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孩子怎麼變成大人？傳統上，一個人從童年成長為有生產力的成人，需要的不只是生物上的成熟和時光的流逝。孩子以他生活周遭的大人做為學習榜樣：女孩以她認得的女人以及她們在電視上、雜誌上和電影上看到的影像為榜樣；同樣地，男孩以他身邊的男士以及媒體中的人物為榜樣。莫林格（J. R. Moehringer）在他的自傳《溫柔酒吧》（Tender Bar，中譯本遠流出版）中描述早在他能夠買酒的年齡之前，他是如何在當地酒吧發現他的男人社群。在酒吧裡的這些人都不是社區的模範公民，也不是偉大的父親或有男子氣概的人，但是整體來說，他們提供了莫林格所要的東西。莫林格這樣寫道：「男子氣概來自於模仿。要成為一個男人，這個男孩必須先看過一個男人。」（Manhood is mimesis. To be a man, a boy must see a man.）[2]

　　一個男孩並不會自然地變成紳士，我的意思是，一個禮貌、仁慈和不自私的人。這個行為不是天生的，它是要教的。

　　二○○六年五月，我在康乃迪克州一所男校為畢業典禮致詞。我注意到在聽眾席上，女生的人數遠超過男生。「你們每個男生都好像有四個姊妹。」我對一些男生說。

　　「她們不是我們的姊妹，薩克斯醫生，」有個男生說：「她們是朋友。」

　　「你是說女朋友？」

　　「有些是女朋友，大部分只是朋友而已。」他說。

　　這引起我的興趣了。我和女孩談話，她們有些來自五哩外的「波特小姐的學校」（Miss Porter's School），那是一間女校，大多數則來自這間男校隔壁的西敏寺學院（Westminster Academy），一間男女合校。

　　「男女合校？那你們這些女生在這兒幹麼？」我說：「你們為什麼要來這間男校玩，你們自己學校就有男生呀！」

　　有一個女生翻了翻眼珠，「我們學校的男生太差勁了，」她說：「跟他們在一起就像跟我弟弟在一起似的，他們喧鬧、亂搞、令人煩厭，還認為自己很強悍，真是噁心。」其他女孩笑起來，頻頻點頭。

　　「這邊的男生不一樣嗎？」我問。

　　她們全部都點頭。「完全不一樣，」另一個女孩說：「這邊的男生像──紳士。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奇怪、很老派，但就是如此。像當你走進房間，他們會站起來，替你開門。」

　　「而且他們不會打斷你說話，」另一個女生插嘴道：「我很討厭跟我們學校的男生說話，因為他們總是打斷你說話、插嘴。」

　　「你應該在週末來這裡，薩克斯醫生，」另一個女孩說：「你完全不會知道它是間男校。在週末，這裡的女生比男生多，我們占據了這個地方，甚至不需要是為了約會。上週末，我們一堆女生去他們的冰上曲棍球場玩，只是在滑冰；只有我們女生。」

　　「但是為什麼來這間學校呢？你們大可以去外面的公共溜冰場呀！」我說。

　　她搖搖頭，「不，不一樣，來這裡很好玩，因為……」

　　「因為我們像一家人。」

　　另一個女孩說：「因為在這裡覺得很安全。」

　　這間男校很特殊。我從其他也喜歡去男校「集會」的女孩那裡聽到類似的話，例如在馬里蘭州百瑟斯塔市的喬治城大學先修學校（Georgetown Prep）。我必須補充，我也聽過對某間男校完全不同的評語，女孩說她們一百萬年都不會去那裡。光是創建一間男校並不能成為吸引女孩們前來的地方；相反地，你要是聚集了一群青少年卻沒有對的領導，他們可能會變成一群小流氓，或小混混。「闖壞好幾道道德的欄杆」，借用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著名的話。[3]《蒼蠅王》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青少年沒有強大的領導者很容易變成野蠻人。

　　有負責任的大人做領導者，是一間學校會不會讓女生覺得安全、受歡迎的最大差別。像我去致畢業詞的這間男校就不會拿這種要事冒險。他們教男孩子禮節、如何當個紳士。這間學校的男生都要記得學校的八個「核心價值」：

● 學業（scholarship）

● 道德（integrity）

● 文明（civility）

● 容忍（tolerance）

● 利他（altruism）

● 運動精神（sportsmanship）

● 責任（responsibility）

● 自律（self-discipline）

　　「讓一個男生變成男人還不夠。我們要他成為紳士。」這間學校的校長拉洛克（Kenneth LaRocque）這樣告訴我。在這裡，拉洛克與同事明確地教導他們認為的紳士守則：紳士不會假裝放屁去整他的同學。紳士不會騷擾女生。紳士不會在女生講話時打斷她。紳士會在女生進到房間裡時起身。在這裡，所有的核心價值都是明確地教給男孩們的。「你不能假設今天的男生知道這些事情。他們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但是他們可以教。」拉洛克先生說：「男生不會自動長成紳士，你需要有一個男人的社群，展示給學生看他們應有的行為。這就是我們這裡會提供的。」

　　幾乎所有已知的文化都非常在乎男孩如何轉變成男人，幾乎所有文化都有成年禮。例如非洲西方的康族（!Kung。譯註：即電影《上帝也瘋狂》中男主角利蘇那一族，他們的語言是人類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有舌尖頂著上顎發出的「咯」聲，這個音是全世界其他語言都沒有的），他們自稱「無害的人」，文化裡沒有戰爭、崇尚非暴力，沒有戰士或比武的傳統。「然而，即使在這裡，」人類學家吉爾摩（David Gilmore）說：「在一個把溫和與合作的價值放在所有其他價值之上的文化裡，男孩還是要經過技術和忍耐力的測驗，才能得到男人的稱呼。並不是男孩長大就自動變成男人，他們必須自己去追蹤並殺死一頭羚羊──這是需要勇氣和毅力的──只有在他們殺死一頭公羊後，才被視作大人，才可以結婚。」[4]

　　吉爾摩教授花了許多年研究世界上各個文化如何行他們的成年禮，包括康族。「許多社會不把打獵看成重要的技能，」吉爾摩寫道：「男人並不需要為了經濟的目的而與女人結合，有些社會譴責暴力和戰爭，但是沒有一個民族不看重男孩轉變成男人所必須展現出來的能力。」[5]

　　如果一個文化，如當前的美國文化，忽略了這個轉換過程會怎麼樣？假如只是忽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文化還可以傳承下去，超過三十年以後，這個忽略就會衍生出問題了。假如我們沒有提供孩子一個正向的社會行為角色模範，使他們能平安地轉型成大人，他們就會自己去建構一個出來，而那不一定是正向與有建設性的。

　　當然，不是所有歷史悠久的文化都有同樣的成年儀式，每個社會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男性成年禮。例如對同性戀的態度，有些文化是把同性戀看成偏離正軌的不男性化行為，而在很多其他的文化裡，同性戀被認為是正常的或超級男性傾向。有些美洲原住民部落，只有最男性化的人才可以跟其他的男性性交，與婦人性交被視為比較不男性。[6]同樣地，在日本的武士，尤其是在德川幕府到明治維新（一六○三至一八六七年）期間，同性戀的傾向被視為最高男性化；[7]在古代的斯巴達文化也是偏向同性戀。[8]

　　每一種文化所認定的男性化行為有很大的差異，但是這些文化態度的變異性不該使我們混淆。再怎麼不同，每個文化都有它不變的基石。從來沒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是懦弱的人受尊敬，或是勇敢的人被輕視，也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是懶惰的人被讚美，而勤勞的人遭鄙視。[9]

悠久文化的共通點

　　已經存續了幾百年或幾千年的文化，彼此有什麼相同之處呢？東正教的猶太人（Orthodox Jews）和納瓦荷印地安人（Navajo Indians，美國西南部印地安人之一支）乍看之下並無任何的相同之處，除了兩者都經歷了一千年的滄桑而仍然無恙。東正教的宗教信仰與納瓦荷印地安人的完全不同，可以吃和不可以吃的食物規則不同，穿著也完全不同。

　　但他們還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世代之間的聯結很緊密。這是文化的功勞，文化把習俗和傳統教給孩子──做為一個男人和女人，文化對他們有什麼期待──所以東正教的猶太人和那瓦荷的印地安人以及世界上所有有著被人類學家研究過、長遠文化的民族，都是這樣把訊息從一個世代傳到另一個世代，婦女教導女孩：在她們的社區裡，一個女孩應該有什麼樣的行為；男人教導男孩怎樣才叫做一個男人。

　　我這裡所講的不是教他們讀、寫社會科、數學或自然科。女人也可以很有效地教男生這些，就像男人也可以教女學生這些一樣。我去過很多男校，看到一些最受尊敬的老師是女性，也見過女校中最受尊敬的老師是男性。但要給男生看一個紳士是怎樣的舉止，一個紳士如何與女性互動，他對災難、不幸事件如何反應，他怎樣為他的社區服務，這些角色模範則是無法被取代的。我個人認為，男生看到這樣的一個男人時受益最多：他或許是老師，或許是教練，休閒時拿起書來看，去做志工，去服務社區。他是一般人，不是聖人，也不是美國隊長或蝙蝠俠，就只是個真實的人。

　　有些文化對男女性別世代相傳、從孩子轉換成大人的歷程，有非常正式的禮儀。納瓦荷在女孩初潮之後，她會被隔離，住到祖母的草屋中四天。在這四天，所有的女性長輩會來拜訪她，傳授心得。她要做一系列的禮節儀式來象徵她在社群團體中的新地位；她受到成年女性歡迎進入女人的社群。[10]我們在本章中也會看到不同的傳統文化如何引導男孩變成男人。

　　並不是所有有歷史的文化都有這種正式的儀式。在許多文化中，進入成人的歷程是比較緩慢、逐漸增強的。但是在每個能存活到今天的文化中，女孩都是被一群成年女子引導進入女性團體，男孩都是被一群成年男子引導進入男性團體的。父母親在有些文化裡扮演重要角色，在有些文化，如納瓦荷，父母的角色就不那麼重要，因為這個成人歷程是比較團體的，而非家庭的。但是沒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是父母親可以獨立完成這個歷程的。如同那句格言，「同村協力」（it take a village）才能把一個男孩變成男人，將一個女孩變成女人。

　　當我對父母團體演講時，通常會在這一點上被打斷。會有母親說：「我並沒有一個團體的男人來養大我的兒子，我甚至連他的父親都沒有，而我不願他的父親再回來住。做為一個單親母親，我該怎麼使我的兒子『轉型』成男人？」

　　我建議這位母親去找一個能夠給她兒子健康、正向生活態度的男子團體，教她兒子做為一個男人代表了什麼。專門研究沒有結婚的異性戀及同性戀婦女如何扶養兒子成人的心理學家德瑞克斯勒（Peggy Drexler），在這個問題上說得很清楚；根據她的研究，她對生活中沒有男人的媽媽說：「主動從你的家庭或社區中尋找合適的男性角色模範，包括老師、教練、大哥哥型的朋友，把他們含納入你孩子的生活中，使你的孩子有更多的典範可以效仿。」[11]即使是婚姻美滿的父母，也很難只靠夫妻兩個人把孩子養大成社會所接受的大人。你可以選擇童子軍、男性查經班，或是由你信任的教練帶領的運動團隊。

　　假如這個男孩生活周遭沒有男性團隊，那麼他一定會從別處尋找他的角色模範。他可能從媒體上、同儕中找尋，但是從與他同樣年齡的男孩身上去尋找指引，常會得到混淆觀念和自我毀滅的後果。青少年很少有能力引導其他人進入成年；這是大人的事情。

　　有文化的民族通常賦予成人轉變一個很神聖的意義，如本章前面所舉的例子。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人對這種傳統會報以淺淺的微笑，心中著實看不起：我們不需要這種儀式，這種習俗是用來撫慰神靈的，我們美國人不信這一套。

　　在你看不起其他文化的傳統前，再想一下：這些文化在世界上存在得比我們都久。我們的文化忽略男孩轉型成男人的過程，並沒有製造出太多敏感、體貼、在乎別人、努力工作的年輕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我們的社會忽略這項轉變的後果，是得到電影《賴家王老五》或《謀殺綠腳趾》中好吃懶做、遊手好閒的年輕人，或霸凌者、未來的幫派分子，或吹噓自己是或假裝是被定罪重罪犯的饒舌歌手。[12]

　　被遺棄的神祇將會復仇。

　　當我說「被遺棄的神祇會復仇」時，並不是從字面的意思解釋吉爾摩教授的話，也不是說我相信那些掌管神聖儀式的神會怎麼樣。請允許我把你帶到上一章最後一封羅伯遜寫來的電子郵件，羅伯遜先生說「我們褻瀆了那些我們祖先本能就知道、而我們高傲得忽略了的東西。」我認為羅伯遜先生講得很有道理，我們忽略了這些傳統的重要性。成為一個大人並不是只要長大就好，它是一個成就，是男孩必須完成的事。假如我們忽略這個轉變的重要性，沒有盡責去引導男孩經過這個歷程，終將嘗盡苦果才會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傳統文化會如此強調這個轉換歷程的重要性。

　　在他研究的所有文化中，吉爾摩寫道：

　　一個重複出現的觀點就是，真正的大人不是生理上男性性器官的成熟。它不是一個大自然的情況，隨著生物上的成熟而自然發生，而是男孩必須贏過強有力的機率才能達到的人為狀態。這種看法從生活方式最簡單的獵人和漁夫，到農夫和大都會的城市人身上都有，也是在各大洲和各種生態環境都存在的看法。這種看法在好勇鬥狠的戰士及從來不曾因憤怒而殺人的人們身上都看得到，是公認的觀念。[13]

　　這個一直出現的主題是「文化規範定義的能力……導致生殖的成功」。[14]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東正教的猶太人，「文化界定的能力」是完全心智上的，一個東正教的猶太男孩必須熟背摩西五經（Torah）和猶太法典（Talmud）。在其他的文化裡，比較是身體上的忍辱負重，但根本精神是一樣的。

　　吉爾摩說，所有生存到現在的文化都同意「心智回歸到自憐（narcissism）是不可接受的，它本身是對成人功能的威脅。」[15]同樣的想法也存在於一百年前的美國文化中。童子軍背後的意義就是「使男孩變成男人」（make men of little boys），培養出一個獨立的大人（an independent manhood）。[16]它從來沒有假設獨立的大人會自然發生。在其他的文化裡，人們是迫切地知道男孩子必須有人引導進入成人期。

　　吉爾摩教授繼續指出，「成為男人是有條件的」這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的主流，至少直到一九七○年代。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海明威、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特克爾（Studs Terkel）、梅勒（Norman Mailer）、狄基（James Dickey）與其他人都傳達出你必須克服障礙或困難，以贏得你成為男人的條件。

　　美國文學評論者黑伯格（Alfred Habegger）在批評美國的傳統時說，男子氣概在美國文學中「有不確定性和模稜兩可的地位。你要透過努力和掙扎或是長期的學徒制才能得到，有時這個學徒制是很屈辱的歷程。男性常常不確定自己的地位。」[17]吉爾摩發現，在他們研究的每一個文化中，「成為男人是有條件的」幾乎是共通現象。他說，做為一個男人，必須證明自己值得成為一個男人，是「美國境內所有種族都如此要求，不是只有盎格魯―薩克遜的男人才如此被要求。」 [18]

　　吉爾摩說這種「達到成年男子標準的英雄影像，在美國文化中比比皆是，從義大利裔的黑手黨文化到好萊塢西部片英雄，私家偵探的電影到卡通『太空超人』（He-Man）的玩偶及遊戲。」但是性別的影像在過去五十年間卻改變了很多。五、六十年前，男孩變成男人的故事是主流的文化故事，是你每天生活中真的會遇見的。例如電影《江湖浪子》（The Hustler）、《養子不教誰之過》（Rebel Without a Cause）和《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這些由保羅・紐曼（Paul Newman）、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和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飾演的角色都是一般的年輕人，並非超級英雄。在這些故事裡，不成熟、懶散、不務正業的男孩經驗到挫折、困難、朋友的死亡，然後成熟蛻變成大人，克服各種考驗。每一部電影都在描述當時的社會情境，說的故事可能真實發生（比如《岸上風雲》是改編自《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系列普立茲獎的得獎報導）。

　　今天這種電影很少見了。雖然我們的電影中仍然有英雄，例如《梅爾・吉勃遜之英雄本色》（Brave Heart）和《神鬼戰士》（Gladiator），但是編劇已經無法寫出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男孩如何變成英雄的、可以令人信服的故事。編劇必須回到五百年前或一千年前，或把英雄事蹟設定在一個虛構的過去，或在一個想像的世界中（比方《哈利波特》與《魔戒》）。

　　住在肯亞特卡納湖（Lake Turkana）南邊的山布魯人（Samburu）以酪農業維生。當一個山布魯男孩即將成年時，他必須莊嚴地放棄喝牛奶，這個行為「當眾表達他為了工作文化的延宕滿足，已自動放棄了乳房。自此以後，所有的女人都是接受者，而不再是食物的供給者；這個男孩已不再需要母親的照顧了。」[19]

　　更南面的馬撒以族（Masai tribe）住在肯亞和坦尚尼亞交接的丘陵上，他們也認為「成人地位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要經過一連串的考驗和肯定。」[20]馬撒以的年輕人必須「犧牲他的第一頭公牛，大部分的肉要給這男孩的母親，以示感謝她把他撫養長大。對馬撒以人來說，就像山布魯人一樣，他們要考驗孩子的道德勇氣，看他對族人共同利益的承諾夠不夠。成為男人的考驗不但在身體強壯度和勇敢度上，同時還看道德上的美德，是否可以無我地貢獻自己到國家認同上。」[21]許多文化都有這樣的故事，年輕人必須拒絕「舒適和安全的兒童繭」[22]，以成為真正的大人。

　　我們的文化過去也會告訴我們這些故事。

　　不過現在不再了。

美國文化是男孩的毒藥，那對女孩呢？

　　誰的表現會比較好？是新移民的孩子，還是生在已定居美國好幾個世代家庭中的孩子呢？

　　想像有兩個家庭，成員都是父母和一對兒女，兩個家庭的家長都年約四、五十，女兒十五、兒子十七，家庭收入相同、兩對夫婦的職業也相同，住在同一個社區裡的同型住宅，唯一不同的是家庭Ａ的四個成員都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家庭Ｂ的四個成員則剛從印度的邦加羅爾（Bangalore）來到美國。

　　好了，最近哪個女孩更有可能被診斷出焦慮或憂鬱症；或是飲酒、使用非法藥物；或是飲食失調；或是在十五歲之前就發生過性行為？在所有這些參數上，在美國出生的女孩，比剛從邦加羅爾來到這裡的女孩要有高得多的風險。[23]

　　那麼，哪個男孩更有可能被診斷出精神方面的疾患，或因為街道競速被捕，或說出「學校是個浪費時間的蠢地方」這種話？在所有這些參數上，在美國出生男孩，也比剛從邦加羅爾來到這裡的男孩冒的風險要高得多。[24]

　　我設定的年齡也沒什麼特別之處，只是要你心裡有個很明確的畫面，不是一般的女生與男生，而是特定年紀的男生和女生。這項新的事實：相較於剛從海外搬來的孩子，美國孩子真的是不分年齡層，都有更高的風險罹患焦慮或憂鬱症、涉及不法，與不喜上學。而年紀越長的孩子，即受美國文化影響時間越長的孩子，又更是這樣。

　　而這並非一直如此。在大部分的美國歷史中，比起剛從海外移民美國的孩子而言，出生、成長於美國的孩子都更健康，無論是生理上或是心理上，這個事實儼然成為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兩個世代以前，大多數的專家都同意，一個來自不同語言文化國家的家庭在抵達美國後的首要工作，應該是盡快融入這個以英語為主流的美國文化，這對他們的孩子最為有利。[25]

　　一些美國人認為兩代以前是正確的事情，到今天依然是正確的。他們認為從亞洲或拉丁美洲或東歐來到美國的家庭，最好是讓孩子很快學會英語，並盡快融入當代的美國文化。

　　但這個兩個世代以前或許可行的假設，今天已經不正確了。如今壓倒性的證據指出，新移民家庭應試著保留他們的母語及文化，並盡力保護他們的孩子遠離當代美國文化。學者們還創造出「移民悖論」一詞，因為當今的移民子女比在美國出生和成長的子女更具優勢，這在他們看來似乎相當矛盾。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出版了一本三百二十八頁的專著，包括二十四位研究者針對這項主題的探討；二○一一年該工作的主題是「兒童與成人的移民悖論：當個美國人要冒的風險越來越高嗎？」[26]答案是：沒錯。對移民孩童來說，成為美國人是要冒風險的。移民孩童越能留在他們的母語與文化環境中、不受當代美國文化的影響，在學校的表現就會越好，並降低他們青少年懷孕、濫用酒精及藥物，及青少年犯罪等等的風險。[27]

　　因此，比起身為美國人，當個外國人更能不受美國文化侵擾。只是這樣的抵禦並不持久。雖然新移民的孩子在很多方面比較健康，也比較有動機，但是「這個優點會隨著在美國的時間延長而下降。」[28]達特茅斯研究團隊下結論說，新移民的孩子「在美國住得越久就越不健康，越會去做危險的行為。」而「這個發現的意義再清楚不過，不可能弄錯，」他們說。「對新移民的孩子及美國的孩子整體來說，童年的一些基礎要素，客氣地說是貧血、不合適、不恰當、不夠強，沒有能力來支持孩子身心健康的欣欣向榮；而不客氣地說就是有毒、漫不經心、輕忽的、令人沮喪的健康狀態和產生情緒性壓力與心智疾病。」[29]附帶一提，達特茅斯研究團隊的成員包括布拉則頓（T. Berry Brazelton），知名的小兒科醫生；寇爾（Robert Coles），世界級專家，專門研究兒童如何習得道德；蘇歐米（Stephen Suomi）博士，他花了三十年時間研究親子聯結（parent-child bonding），還有發展小兒科、社會學、靈長類學及青少年心理學的專家等其他二十多人，集合跨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研究美國的兒童和青少年問題。

　　某個星期六早晨，住在華盛頓特區郊區的艾麗森・庫柏（Alison Cooper）把車停在當地一家超市停車場中裡講手機，遇上一起糟糕的意外事故：

　　一個爸爸和他的兩個兒子，大約八歲和十歲，進入停在我旁邊的車子，其中一個男孩子開門時粗心大意，車門打到我的車子。

　　我看到這爸爸退出車位，顯然沒有意思要停，我急忙掛掉手機，跳出車子，對他大喊。

　　這時他停住了，走出車子開始大罵：「這只是個小洞而已，這裡是停車場，本來就會有刮傷，你期待什麼？這有什麼了不起？買點漆塗一塗就沒事了！」

　　我讓他走了，覺得有點難過，他剛剛在孩子面前做了一個最壞的示範：（一）當你刮傷別人的車子，趕快跑掉，不要去面對事主。（二）假如這沒有效，走下車，先發制人，把傷害說到最小，強調在停車場被刮傷、撞個小洞是生命的事實，每天都會發生，不值得大驚小怪。

　　而隔天，我七歲的女兒指出車子的保險桿有新的、嚴重的損傷，它被撞彎了。這件事必定發生在昨天我們出去辦事的時候。

　　沒有人在我的雨刷下夾留言，我悲哀地接受了這個事實：我將永遠不知道是誰撞了我的車子。

　　隔天，一對夫妻來到她家，解釋發生了什麼事。

　　這位太太用結結巴巴的英文說，她的兒子在撞了我的車後，驚嚇之餘急忙逃走，他們知道後，打電話給他們的保險公司，然後開始尋找那輛被撞壞的車。他們告訴我他們保險公司的名字及保險內容，並一直道歉。

　　這對夫妻教了他們的兒子：（一）要為你的行為負責，即使你當場逃得掉，即使對你來說不方便、不容易，即使你的保險費下次會漲價。（二）不要找藉口，不要說謊，直接說出來並道歉。

　　這兩個不同的家庭給了他們孩子不同的教訓，前者是百瑟斯塔的爸爸，後者是肯辛頓（Kensington）的油漆匠。[30]

　　這個肯辛頓的家庭是新移民，太太幾乎不會說英文。有些傑出的美國人諸如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或CNN的評論員道伯（Lou Dobbs），強調我們應該加強移民法的限制，不要讓新移民進入美國，因為他們相信移民不大可能對美國的文化有所積極貢獻。像這樣的故事，我在想，我們是否應該鼓勵移民來增強年輕美國人的道德纖維。

性別的特殊含意

　　達特茅斯研究團隊一開始沒有把性別差異包括在內，但是當這些專家學者聚在一起、交換他們的心得時，有件事一再浮現：性別真的有關係。「在童年時期和青少年時期把性別的意義告訴孩子，是所有人類都這樣做的事，它深深影響孩子的福利，」研究團隊如此寫道。他們下結論說：

　　在今天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文章裡，在精英文化中，性別常被看成一組特質，會傾向去扮演某些角色。然而目前的證據顯示，這種看法非常地不周延，性別其實深入人類自我認同的核心及社會意義，一部分因為它是生物上的，而且與大腦結構和功能的差異有關；另一部分是因為它和轉變為大人有很深的關係。

　　最近幾十年來，很多大人都退縮，不願給性別一個正向的社會意義，尤其是在男孩身上。有些人想要、也真的去改變了性別角色，包括想更男性化，造成我們文化一些傳統的性別論述看起來變成時代錯誤或甚至有害。這讓我們認知到此一重要議題瀕於危險，得失攸關。

　　但是忽略青少年的性別需求是危險的，男生女生的社會病態危險因素並不同。我們了解過度簡化或誇張性別差異的危險，但是就像醫學世界發現的，不注意男生和女生真正的差異會有更危險的後果。

　　忽略或否認這個挑戰不會使它消失不見。的確，當大人選擇忽略讓年輕人在性別文化中長大的這個關鍵任務，那麼他們只好自己去找，或許從好萊塢，或許從麥迪遜大道（Madison Ave，譯註：紐約名牌精品旗艦店聚集地）來發現他們性別的社會意義。結果是大規模青少年自創的轉變儀式，就在意義上和後果上對社會不友善了。

　　年輕人天生就有在肯定的意義系統中去經驗性成熟的需求。[31]

美國父親的改變

　　美國家庭中父親的地位，在過去四、五十年間急速地下降。美國流行文化把這個現象描述得很清楚：五十年前的電視節目《三個寶貝兒》（My Three Sons）由麥克墨雷（Fred MacMurray）飾演父親，和《老爺大過天》（Father Knows Best）由羅勃・楊（Robert Young）飾演父親。這兩位演員所飾演的父親都是聰明有智慧、愛孩子、很能幹（譯註：我在美國留學時，這兩部影集仍在電視上演，令我對美國的父親印象好極了，跟家人說美國父親態度溫和而且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知，對孩子從不疾言厲色）。快轉到一九八○年代，去看《天才家庭》（Family Ties）中麥可・葛羅斯（Michael Gross）飾演的父親，也是個睿智、有愛心、有能力的四個孩子的爸爸，也是深愛聰明妻子的丈夫，但與前面的麥克墨雷和羅勃・楊飾演的父親不同的地方是，葛羅斯是可以被開玩笑的角色，但是還沒有離譜，在每一次影集結束時，父親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仍是不容置疑的。這個節目在一九八二年開播，一九八九年結束，收視率始終都很高。

　　在《天才家庭》下檔的同一年，《辛普森家庭》（The Simpsons）上演了。《辛普森家庭》是目前美國最長壽的一部情境喜劇（sitcom），連續演了近六百集，二十七季，而且越演越勇，收視率絲毫不見下降，唯一下降的（或正是拜此所賜？）只有主角的靜態特質。這部影集中的父親荷馬・辛普森（Homer Simpson）永遠是個白痴，充滿各種偏見，是整部影集中最沒有智慧的人，唯一可能凌駕他的是他的兒子巴特（Bart），或是他們家的狗。相反地，荷馬的太太花枝（Marge）是個實際的人，很明顯是她在主持這個家，雖然有時花枝也很傻。最聰明的是女兒麗莎（Lisa），她從不接受父親的忠告，這些忠告通常是歇斯底里地糟。麗莎是全家最理性的人。

　　我不想過度渲染電視節目的重要性，我的看法是電視節目反映出我們的社會，當然它也會塑造我們的行為，但是前者比後者多。無論如何，《辛普森家庭》的威力很清楚地呈現出，在美國家庭中，父親的形象已經和四十年前不一樣了。

　　這裡的目的不是爭辯美國父親的形象從睿智轉變到丑角是「好」還是「不好」，我們要提出的是它的轉變，模糊了美國男孩心中成熟大人的概念。四十年前，如果一個男孩聽到有人要他「成熟點！」（grow up!），他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知道他要像麥克墨雷和羅勃・楊在《三個寶貝兒》和《老爺大過天》中，或賈利・古柏（Gary Cooper）在《日正當中》（High Noon）、詹姆斯・史都華（James Stewart）在《風雲人物》（It's a Wonderful Life）中，或薛尼・鮑迪（Sidney Poitier）在《惡夜追緝令》（In the Heat of the Night）中那樣，那就是成熟的表現。

　　但是假如你叫今天的男孩「成熟點」，這是什麼意思？他應該像誰一樣？像荷馬・辛普森嗎？阿肯？阿姆？小韋恩（Lil Wayne）？賈斯汀（Justin Timberlake） 還是小賈斯汀（Justin Bieber）？

　　今天一個所謂的男人是什麼樣子？一個成熟的男人應該是什麼樣子呢？

　　二○○七年，哈佛一位有終身職的教授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是《男子氣概》（Manliness）。作者門斯費爾（Harvey Mansfield）對當代美國文化中所看到對男子漢大丈夫價值的貶低感到很憂心，所以寫了這本書。書一開始，他要定義什麼叫男子漢大丈夫，他說：「約翰・韋恩至今仍是每個美國人心目中的男子漢大丈夫。」[32]然後他開始仔細分析，是什麼因素使約翰・韋恩成為美國人心中男人的縮影。

　　讀到「約翰・韋恩仍是每個美國人心目中男人的縮影」這句話時，我嚇了一跳，第一個進入我心目中的念頭是：「那是你個人的意見」。就像任何影迷一樣，我知道約翰・韋恩本名叫馬利翁・羅勃・摩利森（Marion Robert Morrison），真正的摩利森先生與銀幕上的「約翰・韋恩」角色有很大的不同。我自己心目中的男子漢大丈夫是像：

● 張伯倫（Joshua Chamberlain）上校，他是宗教和修辭學的波汀講座教授（Bowdoin professor），南北戰爭時指揮第二十軍緬因州自願軍團（20th Maine Volunteer Infantry Regiment，我們在下一章的結尾會談到他）。

●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德國牧師，他離開安全舒適的家，回到德國去組織反抗納粹的地下軍，被捕後在佛洛森堡（Flosseuburg）的集中營被吊死。

● 拉賓（Yitzhak Rabin），以色列總理，他有勇氣與巴勒斯坦人建立和平；他被自己的猶太同胞槍殺。

　　這些人與約翰・韋恩有許多不同之處，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名聲來自於他們的確做了那些事。約翰・韋恩不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只是在銀幕上扮演那個人。此外，門斯費爾可能會很驚訝地發現，今天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誰是「約翰・韋恩」！

　　門斯費爾最終界定了男子氣概是「在面對危機時有自信」[33]──一個「採取行動而非靜坐反思」（in favor action over reflection）的不理性偏見[34]。在他的心目中，大膽投入一個不確定的情況是男子氣概的核心。他宣稱對真正的男人「思考是一個挑戰」（thinking is a challenge），這個說法等於是把男子氣概跟愚蠢劃上等號。[35]

　　在面對不確定情況時，大膽投身向前而先不思考是否有其他不危險的方式，對我來說不是男子氣概，而是愚蠢；但它同時也反映出今日對男子氣概這個觀念的混淆。的確，假如連拿到哈佛終身教職的學者都不曉得什麼是真正的男子氣概，我們的兒子又怎麼可能知道呢？

做為一個男人是什麼意思？

　　我住的地方離一所男校不遠，我在本章開頭時提過這間學校：馬里蘭州百瑟斯塔市的喬治城大學先修學校。每一年，這間學校都會送十六名學生、由四個成人陪同，去多明尼加共和國的高地參加為期五週的Somos Amigos（我們是朋友）專案。那個地方又濕又熱，沒有冷氣，男生們跟農夫一起住，吃他們吃的東西，大部分是米和豆子；睡他們睡的地板，通常是泥土和稻草。到處有老鼠，他們沒有水、沒有電，也沒有網際網路。

　　每一位去過這個國家、做過五週服務的男孩，回來後都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經驗。我想我知道為什麼。這些男孩從流汗中學到了「做為一個男人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的答案：做為一個男人，是用你的力量去服務別人。這間學校特別傳達出這個訊息。每一個學生都知道學校的校訓：「為別人服務」（Men for Others.），但這是課本上的知識、是Wissenschaft，這是不夠的。學校的領導者，包括校長在內，都了解孩子必須透過經驗來學習這個服務的真諦。「你可以苦口婆心地一直說教，但是沒有說教抵得上將一把鏟子放在孩子手上、讓他實際去學。」校長如此告訴我。

　　一個男生去到多明尼加，花五個禮拜時間，從早到晚蓋醫院、修馬路、挖水溝，工作完成後回到美國；當他在星期天下午看美式足球賽，然後看到啤酒廣告說真正的男人喝美樂（Miller）啤酒，這個男孩子會笑出來，因為他知道真正的男人跟喝任何牌子的啤酒都沒有關係，它和用你的力量去服務別人有關。

　　這個定義──盡你的全力幫助別人──是個猶太─基督教傳統，它主導了過去兩千年的西方歷史。這不是原創的想法，《聖經》中早就有：「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John 15:13; KJV）

　　我不是說這是真正男人唯一的定義。我清楚知道早期的希臘人、羅馬人都有非常不同的定義，無疑地，馬撒以人和山布魯人也有他們自己的定義。但是一個文化有一部分是由它怎麼回答「什麼是一個真正的男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所界定的，每個文化必須做它自己的價值判斷和選擇。的確，我們幾乎可以用其人民的選擇來界定一個文化。我們必須對我們如何定義男子氣概做個別和集體的選擇。假如我們不做這個選擇，這個不選擇本身也是一種選擇，這時，市場就會為我們做選擇了。達特茅斯研究團隊看到了這一點。

　　忽略這個問題的後果並不是一個雌雄同體的孩子的世代。這個結果是：從一方面來講，年輕男孩沒有動機去工作或服務，對無限期住在父母家不覺羞恥，對只拿不給也不覺得羞恥。這些年輕人──很多是白人、住在城郊──並不在乎有沒有被別人看成「真正的男人」，這問題對他們不重要。為什麼重要？網路和電影上充滿了很酷的懶漢，他們也住在爸媽家裡，不事生產也不想找工作。

　　這是一個結果。另一方面，我們開始得到一個可怕的收成，一些在乎自己是不是真正男人的年輕人，在沒有成年男子社群的引導下轉向幫派暴力、藥物濫用或飆車來肯定他們的男性認同。這個男子氣概的崩盤及貶值，是目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現象背後的第五個因素。

　　富裕可能在北美洲男子氣概觀念的式微上扮演某種角色。吉爾摩教授發現，生存越困難，這個文化對男子及男子氣概的傳統就越強。記得我在第一章開頭時引用的一位加拿大人的話嗎？他說：「我小時候，我們必須走三哩路去上學。」今天，極少有美國孩子需要走三哩路去上學。對中產階級的美國小孩來說，更是從來不可能擔憂過桌上有沒有食物、頭上有沒有屋頂。這可能是在美國孩子心目中，為什麼「做一個真正的男人」比上個世代或上上世代來得不重要的原因。

　　現在，該怎麼做，才能把這些男孩導正回原來的軌道？這是最後一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