校隊球員了。這個沒人理的男孩，有時會因此而全力投入到學業上，讓別人看他有多聰明；有的時候，這個「沒人理」就使他不喜歡上學。布萊德便是後者。
在評估過布萊德之後，我確定他沒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他是介於心理沮喪、輕度憂鬱症（dysthymia）和臨床憂鬱症之間。他想念他的朋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因為同伴看不起他。這是個嚴重的問題，需要嚴肅以待。很諷刺的是，布萊德在另一個醫生開了阿迪羅後，表現有進步，但不是因為他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而是阿迪羅有抗憂鬱的作用。就藥物來說，一種比較安全、比較好的藥應該是曲唑酮（Desyrel）。曲唑酮跟阿迪羅一樣有效，但是安全多了。
更重要的是，布萊德需要輔導，而他的父母需要幫助，他們都需要發展出新的生活策略。我在《養男育女調不同》的第九章中有提到一些這種與眾不同的男孩所面對的挑戰。在這裡我想把重點再說一次：當一個以前功課很好的男孩，在十一歲以後「第一次」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時，正確的診斷很少會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第四個因素：內分泌干擾物質
嘉吉（Cargill）是間跨國公司，有十四萬名員工，分布在全世界六十六個國家。二○○五年時，我在嘉吉位於明尼亞波里斯的國際總部對他們的員工演說。我知道嘉吉公司已從玉米中發展出塑膠的替代品，叫聚乳酸（Polylactic acid, PLA）。我從嘉吉用聚乳酸製作的水瓶中倒出礦泉水來喝。那只瓶子與一般的透明塑膠瓶沒有兩樣，只是你不會嚐到些微的塑膠味，那是你在喝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PET）製造的塑膠瓶中會嚐到的。大部分在美國和加拿大所喝到的礦泉水，都是裝在用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製造的瓶子裡。
我跟嘉吉國際公司負責發展和行銷新產品的行銷部門經理塔克（Ann Tucker）談了很久。塔克小姐在塑膠工業多年，她來嘉吉是因為「我想跟好人站在一邊」。雖然她和她的同事都了解塑膠瓶的危險，卻很不願在行銷上強調這一點，因為他們不想得罪大客戶，如可口可樂公司（Coke）和百事可樂公司（Pepsi）。所以他們強調他們的產品聚乳酸價格穩定，而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的價格在上揚。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是從石油而來的，石油價格節節高漲，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的價格因此不穩定。玉米則很便宜。生產聚乳酸的主要工廠位於內布拉斯加州的布萊爾，就在玉米之鄉中部。截至二○一四年，聚乳酸的銷售量已超過十億磅。[17]石油製成的塑料也減少了十億磅。
在美國，有關內分泌干擾物質的辯論已經變得政治化。左派人士傾向於將大企業視為敵人，而右派人士則常常試圖淡化人造化學物質的風險。但是風險是真實存在的，而嘉吉公司不是敵人，就像塔克女士觀察到的，他們站在好人這一邊。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也不是敵人，他們會用比較安全、比較環境友善的聚乳酸做的瓶子，假如有足夠的人堅持他們該這麼做的話。你和我必須去驅使生產水和蘇打汽水的大公司，將裝礦泉水和可樂的塑膠瓶改換成聚乳酸和其他以玉米原料為主的瓶子。
避免使用由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雙酚Ａ和其他石油衍生物製成的塑料產品。
第五個因素：失去正向的角色模範
請把上一章我們談到的進入成人期是靠模仿的那一段記在你心中。一個男孩會變成他在生活周遭所見的男人，一個男孩需要健康的男性角色模範（就像女生需要健康的女性角色模範一樣）。假如你不能提供他們健康的角色模範，他可能會去選市面上、流行音樂中、電視或電影，甚至電玩遊戲上不健康的角色模範。這個挑戰就像營養一樣。如果不管他們，任由他們去選擇食物，很少男生會去選花椰菜和抱子甘藍（Brussels sprout，小菜心，味略苦），他們會去選炸薯條和冰淇淋。這是為什麼他們需要父母，引導孩子做出對的選擇是父母的責任。
幾年前，加州建立了幾間男校，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給了三個學者達瑙（Amanda Datnow）、哈伯（Lea Hubbard）和伍狄（Elisabeth Woody）研究經費去評估這個只有兩年壽命的計畫成效。一般來說，當研究者要評估一個教育計畫有沒有成效時，他們看的參數會包括成績、考試分數和出席率，以及學生被送到校長室讓校長做行為管理的次數。這個教育計畫有增進孩子的考試分數和成績嗎？大部分的孩子都有來上課嗎？他們在教室的行為表現良好嗎？不過達瑙、哈伯和伍狄三人問的卻不是這種問題，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單一性別的教育計畫是加強還是減弱性別的刻板印象。
這三位作者譴責單一性別計畫加強了性別的刻板印象。那些沒有辦法替學生打破性別主義者權力關係的老師受到嚴苛的批評，其中之一是位男老師，因為他竟然敢對他的學生──全是男生──說怎麼樣才是一個有作為的男人。這個老師說：「我們談到力量，我們也談到自我控制和能夠控制你的情緒及為別人犧牲。你知道我們談到假如你有一個家庭，而你只夠錢買兩個起司漢堡，你不會自己吃，你會讓你的太太和孩子先吃。」[18]
達瑙、哈伯和伍狄非難、責備這位老師，嚴懲這種趨勢，使其他老師不敢強調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他們對男生「被教導要學習強壯，照顧他們的妻子」感到失望。他們認為「在這個計畫裡，還是強調傳統的刻板印象角色，而性別還是從本質主義者的觀點來描述。」[19]
這位老師只是想提供男生一個健康的角色模範。他告訴這些男孩做為丈夫、父親，他要等到最後才吃，在他已經照顧好他的妻與子之後；他是想給孩子一些指引、一些想法，讓他們知道做為一個男人是什麼意思。
並不是所有的傳統性別角色都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性別刻板印象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那種「笨金髮女郎」（dumb blonde）是負面的、有破壞性的性別刻板印象，就好像「笨運動員」（dumb Jock，譯註：中國的俚語「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講的也是dumb Jock）。但是不應該譴責丈夫和父親的性別刻板印象：難道一個做丈夫和做父親的，不應該為他的太太和孩子犧牲嗎？這種父親和丈夫應該受到肯定，使這種行為變成孩子的角色模範。
「破壞」所有過去對丈夫和父親的形象，並不會使父親堅持他的太太分擔所有的犧牲，反而會造就自私的年輕男生，他對從己身而出的孩子沒什麼責任和義務的感覺。在美國，有百分之四十的嬰兒來自未婚媽媽。[20]這種未婚生子的趨勢越來越嚴重，而且是橫跨不同種族皆如此。我們在第六章有談到，美國現在結婚且有一個以上孩子的家庭只占五分之一了。[21]
加州男校的報告令人不安的是，學者們拒絕了父親作為提供者的傳統角色，卻沒有找到其他替代。這種態度在美國研究人員和大學教授中已非常普遍。達瑙和同事們對應該教給男孩如何成為一個男人方面，沒有任何建議。他們的建議完全是消極的：男孩不應該被教導成傳統的丈夫與父親。
但是大自然討厭真空。如果大人沒有為男孩提供積極的指導，那麼男孩將轉向網路和社交媒體找尋；他們通常會在其中發現一種不尊重的文化，在這種文化裡，男孩子覺得玩電子遊戲並上網瀏覽色情內容是很酷的事。
要成為一個男人，男孩必須看到一個男人。這個男人不一定是他的父親，事實上，最理想的方式是不應該只有他父親。就算你的兒子有個很強壯的父親或像父親的人在他生活中，他還是需要一個社群的男人（集體的男人）提供他不同的男性角色。
重建世代之間的聯結
我們已看到歷史悠久的文化都有個別性別的團體，來教導孩子一個文化中性別的常模應該是什麼樣，這是一代傳一代的文化傳承，女人教女孩、男人教男孩。當然，這並不排斥男人教女孩和女人教男孩的可能性。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是單獨由女性來教社會行為的規範，甚至女性不會是主要的教導者。
這裡還有一個更基本的真相應加以強調：所有歷史悠久的文化，世代之間都有很強的聯結。在近代的美國文化，我們看到這個聯結消失得很快，在一個世代之間就沒有了。《華盛頓郵報》最近刊載了一系列六十歲以上老人的訪談，作者指出「最近一個世代的黑人，他們共享的記憶是特別被教導如何在這世界上生存」。這些人都被教導「努力工作是一切的根本」，它是「有尊嚴和成為一個男人」。這些人都記得四十年前的社區是什麼樣子：年輕人會在年長者的家中聚會。華盛頓特區的城郊喬治王子郡（Prince George County，一個居民主要是中產階級黑人的社區）有許多男孩子的俱樂部，很受男孩們歡迎而且也管理得很好。「整個社區就像是另一個媽媽和爸爸。」一個老人說，沒有人會鎖上自家的門。
接著男孩俱樂部歇業，事情變得不一樣了。年輕男孩不再想跟年長者說話，毒品開始侵入社區，緊接著是犯罪。現在這些老人看到年輕人沒有動機就覺得很討厭。「有些年輕人甚至不願意在麵包廠做試吃嚐味的人。」一個老人如此抱怨道。[22]
當然這有很多因素影響，並不是只因男孩俱樂部的關門。但是當男孩俱樂部關上它的大門時，並沒有另外一個替代的方案使不同家庭的祖父、父親和青少年男孩可以聚在一起交換心得。典型的美國男孩在週末時已經不跟中年人一起出門了，他們和其他的男孩子混在一起。
我在第六章所說的故事：年輕的阿拉斯加原住民自己去打獵，他們使海豹受傷，又沒有殺死牠，白白浪費一條生命，這個重點是世代之間的聯結斷裂了。把這個聯結切斷就像把綁住船錨的繩子切斷一樣，船會漂走。這些年輕人也失去方向和目標，他們尋求眼前的歡樂，他們逃避責任。
這樣的情況已經在我們的文化中發生了，父母親則有權力可以停止它。假如你有上教堂，與你的牧師或拉比談，安排一個全男生的活動。傳統的猶太教、各種基督教派及伊斯蘭教，都有長久的傳統讓男生和女生各自去做各種活動。這些傳統的真義就是孩子必須教才會成大人，而教的人應該是大人而不是另一個孩子。
假如你沒有信教，你可以和當地的童軍團聯絡。或是如我們前面說過的，讓你的孩子去參加一整年的球類活動，或參加華頓聯盟（Izaak Walton League, www.iwla.org）的活動（譯註：這是一個致力於保護美國的土地、空氣、水和野生動物的組織，全美皆有分會，它的活動多半是戶外的環境保護及動物保育），或是任何戶外保護大自然的活動。它的目標是使年輕人走到戶外，只要是投入大自然的組織都可以。你必須先做功課：與領導這些計畫的人見面、確保將和你兒子一起工作的成年人都是好人。這些計畫中大多數都應該有適當的程序來篩掉性犯罪者等等。但這些程序是對你自己評估的補強，不能是替代。
假如你的孩子認為他喜歡打獵，幫助他參加當地的射擊俱樂部，讓他學習使用槍枝，更重要的是讓他跟社區中不同年齡、不同背景，但是有相同嗜好的人在一起。對於那些不了解的家長來說，定向飛靶（Skeet shooting）就是射擊由機器拋擲向空中的黏土目標。在奧運中有它的男女競賽項目。一個良好的運動項目應該有教授槍枝安全的恰當程序，並確保教師是合格且經過嚴格審查的。
不要等你的孩子來做選擇，假如他是像我所接觸到的大多數男孩，他需要有人在背後推一把。幫他做決定沒有關係，只要選擇他可以跟別的男人互動，有機會看到其他男人怎麼生活、休閒、照顧家庭和服務社區就行了。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就算是一個不怎麼理想的選擇、甚至一個錯誤的選擇，都比完全沒有選擇的好，至少你這麼做可以使你的兒子和外面的真實世界有所接觸。
一句警語
在前面一章，我說了很多讚美傳統文化的話，如納瓦荷的印地安人和東正教的猶太人。現在，我們必須說一些真實但不怎麼好聽的話：這兩個文化都是性別主義者的文化──納瓦荷的女性永遠不能成為巫醫，東正教的女性永遠不可能成為拉比。[23]
許多歷史悠久的文化，那些經過幾千年仍然存在的文化，都是性別主義者，這真是非常地不幸。這些傳統文化常常把女生和男生推入粉紅和淺藍的模式中。我們並不贊同這一點，但我不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忽略性別。三十年來，我們假裝男生和女生是一樣的，除了他們的性器官以外。我們這樣做了三十年，並沒有創造出一個性別平等的天堂，男生尊敬女生；我們反而製造出阿姆（Eminem）、五角或阿肯，在暢銷歌中侮蔑女生，那些歌詞在三十年前是想都想不到的。我們的文化忽略性別的顯著結果就是：年輕人的文化從最低的一端改變態度和言論了。
這裡一定有第三種方法，在完全忽略性別和把孩子推向狹窄的性別角色之間，一定有第三種方法。第三種方法必須從承認性別的重要性開始。我們一定要用這個對性別的新了解去打開男生和女生的視野，而不是強調《小英雄》（Leave It to Beaver）這種五○年代電視劇的性別傳統角色模版。
康寶（Joseph Campbell）有句話講得很對：「文化是從它所說的神話來定義的。」（Cultures are defined in large part by the myths they tell.）[24]這句話裡有許多的真實性。假如我們要與這第五個因素打仗，假如我們要重新創造一個真正的男人，一個使男生受益而女生不吃虧的男人，就必須仔細思考我們要對男生講的故事是什麼。
我們必須告訴孩子真正的男人和男性的真正價值為何，其中不能有不尊敬女生、貶低女生的成就和重要性的話。
請讓我跟你講一個這樣的故事。
一個故事
張伯倫（Joshua Lawrence Chamberlain）在一八二八年生於緬因州的小鎮伯魯爾（Brewer），一八四八年他去離家一百哩外的包登學院（Bowdoin College）念書。畢業前，他聽到史陶（Harriet Beecher Stowe）大聲朗讀後來變成《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一書的章節，儘管張伯倫從來沒有親眼看過奴隸（緬因州在北方），史陶的書仍給他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相信蓄奴是對上帝的不敬，每個基督徒都有責任消滅蓄奴制。
他在一八五二年從包登學院畢業，回到家鄉去上神學院的課。一八五五年，他完成神學院的課程，並和芬妮・亞當斯（Fannie Adams）結婚，芬妮是當地牧師的女兒。他們一共育有五個孩子。同一年，張伯倫接到聘書回到包登學院教授修辭學、宗教和語言，他的德語、法語、拉丁文和希臘文都很流利。
當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爆發時，張伯倫要去參加北軍。他反對蓄奴。他不像大部分的北方人，是真的相信白人應該為了解放黑奴而戰，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向學校請了一年的假要去從軍。申請被學校駁回，學校給他一年的時間，付他薪水去歐洲學古代和現代的語言。他接受了，離開了學校──加入陸軍。[25]
一八六三年七月二日，在著名的蓋茨堡戰役（Battle of Gettysburg）的第二天，當時已經是上校的張伯倫教授，帶領著他的緬因州第二十軍團在蓋茨堡南邊的小山丘上，是聯邦軍隊的最左翼。張伯倫上校對打仗的知識來自他讀的希臘古典文學而非十九世紀的戰略手冊，但是他了解第二十軍團位置的重要性：保護聯邦軍團的左邊並占據高地。他了解如果南軍取代了他的位置，那麼他們就可以從腹背處攻擊北軍的主力，果真如此，北軍只有投降一途。南軍會俘虜成千上萬的北軍，在李將軍（General Lee）和哥倫比亞特區之間將沒有任何的聯邦軍隊可以保護首都。許多歷史學家認為，美國的命運懸在小圓丘（Little Round Top）這一役上。[26]假如南軍打敗緬因軍團、攻占了小圓丘，南方將會打贏這一戰役，可能最後就贏了南北戰爭。
七月間，阿拉巴馬州的第十五軍團連續五次攻打小圓丘，緬因州的第二十軍團都在張伯倫上校的指揮下逼退敵軍。在第五次退敵之後，張伯倫發現他的部下沒有子彈了。每天早上開始打仗時，每個人都發了六十顆子彈，但是在五次攻防戰後，子彈用光了。[27]
該怎麼辦？撤退嗎？他了解撤退的後果，他們會輸掉這場戰役，甚至整個戰爭。
繼續打嗎？用什麼打呢？
「上刺刀！」張伯倫喊道。只有一句話，但是每個人都了解它的意義，上刺刀，衝鋒。
命令兩百人用刺刀向五百名用來福槍的敵軍衝鋒，那是很可怕的事，但這是張伯倫的命令。他的士兵服從他；不但服從他，而且像瘋子一樣往前衝。一位目擊者說，他的士兵「狂喊一聲往前衝，沒有人願意落後，所有人在槍林彈雨中衝下山坡，決一死戰。」[28]南軍看到北軍拿著刺刀發狂地往下衝，認為他們後面一定有援軍（其實沒有），才敢這樣大膽，所以阿拉巴馬軍團就撤退了。「我們像一群野牛那樣奔跑。」一個南方的士兵後來承認。[29]不久天就黑了。
蓋茨堡戰役當然比小圓丘的故事還多，但是張伯倫在那一瞬間的勇氣和膽識，還是一個非常值得告訴今天年輕人的故事。就我們的目的來說，或許張伯倫的另一個作為更有關係。
格蘭特將軍（General Grant）選擇張伯倫做為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二日南軍投降時接受南軍軍旗的人。當南方的代表戈登將軍（John B. Gordon）率領他的敗軍前往繳械時，他們沮喪、難過，很多人還受了傷，心想在北方勝利者的手上不知要吃什麼苦頭。當他們進來時，張伯倫對他的士兵下令：「立正，敬禮。」
張伯倫的士兵跳起來立正，將他們拿武器的手伸出來，好像在將手上的武器交給對方；這是對投降南軍的致敬。戈登將軍回馬過來，命令他的士兵將南軍的軍旗低放以回應張伯倫的軍禮。當場「沒有勝利的喇叭聲或鼓聲，沒有一句歡呼，沒有一個字，沒有人動一下，只有完全的安靜，好像是送葬的行列那樣。」[30]
張伯倫的致敬命令被報導在北方報紙上，引起一些爭議。許多北方人認為張伯倫不應該命令他的士兵向吃敗仗的南軍致敬，有些人覺得張伯倫的士兵應該侮辱、虐待，至少應該大大取笑那些敗軍；但是張伯倫所受的教育不允許他這樣做。他受的是古典的文學教育，相信寬宏大量的價值遠超過一般人的復仇與記恨。在第七章中，我們談到紳士的定義，張伯倫的故事對紳士的定義又多加了一條：一個紳士是勝而不驕（magnanimous in victory）。
在美國歷史上，有很多像這樣的真實英雄故事。我述說張伯倫的故事有好幾個原因：第一，他的故事很多人不知道，對很多二十世紀的人來說，張伯倫的事蹟僅是歷史學家一個不起眼的註解而已。在蓋茨堡你不會看到張伯倫的銅像（不過緬因州第二十軍團有座小小的紀念碑），他等了三十年，一八九三年，才拿到政府因他在蓋茨堡的英勇事蹟所頒發的獎章。
我喜歡講這個故事的第二個理由是：張伯倫並不是超級英雄。他的行為和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李將軍、林肯（Abraham Lincoln），或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比起來，可能微不足道，但是這使得男生更容易看到自己也有機會跟他一樣。一般年輕人很難想像自己是華盛頓或林肯，因為成為超級偉人的條件太多了，不易做到，但是孩子很容易了解張伯倫的作為。
我要提醒孩子，張伯倫其實不必去打仗的。包登學院要他去歐洲進修語言，所有的錢都替他付了，他大可以去歐洲好好地玩一年，不會丟任何面子。但是他選擇去打仗，冒危害自己生命之險，只因他認為這是一件對的事情、應該去做，只因他認為反對蓄奴是基督徒的責任。在當時，許多基督徒並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也知道，但是他有勇氣，對的事，雖千萬人吾往矣。
另一點我跟孩子們強調的是，張伯倫是個偉大的領袖，因為他是個學者，是個神學院畢業的人。他不是職業軍人，不是硬漢。他不是因為長得又高又大、拳頭比人粗而去參戰的。他參戰是因為他的信仰，而這信仰來自他的教育，他知道什麼才是真正有關係的。他並沒有自己躲在安全的地方下命令讓別人去送死，他身先士卒，和他的士兵並肩作戰。
讓我再告訴你一個故事，一個正在發生的故事。
麥克連（Craig McClain）在堪薩斯州歐弗蘭帕克（Overland Park）長大。他的童年時代還不錯，但是從四年級開始，情況開始改變。「我走下坡，」他告訴我。學校和生活成了不斷的掙扎求生。正如麥克連所說：「我父親不知道該拿我怎麼辦。」到他十幾歲的時候，麥克連就在做「大麻，海洛因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所有事情」。十八歲時，他因輕罪盜竊被定罪，並在郡立監獄關了九十天。獲釋後，他在一家油漆廠工作，然後自學攝影。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成為一名專業攝影師。他相當成功，能夠養活自己、妻子和兩個孩子。但是他在隨波逐流。
然後，在四十歲時，他參加了一個週末的男士「入門活動」。「他們拿走你所有的東西。像新兵訓練營似的活動。但是我們聊天。我開始哭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那個週末很神奇。我記得自己開車離開時想著：『老天我應該在十六歲的時候做這件事而不是在四十歲啊。』」
一九九六年，麥克連遇到了另外兩個人，西格森（Herb Sigurdson）和他的兒子喬（Joe）。他們決定一起創建一個類似的論壇，但針對的是青少年而不是成年男子。一九九七年，他們啟動了稱之為「男孩到男人」的計畫。這個聚會很簡單：十幾歲的男孩跟幾個男人一起在房間中談話，只有男人，沒有別人。這給男孩們一個安全的環境去問：「做一個男人是什麼意思？」給他們答案的只是普通男人，不是什麼名人，就是他們社區裡的男人罷了（不過每一個導師都經過訓練，確定他們會給出好的忠告）。他們也有「男孩冒險週末」（Boys Adventure Weekend），在聖地牙哥郡北面的帕洛瑪山（Palomar Mountain）舉辦。這個計畫已經執行了二十年，記錄了很多走上歧途又被拉回正途的個案；現在麥克連是全職的計畫執行人，他監督這個計畫的成長，從一開始聖地牙哥郡的幾個男孩，到現在全美各地，以及加拿大、英國和南非都有分會。（www.boystomen.org）
我訪問一位從「男孩到男人」畢業的學員卡斯特洪（Louis Castrejon），他說他十四歲的時候很憤怒，因為爸媽成天吵架、酗酒，完全不注意他和他的兄弟姊妹；他曾遭受虐待，他姊姊的男友有天差點殺了他，而他的爸媽似乎沒有注意到，或說不在乎。當他在聖地牙哥附近的米格爾山高中（Mount Miguel High School）讀高一時，他每天去到學校都準備找人挑釁，「只要有人看我一眼、不合我的意，我就要跟他打架。」除了打架，他還吸毒，服用迷幻藥、大麻和酒精。他先是被學校停學，一停再停，最後被開除。
他被送到所謂的少年感化院（reform school），專收被一般學校退學的孩子。他去的感化院是曾經存在於拉梅莎（La Mesa）的一間社區學校。一個以前跟他一起在米格爾山高中，後來同樣被開除的朋友，鼓勵他去參加「男孩到男人」的聚會。「它讓我永生難忘，」他說，「能夠跟其他的人、和大人談這些事。」
「有關什麼的事？」我問道。
「像受虐待、酗酒的問題。我了解我不是世界上唯一有這些問題的人。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把心胸打開。這是我真正需要的，顯然我過去有信任男人的問題，因為我姊姊男朋友的身體虐待。有一個大人願意聽我說、在乎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感覺非常好。這令我不自在也有點害怕，但是我很喜歡。」
這聽起來好像沒什麼。一個禮拜一次，每次一或兩個小時，幾個男孩聚在一起，一或兩個男人聆聽──但就是這樣扭轉了卡斯特洪的人生。一年以後，他準備好了可以回到他原來的高中讀書了。
他告訴我回到原本的高中讀書很困難，因為「那些學生都恨我，老師也恨我，但是安東尼（Anthony，他是「男孩到男人」的導師）告訴我，最好的方式是證明他們錯了。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扭轉老師和同學對我的態度。」他持續參加「男孩到男人」的聚會，以及帕洛瑪山的男孩成年禮儀式。他現在已經參加過十次以上的儀式了，我請他告訴我這些儀式在做什麼。「我們不可以說，」他回答。我也沒有逼問他。
「是不是一定全部都是男生？女生可以參加嗎？」我問道。
「有些事是只有男生可以教男生的，女生沒辦法。」他簡短地回答。
卡斯特洪現在是埃爾卡洪（El Cajon）葛羅斯曼特（Grossmont）學院大一的新生，他希望在衛生健康領域服務，或許當個輔導員。
麥克連這位「男孩到男人」的創始人，有時會僱用男孩們來幫忙做帕洛瑪山牧場的一些雜事，讓他們可以賺些零用錢，通常幾個小時的工作可以拿到五十美元。他最近僱一個男孩來牧場幫忙，包括把釘子從舊木材中拔出來。他指給男孩看木材在哪裡，給他一把鎚子（hammer）就走開了。
他告訴我這整個大約三十分鐘就可以做完的工作，男孩只拔完一片木板上的釘子。這個孩子不會用鎚子上的槓桿去拔，所以拔不下來；沒人教過他槌子另一邊的槓桿是做什麼用的。
麥克連從孩子手上把鐵鎚拿走，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教他如何正確使用鐵鎚的另一端把釘子拔出來。麥克連把鐵鎚還給這個男孩，他接下去完成了工作。
這種故事現在很普遍：我們都假設青少年知道如何用鐵鎚去把釘子拔出來，但是假如從來沒有人教過他，假如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男人這樣使用鎚子，他該如何得知？麥克連把這個故事當作一個比喻：
如今有很多年輕人不知道怎麼使用傳統的男人工具，因為從來沒有人教過他們。他們長大了，憤怒、挫折，不會使用工具。但這不是工具的錯，而是文化的錯：文化沒有提供訓練男孩的男人。
這個錯的最後結果就是一個憤怒的年輕人，手上拿著一個他不知如何使用的鎚子。
麥克連的男孩到男人計畫是解決方案之一，他是聚焦在創造一個跨世代的聯結：從男孩到男人。但這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我對另外一個方案也感到同樣驚豔，是我在威斯康辛州伯林頓市（Burlington, Wisconsin）看到的，那邊的家長與當地的學區合作，創造出一個家長團體，彼此同意遵守一些基本規則，在每一個家庭中實施：
● 不允許任何一個孩子或青少年在家中吸毒或喝酒。
● 在家中開派對或有聚會時，至少要有一個家長（父親或母親）在場。
● 上學期間，晚上十點半宵禁，週末延長到子夜。
這些規則看起來不怎麼樣，重要的是它創造了一個家長的團體，彼此同意負起保護孩子的責任，而其中包括了青少年。
青少年想要過有趣的生活，伯林頓的家長們了解。這些家長提供健康的有趣活動，如乒乓球比賽、《吉他英雄》（Guitar Hero）競技，甚至躲避球比賽──假如你不了解躲避球比賽跟男孩友誼的重要關係，請再讀一遍本書的第二章──請注意，這個家長團體並沒有支持《最後一戰》或《俠盜獵車手》之類的電玩比賽。《吉他英雄》競技可以、《俠盜獵車手》不行，假如你不了解這個差別，請重讀第三章。一個家長告訴我「這是乾淨、良善的趣味活動」，假如對你來說，不明白這種機會是多麼地不容易，那你就不了解在今天的美國，這種機會是多麼地稀有。
這種活動是家長支持、家長作監護人的，這些家長的一個指導守則就是他們必須在派對中、跟孩子在一起。你不應該扮演「酷」家長的角色，或躲在樓上書房、把門關著，放任孩子在樓下開派對。你應該在樓下，找各種理由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個家長告訴我說：「不停地端出馬鈴薯片、M&M巧克力糖諸如此類的藉口，你要確定裝那些點心的盤子都很小，才可以公然在房間裡走進走出，添加食物。要確定，一次只添滿一小盤。」
這個叫做「也是夥伴」（Partners 2）的家長團體，對柏林頓的男孩造成了有形的影響。我訪談了一個叫凱爾（Kyle Krien）的男孩，他說在「也是夥伴」出現之前，他以為他高中所有的男生都喝酒，因為那些喝酒的孩子常會誇大或吹噓他們的酒量，而不喝酒的孩子通常默不作聲，所以給人一個高中生都喝酒的印象。但「也是夥伴」調查了一下高中生喝酒的情況，發現有三分之一的高中生其實不喝酒也不想喝酒。他們讓所有的孩子都知道這一點。凱爾告訴我，「這真的造成很大的差別，」使他知道他不是唯一選擇不喝酒的青少年。
更重要的是家長有了互相聯繫的資訊。當父母們簽同意書時，他們在通訊錄上留下了電話號碼和郵件地址。所以當你的孩子告訴你「我要去傑生家玩」，你可以查一下傑生父母的名字是否在通訊錄上，假如他們是，那表示他們希望跟你一起來確定，他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是安全的，你可以打電話過去。事實上，登在通訊錄上就是他們邀請你打電話過去，你可以打給傑生的爸爸或媽媽說：「我兒子要過去你家玩，你會在家嗎？你可以幫忙確定我兒子沒有玩暴力電玩嗎？我有告訴他，他不可以玩任何暴力的電玩遊戲。」對方的家長很可能會幫你留意孩子有沒有犯規，因為這個家長會加入「也是夥伴」，就表示他同意成為這團體的一員、了解只有社區的家長同心協力，教養才會有效。
凱爾告訴我，對他來說「也是夥伴」最大的好處是讓他了解酗酒或吸毒不是唯一的選擇。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洞悉，它使我想起另外一個家長團體：是奧力佛（Bill Oliver）在發現他十五歲的女兒是毒品上癮者後發起的組織，因為他們發覺今天的青少年誤以為：
１ 酗酒和吸毒很正常
２ 性交是運動
３ 暴力和死亡是娛樂
這是「有毒文化」（toxic culture）的三個特質。
你必須去抵抗這三個錯誤的信念，而加入你社區有相同信念的家長組織是個好的開始。
當我告訴家長，他們必須行使他們的教養權力和責任時，他們顯得很緊張。我在我的《教養，你可以做得更好》一書中，賦予家長這個權力、使他們有勇氣去盡他們的責任。有些家長認為做父母的應該比較放鬆、不焦慮，當孩子的朋友。有家長告訴我：「孩子永遠在做父母不喜歡的事，今天的孩子也不例外。」我告訴這位家長前面列出的今日有毒文化三信念，它們是病態的，沒有任何一個健康的文化會為這種信念背書。四十年前，假如青少年有上面任何一種想法，都會被送去看精神科醫生。今天，青少年如果沒有上述三種看法，則會被他的同儕認為是怪胎。
我們面對一個挑戰：我們的男孩和少男是生長在一個認為學業成就是非男性化（unmasculine）的文化裡。我們的女孩和少女所面對的文化是聚焦在她們的外表，只注重你在Instagram上穿比基尼泳裝的照片有多少個讚，不在乎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為了孩子，我們必須反抗這種文化，必須創造一個對他們來說陌生的看法文化來加以對抗：
１ 真正的男人喜歡閱讀
２ 真正有關係的不是你的外表，而是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了解在二十一世紀的文化中，教導孩子這些理念不容易，但是為了孩子，我們必須完成這個任務。
在我完成《浮萍男孩》的研究並且寫了大部分的書稿後，我在維吉尼亞州阿靈頓市中央圖書館的演藝廳對父母做了一場演講。我告訴他們使孩子疏離學校（甚至疏離生活），疏離真實世界的掙扎、成就與失落的五個因素；我告訴他們如何可以反轉這個趨勢，鼓勵更多的男孩邁向成功，或至少更加努力。這時，女生也會獲利，因為我們努力的改變對女生也同樣有利，女孩子要找的是一個可靠、努力工作的好男人，而不是霸凌、不負責任的花花公子。
下面是發問時間。從過去的經驗，我知道發問時間的挑戰遠大於演講時。
「我相信你對電玩遊戲的看法，」一個家長說：「但我孩子的朋友呢？他會去同學家打那些你警告我們不要給他玩的遊戲。」
「你不能孤軍奮戰，」我說：「打給你孩子朋友的家長。問他們的男孩都在玩哪些遊戲，組織那些跟你一樣對電玩感到憂心的家長、在你的學校創造一個社團；請家長會主辦一場演講，教育其他父母有關電玩的危險性。把話傳出去。」
「薩克斯醫生，我必須承認你說有關阿迪羅的事嚇壞我了。」一個女士說：「我的兒子吃了阿迪羅三年，從十歲吃到十三歲。當他上九年級時，我們把藥停掉了，但是我現在必須跟在他後面一直念，叫他去做功課，叫他去外面運動一下，我甚至要叫他跟朋友打電話。假如我不推他，他就待在房間裡看電視或上網打電玩遊戲。他完全沒有動機，你認為這是因為阿迪羅傷害了他的大腦嗎？」
「讓我跟你分享兩個想法。第一，把電腦和電視搬出他的房間，放到公共空間，像是廚房或飯廳。當他一個人在房間中瀏覽網路時，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看什麼。但假如是放在公共空間，至少你比較容易知道他在幹什麼。不要膽怯，告訴他，你有責任知道他在網路上做什麼。對你來說，執行這個任務的最簡單方法，就是叫他把電腦搬到房子的公共空間，這樣你不必進入他的房間就能盡到你的監護人責任。他的房間內不許有任何螢幕，包括手機。任何跟網際網路有關的設備都在公共空間裡使用，比方廚房。」
「萬一我兒子因為吃了三年的阿迪羅，大腦已經永遠受損了呢？」這個母親問道。
「好，這是第二點：我們對阿迪羅及其他興奮劑藥物的作用還不是那麼清楚，我看過停藥後重新回到真實世界但是表現很正常的個案。我們不知道這個藥要服用多久，損壞才會發生，也不知道停藥後，這個損壞容不容易反轉過來。」
「這實在不能令人感到安心。」她說。
「但是請記住，卡列松醫生並沒有去替那些實驗室的老鼠做復健，」我指的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他在幼小的動物身上測試興奮劑藥物的藥效（見第四章）：「沒有跟牠們一起騎腳踏車，或帶牠們去爬山，或鼓勵牠們去讀好書；大腦比我們過去以為的更有生長和改變的能力。幫你的兒子離開電玩遊戲，走向戶外，這是好的開始。」
「他以前很喜歡騎車上山，」她說：「我先生還是會騎車上山，但我兒子已經很久沒跟他一起這麼做了。他或許可以跟他父親重新開始做這件事。」
我點點頭。
「你說的關於塑膠瓶的事情，教我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另外一位女士說：「我以為沒有比喝瓶裝礦泉水更健康的事了，現在我該怎麼做呢？我是說為了我的孩子和我自己？」
「找一間像是全食（Whole Foods）或威格曼斯的超市（Wegmans），它的經營者了解塑膠對人體的傷害，去那裡購物。現在美國每一個城市，甚至小鎮都有像這樣的商店，你可以買玻璃瓶裝的水，幾乎所有你能想像的飲料現在都有玻璃瓶裝的了。那些替全食超市進貨的人很清楚這些問題，他們提供了安全、環境友善的食物，不只是飲料，還包括雞、魚、肉、蔬菜──任何你吃的、喝的都有。」
時間不早了，很多家長必須回家，好讓臨時保姆（babysitter）下班，也讓自己的孩子上床睡覺。我留下跟一群家長聊天，直到十點左右清潔工人來把我們趕出去。
我很受鼓舞。雖然我們沒有找出全部的答案，但至少我們問對了問題。採取這些策略的父母親，從全國各地寄給我他們成功教育孩子的故事，從小男孩、青少年到少男都有；許多家長在聽我演講之前已經自行找出這些因素，但是他們歡迎我所提供的證據，「我知道電玩遊戲對孩子不好，但是我無法說服其他人。現在有了研究，有了證據，我可以跟別的家長分享了。」一個父親這樣告訴我。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沒有一個人可以單獨完成這項使命。家長們必須團結起來，請讓我們保持聯繫，你可以透過我的網站跟我聯絡：www.leonardsax.com。
你跟我要的都是同樣的東西：給我們的孩子和孫子一個健康的世界。我們都了解，健康不只是衣食豐足而已，它表示我們的兒子和女兒能過著有意義、充實的生活，它表示女孩能長大成為有自信的女人，男孩能長大成為一名紳士。
讓我們開始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