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兒子五歲大，他很聰明、很友善，但是在他第一次的親師懇談會時，幼兒園的老師告訴你說，你的兒子煩燥不安，無法安靜地坐著，他的表現不如應有的好，很容易被別的孩子吸引而分心。她建議你可能要帶他去檢查一下，做個測驗，看有沒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問題？「去年，我班上有個男孩就像你的兒子一樣，」她語帶肯定地說：「他很聰明，就跟你兒子一樣，但是他無法聽從指令。我們都知道他可以表現得更好，他實在很聰明，就像你兒子一樣。小兒科醫生建議給他吃阿迪羅，我告訴你，服了藥後，這孩子判若兩人，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樣。他變成一個真的很傑出的學生。」
「但是我不認為我兒子需要服藥，」你說：「而且，他才五歲而已。」
「那我們可以先把他安排在遊戲組，」老師說：「那些是還沒有準備好要學習閱讀和寫字的孩子，每一個孩子都不同，我們了解這一點。在遊戲組，他可以跑、跳、玩積木而不會干擾別人。」
「遊戲組？」你說：「我以為遊戲組是給學習遲緩者的。我兒子不是學習遲緩者！」
「我同意，」老師說：「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你應該帶他去做測驗。」
三十年前，有位叫做羅勃・傅剛（Robert Fulghum）的牧師寫了一本小書，叫做《生命中不可錯過的智慧》（All I Really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中譯本基督教橄欖文化出版），這本書賣得很好，長踞《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暢銷書排行榜達兩年之久、賣出超過一千五百萬冊。這本書的名字強調他自己在幼兒園所學到的重要課程，就是「過一個平衡的生活」。他說每一天，一個人應該：「學一些新的東西，做一些思考，畫一些畫，塗一些鴉，唱一些歌，跳一些舞，遊戲一些，工作一些，每天如此。」
這是非常好的忠告。
傅剛牧師根據自己在一九四二至四三年，以及他自己四個小孩在一九六○和七○年代讀幼兒園的經驗寫出上述的回憶。儘管牧師這本書熱賣了幾百萬本，盛讚他和他小孩念的那種幼兒園，美國的幼兒園還是改變了。傅剛牧師寫道，孩子在幼兒園可以「畫畫、塗鴉、唱歌、跳舞跟玩耍」，但現在幼兒園已經不再是這樣了。今天，大部分的小孩在幼兒園中，既不畫畫，也不塗鴉，更不唱歌，也不跳舞玩耍，他們學習閱讀和寫字。我自己學區的總監（superintendent，相當於這一學區的教育局長）曾不無驕傲地寫道：二十一世紀的幼兒園需要「嚴厲的」、「學術的」東西。[1]傳統幼兒園的用手指畫畫、玩遊戲等活動，大多被整個北美的大部分公立與許多私立學校取消、以閱讀和寫字替代了。「幼兒園」已不再是幼兒園，它是小學先修班，如第一章中卡爾嘉麗市那個家長所觀察到的，幼兒園越來越像一年級。如今，大部分北美洲公、私立幼兒園的課程，看起來就像一九七○年代小學一年級的課程。現在幼兒園全部在教閱讀和寫字。
為什麼這是個問題？
過去十年間，有無數的研究顯示男生和女生的大腦有很大的差別，男生和女生的大腦甚至在出生前就不一樣了，因為女生大腦的基因展現有所不同。[2]女生大腦的灰質發展得比較早、比較快，因此會比同年齡男生的灰質早熟兩年；[3]而男生的睪固酮（男性荷爾蒙）增加會導致視覺皮質變厚，卻會使女生的視覺皮質變薄。[4]大腦成熟的區塊先後順序也男女有別：在有些地方，如綜合各個感官所傳遞訊息的頂葉灰質（parietal gray matter），沒有女男的差別，但女生的發展一般來說比男生快了兩年。在別的區塊，如大腦負責處理空間知覺和物體辨識的顳葉灰質（temporal gray matter），兩性神經通路的投射路徑相同，但是男生的發展速度比女生稍微快一些。另外，在枕葉灰質（occipital gray matter）──視覺皮質──大腦的發展則很不相同，男生和女生的曲線沒有相重疊的地方：在視覺皮質區，六到十歲的女孩顯示出快速的發展，而同樣年齡的男生並沒有；到十四歲以後，女孩大腦組織的這個部位有點縮小，變小了一點，而男生在十四歲以後，這個區域則開始快速成長。[5]
很重要的一點是，大腦的成熟通常與神經的修剪有關。少女某一部分的大腦縮小一點、而少男這一塊在快速成長，並不代表男生比女生聰明，或女生比男生聰明，它只是說男生與女生不同而已。不同不代表優劣，蘋果與橘子不同，不代表蘋果比橘子好，卵巢和睾丸不同，不代表卵巢比睾丸好。
女孩的大腦不但在成熟方面跟男生不同，連功能也不一樣。賓州大學醫學院在核磁共振掃描了九百四十九名八到二十二歲間的男女之後，結論是「男生大腦的結構方式是為了促進知覺（perception）與動作協調之間的連接，而女生的大腦設計是為促進分析和直覺處理之間的溝通。」[6]
看過男女在大腦發展上有著巨大且強有力差異的研究，你或許期待老師和校長會努力去調整教學方式來適應男、女生在學習上的不同。假如這是你的期望，可能要失望了。大部分的老師和校長等行政人員並不了解這類研究，相反地，很多人認為性別差異只不過是「社會的結構」，就跟種族和社會階級一樣。
想像你去參觀一所二十一世紀的幼兒園，也就是說，在那裡孩子是被要求會讀和寫的，即三十或四十年前一年級小朋友所做的事：能乖乖坐好，做各種紙筆練習。老師把學生分成兩組也很正常：這邊跟老師在一起的，是已經準備好可以學習讀和寫的孩子，大部分是女生，有一、兩個男生。在房間的另外一邊，是老師認為還沒準備好要學習讀和寫的孩子，這組大部分是男生，有一、兩個女生。
有一件事情是五歲男生和女生一樣在行的：就是知道誰在傻瓜組裡。到十一月時，在傻瓜組的孩子知道自己比別人差，他們當然不喜歡被人嘲笑。
「媽媽，我痛恨學校。」布萊特對他媽媽說。
「為什麼呢，甜心？」媽媽問。
「我就是討厭學校，上學是件愚蠢的事。」
在反覆盤問之後，母親終於找出原因。「老師不喜歡我，老師恨我。」布萊特告訴媽媽。
母親採取行動了，她要知道老師有沒有不喜歡布萊特，如果有，她要知道為什麼。於是她要求到學校和孩子一起上課。兩次以後，她沒有發現任何證據顯示老師不喜歡布萊特。老師很和善，鼓勵所有的小朋友好好學習；事實上，她似乎真的很喜歡布萊特。「布萊特還沒有準備好要坐上幾個小時來寫字，所以我們沒有要求他這樣做。」老師對母親這樣解釋：「對有些孩子來說，字母的學習似乎很無趣，我們了解他們還沒有發展成熟，所以我們讓布萊特先到遊戲角落跟別的男孩子一起玩。」
老師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大部分五歲的孩子很清楚他們在大人眼中的地位。一個被老師分派到傻瓜組去的男孩會認為老師不喜歡他，畢竟，老師把她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那些已經會讀、會寫的人身上。因為老師的注意力不在布萊特身上，布萊特就覺得老師不喜歡他。這不公平也不合邏輯，但布萊特還沒有長大，他才五歲，而大部分五歲的孩子，不論男生或女生，都會下結論說，如果老師把她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聰明小孩的那一組，那麼老師一定比較喜歡聰明組的小孩。
史丹佛大學（Standford University）教育學院的院長史提派克（Deborah Stipek）發現，孩子很早就對學校形成他自己的概念。你可以想像問一個剛剛念完幼兒園的小男生兩個問題：「你喜歡學校嗎？你覺得老師喜歡你嗎？」我問布萊特這些問題，他回答說：「我不喜歡學校，我恨學校，老師也恨我。」
一旦孩子認為老師不喜歡他，史提派克和其他的學者就發現，他會把這個感覺「類化」（generalize）到其他的老師和其他的教室上。[7]他第二年上小學時，對學校就會有負面的感覺和態度。當他又被分到傻瓜組去時（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聰明組的小孩現在已經比他快了一年），他就發現學校根本不適合他，他會說：「學校是個笨地方。」而他是真心這樣說的。你可以在他四年級時再問他一次，這時布萊特已經九歲了。當你再問他：「你喜歡學校嗎？你覺得老師喜歡你嗎？」得到的答案還是會跟以前一樣：「我恨學校，老師也恨我，除了凱司米勒老師以外，他是體育老師。」
對美國教育的批評者通常很正確地指出，美國花在每一個學生身上的錢比任何一個已發展國家都多，得到的效果卻較少。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參與的國際測驗上，美國的排名是二十四，遠低於那些每個學生教育費相對低的國家，如愛沙尼亞（第十一名）、波蘭（第十名）和芬蘭（第六名）。[8]芬蘭在所有參賽的項目中幾乎都持續地名列前茅；他們公立教育系統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很簡單，芬蘭的孩子直到七歲才開始上學。[9]
但是當芬蘭孩子長到十幾歲，成為青少年後，他們在同樣的測驗上依然遙遙領先美國的孩子。在最近一次的國際測驗上，芬蘭的十五歲孩子數學平均分數是五一九分，而美國同樣年齡的孩子，在相同的測驗上得分是四八一分。在科學方面，芬蘭的青少年得分五四五分，美國的青少年得分則是四九七分。我還記得美國學生在科學上的表現曾是世界第一，今天，美國學生落在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和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愛爾蘭、日本、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荷蘭、紐西蘭、波蘭、新加坡、斯洛維尼亞、南韓、英國和越南之後。[10]
不過，我認為芬蘭的例子對我們特別有價值。為什麼比人家起步晚兩年的孩子，到青春期時表現會優於起步早的孩子？很簡單，假如這孩子晚兩年上學，那麼當老師在教同樣的教材時，他們已經準備好可以開始學了。孩子比較不會覺得挫折，不會恨學校。假如孩子不恨學校，他的學習就比較容易。假如像美國男孩那麼樣地痛恨學校，老師在還沒有踏進教室門之前就已毫無勝算了。
等孩子七歲再教他正式的、「嚴厲的」（rigorous）讀和寫（記得前面學區總監所說的話），可能可以減少前面所看到的男孩和學校的衝突。對許多男生來說，在準備好去學習閱讀方面，五歲與七歲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就像五歲和三歲的女孩在準備好去學習的差異一樣。（譯註：讀者可以想像：馬路上有道裂縫，大人一腳就跨過去了，小孩子腳步小，他要蹲下來爬才過得去。同樣的裂縫，幾年以後，孩子長大了，腳步變寬了，他也一步就跨過去了。太早要求孩子去做他還沒有成熟的工作，對他身心都不好。）
現在攔住他，將來他才能超越
很多家長已經看到，現在幼兒園這種加速的步伐對他的五歲兒子不利。尤其在高收入的社區，許多父母開始晚一年才讓孩子上幼兒園。你現在會看到很多孩子（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男孩）六歲才上幼兒園，而不是五歲。在低收入的社區中，只有低於百分之三的男孩晚上學，這是因為父母都要工作，沒有辦法讓孩子在家中再待一年。[11]在小學教育一開始，低收入家庭的男孩就比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表現差，有一個理由是家庭收入好的孩子可以在家中多留一年。他們上學時，已經比低收入的學童成熟一點了。
紐約曼哈頓一間非常高級的私立小學註冊主任哈達特（Dana Haddad）在晚一年上學這個議題上說：「就像傳染病大流行似的。」所有她學校的家長都多等了一年才讓他們的兒子上幼兒園，有些人甚至也讓女兒晚一年上學。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安全一點比較好。曼哈頓另外一所學費昂貴的高級私立小學的校長紐渥（Betsy Newell）說：「我都是跟我的家長說：這是給孩子的禮物，讓他晚一年才上學，這一年是你可以給孩子最好的禮物。」[12]
回到二○○一年，當時我發表了一篇論文，建議只要讓男生比女生晚一年上幼兒園，就可以避免很多男生在過早的時候就認定學校不適合他。[13]早一點開始並不見得一定好，事實上，長期來看是更不好。
教育的步伐在加快，但是男孩的大腦並沒有比三十年前長得更快。這是使男生對學校產生疏離感的第一個因素的一部分。但是學校在其他方面也改變了。要了解其他的改變如何在不同層次上影響男生和女生，你需要了解女生在學校取得好表現的動機上，常常與男生不同。
小女孩是什麼做的？
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早期小學基礎課程的加速，對男生的影響與對女生的不同。我們已經看到，第一個理由是：男、女生在大腦不同區域成熟的順序和時間不同。因此，大部分的五歲女孩已經可以適應二十一世紀幼兒園「嚴厲的學業要求」時，男生還做不到。即使對這些女孩來說，我也不認為現在幼兒園這種加速的課程對她們有什麼好處──我認為它會窄化女生教育的視野，一如我在我的書《棉花糖女孩》裡提到的那樣，但是還不致使她們對學校產生疏離感，令她們不喜歡上學。許多五歲女孩可以做幼兒園老師要她做的事，她們可以安靜地坐著，可以幾分鐘不說話，不去打斷別人或動來動去、爬上爬下。她們比較可以控制手部小肌肉的運動，而這是寫出一個清晰、可辨識字母的要件。
第二個理由直接和動機這個問題有關，目前教育心理上最大的盲點就是女生與男生在取悅老師的欲望上有顯著不同：大部分的女生希望取悅老師，大部分男生沒有這個動機。
在我們介紹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之前，讓我先和你分享一個中學老師告訴我的故事。那是開學的第一天，她到教室中歡迎她的學生：「早安，各位同學，我是傑克遜小姐，我想要歡迎你們進入八年級，我是你們的導師。」她轉過身在黑板上寫下要他們注意的班規。
這時，一個男生姜納森從桌上拿起一疊教科書，把書摔到地板上，發出巨大的響聲，有些男生發出咯咯笑。
傑克遜小姐嚇一跳，轉過身來，她看到姜納森桌子旁邊散了一地的書。
「啊，傑克遜小姐，我很抱歉，」姜納森很粗野，沒有禮貌地慢慢說：「我不曉得這些書會弄出這麼大的聲音。」
三個坐在後面的男孩笑了。傑克遜小姐不知該怎麼回答，但是坐在姜納森旁邊的艾茉莉不高興了。
「姜納森，你這個大敗類，」艾茉莉說：「你難道不能等個一、兩天才讓我們知道你就是個廢物嗎？」
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心中馬上想起最近在坦尚尼亞一個黑猩猩的研究。三個人類學家，蘭斯朵夫（Elizabeth Lonsdorf）、艾伯利（Lynn Eberly）和普西（Anne Pusey）花了四年的工夫，在坦尚尼亞的森林中觀察黑猩猩在牠們自然生態的環境中是怎麼生活的。這些黑猩猩有牠們自己做事的特別規矩，例如，牠們喜歡把白蟻「釣」出來吃。成年黑猩猩先折一根樹枝，修到牠所要的長度，把葉子都拔掉，將樹枝伸進白蟻的窩中，等一、兩分鐘，然後小心地把樹枝抽出來，享受白蟻點心。
蘭斯朵夫、艾伯利和普西三人觀察到做這件事的性別差異。不論雌雄，年輕的黑猩猩都從年長的黑猩猩身上學習這項技術，但是年幼的母黑猩猩就會注意觀察大黑猩猩（通常是牠的母親）如何做，然後，牠會照著做一遍：她會折一根樹枝，修到理想的長度，把葉子拔掉，小心伸進白蟻窩等等。然而年幼的公黑猩猩就不理大黑猩猩的教學，牠們跑去玩，跟別的黑猩猩打架，或是在樹上盪鞦韆。結果就是：年幼的母猩猩比年幼的公猩猩早了兩年學會用樹枝把白螞蟻釣出來吃。[14]這群研究者現在在將這些公猩猩和母猩猩的性別差異記錄下來，並分類整理做成目錄，例如公猩猩比母猩猩喜歡亂走，會跑在牠媽媽的前面，而母猩猩則是緊緊地跟著媽媽。[15]
靈長類的性別差異是天生大腦設定的嗎？還是後天從社會線索上學來的？我們剛剛看到的性別差異，是來自基因對男生和女生大腦設定的不同嗎？我到現在還是會碰到有人堅持男、女生行為的不同來自社會對他們的期待不同，與大腦設定無關。我們認為男生應該吵鬧、隨便亂丟東西，而女生應該像個小淑女。
我認為我們應該研究我們的近親，如黑猩猩、大猩猩、紅毛猿及巴諾布猿（Bonobo）的一個原因是，它給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情境來研究這個問題。假如性別差異是社會建構的關係──假設女孩子比男孩子文雅，是因為父母教她去玩洋娃娃，而男孩子被鼓勵去玩槍──那麼我們不應該會看到年幼的母黑猩猩行為與年幼的公黑猩猩有什麼差別。但是我們看到年幼的母黑猩猩與年幼的公黑猩猩在學習和玩耍上有巨大的差異，雖然這些母黑猩猩從來不曾玩過芭比娃娃，而年幼的公黑猩猩則從來不曾玩過槍。
做為一個人類的男性，我和雄性黑猩猩共享的基因大於我和人類的女性。最近比較人類與黑猩猩基因組的研究發現，我跟公黑猩猩有百分之九九・四的基因相同，比我與人類女性共享的基因還稍微多一點。[16]這並不表示我比較像公黑猩猩，而比較不像人類女性。但是在某些層面，例如我看、聽和聞的方式，與公黑猩猩的相似處便大於人類女性，[17]而這些共同點對了解性別差異很重要。
年幼的公猴像年幼的公大猩猩、像年幼的男孩，比同類動物的雌性更喜歡玩有攻擊性的摔角、追打遊戲。[18]同樣地，年幼靈長類的雌性比較喜歡照顧幼小的兄弟姊妹，[19]這在人類身上也是一樣，女生比她的兄弟較會照顧更年幼的嬰兒。[20]
女孩比較喜歡跟大人在一起，她們比較會採取大人的價值觀和生活的目標。另一方面，男生比較不認同大人的目標和價值觀，比較會從事違法犯紀的行為，例如打壞別人的信箱、在街上打鬧。問他為什麼弄壞別人的信箱，他的回答通常是「不為什麼，只是好玩。」他敢去做不法的事有助於提升他在其他男孩心目中的地位。但一個女孩如果為了好玩而把別人的信箱弄壞，不僅不會提升她在其他女孩心目中的地位，反而會使別人認為她太狂野，得離她遠一點。女生比較聽大人的話，做大人叫她做的事，尤其是旁邊沒有男生的時候（假如旁邊有男生在，女孩會變得比較不聽話，故意頂嘴等，或許女生知道對大人不禮貌，會提升她在男生眼中的地位。[21]）
女孩比較能從大人的觀點來看事情。一個研究發現，二十樁學生密謀要帶槍枝來學校殺人、但事機不密沒有真造成任何傷亡的事件中，有十八件是女生通知校方或告訴大人，阻止了流血的發生。所有預謀帶槍枝到學校殺人的都是男生，「男生覺得假如告訴別人，這就是告密，而女生會把她心中的憂慮跟大人說而不覺得自己是在告密。」這個研究的作者麥可基（James McGee）說。男生只在意自己對其他男生的忠誠，女生比較會從父母的角度來衡量事情的輕重。[22]
其中有些差異會在長大後消失，有些則否。女生比較會遵照醫囑，每天按時吃藥；男生比較不會按時吃藥，他們生病了也不肯看醫生。[23]大部分女生在迷路時會願意停下來問路；大部分男生寧可花幾個小時走冤枉路，也不肯張開嘴巴問人。[24]
為什麼大部分的靈長類，包括人類在內，年幼的女性都比年幼的男性更喜歡跟大人在一起？下面是一個可能的答案。在靈長類中，女性成年後比較會住在父母親的附近，而男性比較會搬離。「大多數的靈長類女性，終其一生住在她生長地方的附近，而男性在青春期以後就四處分散，轉而加入其他團體。」靈長類學家帕瑞拉（Michael Pereira）和費爾班克（Lynn Fairbanks）表示。[25]當然，這有例外：在毛蜘蛛猴（muriqui，又叫woolly spider monkey）中，許多年輕的雌猴在青春期後會離開原來的團隊，而大部分的雄猴一生都留在牠自己的原生團隊不離開。但是現在這些蜘蛛猴只存在於巴西東南部靠近大西洋岸的幾個少數被孤立地區的森林裡，而巴西沿岸的森林一直消失，牠們的數量也急劇減少，最近估計，牠們的數量已少於一千隻。[26]
假如你預備未來的一生都與你母親住得很近的話，那你可能會想辦法與母親和樂相處。大部分的女孩長大後，會想辦法和她的父母親處得來。而且這種傾向不只是人類如此，大部分的雌性靈長類也是這樣。靈長類的雌性似乎有種天生的傾向，去做長輩要求牠們做的事，想去取悅牠們的長輩、適應長輩的文化。這情況也發生在人類身上，至少證據是這樣說的。小女孩比小男孩更會注意大人說的話，會遵守規則，會在乎大人怎麼想。同樣地，研究者也發現小女孩比小男孩更喜歡跟在母親身旁，做媽咪叫她做的事。[27]
你很容易看到這些性別差異與教育的關係。女孩會做家庭作業，因為老師叫她們做。男孩只有在家庭作業內容讓他有興趣時才會做，假如他覺得很無聊，或是覺得「愚蠢」，就會把它擺在一邊不理它。許多研究都一致地發現，女生比男生會去做老師指定的作業，[28]即使是表現最好的男生也比同樣表現的女生較少做家庭作業。[29]女生在每一個年齡層、每一科目上，都比男生的學校成績好。研究者發現這不是女生比較聰明，而是她們更努力。[30]大部分女生都盡量想取悅她的老師，大部分的男生則不在乎他有沒有讓老師滿意，或有沒有拿到全Ａ，而那些想取悅老師也在乎成績的男生，則會被其他男生看不起、嘲笑。[31]男生不在乎老師怎麼看他的作業而女生在乎，這個差異得出一個弔詭的現象：在每個年齡層，女生的功課都比男生好，但是對自己的表現滿意度卻比男生差。[32]賓州大學的研究者指出，女生比男生對自我有更高的紀律和控制要求，是女生在二十一世紀教育加速情境中生存得比男生好，並且可以普遍成長最主要的原因，或許這驅力便是來自她們比較希望取悅老師。[33]
早期小學基礎教育的加速課程，以及它強調字母和字音之間的關係（phonics）及閱讀技巧的反覆練習，可能製造出教育上的性別危機。但不幸的是，這個課程加速並不是過去三十年教育的唯一主要改變。教育在另外兩個地方也有顯著的改變，於是更加擴大了性別差異。
好和壞的知識之樹
在英文裡，動詞to know有兩個非常不同的意思，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知識。請看下面這兩個句字：
I know Sarah.
I know pediatrics.
說英文的人在這兩個句子裡都用know，所以可能不完全知道這兩個意義的不同。我對我女兒莎拉的知識跟我對小兒科的知識是完全不同的，雖然莎拉是個小女孩，生病時應該看小兒科。我對莎拉的知識是經驗的知識，我知道莎拉喜歡在沙灘上跳海浪，但不喜歡雲霄飛車；我知道她喜歡花椰菜和甜菜，但不喜歡蜜桃派。
在希伯萊文的《聖經》中，know這個字主要是指經驗的學習，當我讀到「Cain knew his wife」，這表示他和她有肉體上的關係，他們有性交。在英文裡，我們讀到「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但是希伯萊文的翻譯是「the tree of the experience of good and evil」，亞當與夏娃被禁止去吃那棵樹的果實時，他們是被禁止有邪惡的經驗。
大部分的歐洲語言都使用兩個不同的字來代表這兩種不同的知識。在法文裡，認得一個人的to know是connaître，在學校裡，知道某一主題的know是savoir。在西班牙文中，認識一個人是conocer，書本學習的know是saber。在德文中，認識一個人或一個地方是Kenntnis，從kennen而來，kennen是「由經驗得知」；從書本得來的知識是Wissenschaft，從wissen這個字而來，wissen是「to know about something」。
在整個歐洲的教學中，大家有個共識，即Wissenschaft和Kenntnis都很重要，兩種知道東西的方法應該要平衡。
七年前，我們夫妻跟隨瑞士三年級的一班學生來到蘇黎世山上的森林做戶外教學。老師把小朋友分成兩人一組，每組的一個小朋友把另一個的眼睛蒙起來，把他帶到離樹十步遠的地方，然後要他用手去感覺這棵樹，從根往上摸，同時去聞樹的味道（有些小朋友甚至舔了這棵樹）。然後這孩子被轉了幾圈，帶到離這棵樹十步遠的地方，把眼罩拿下來，問他：「你剛剛摸的是哪一棵樹？」老師告訴我：「Ohne Augen zu sehen.」也就是「不用你的眼睛去看。」（to see without your eye.）
對今天的美國孩子來說，這種經驗非常少。美國孩子偶爾有戶外教學，但幾乎全部是教誨上的，學生學習橡樹葉與桐樹葉的不同，它是課本上的知識，是Wissenschaft。美國的教育比以前更注重死的知識，它一直缺乏對Kenntnis的尊敬與了解。我很難再更強調歐洲人是如何看重Kenntnis的。當我看到孩子在摸、聞樹的時候，我笑了，老師對我皺眉頭，堅持也把我的眼睛蒙起來，把我帶到樹旁，要我摸它、聞它，然後把我帶到十步之外，要我轉幾圈，才取下我的眼罩問：「你的樹在哪裡？」我四處看一看，立刻從幾十棵樹中找到「我的」樹。那是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極快樂、興奮的感覺。
現在已有超過六十年的研究告訴我們，與外面真實世界的互動對孩子的發展有多重要。這個研究開始於精神科醫生史匹玆（René Spitz）對二次大戰後，在醫院長大的棄兒其情緒和認知發展都停頓或遲緩的現象感到不解；深入研究後他發現，一切都消毒過、冷漠、隔離的醫院環境，對孩子的成長不合適。孩子需要豐富、互動的感官環境，觸摸、聞、看、聽到真實的世界，才能讓他大腦和心智健全的發展。[34]缺乏這種真實世界的經驗，孩子的發展會受損。
孩子需要親身經驗真實的世界。一直到十年前，發展心理學家才發現這種過度強調Wissenschaft、為了它而犧牲Kenntnis的課程，會製造出與被忽略兒童一樣的症候群。《森林中最後的孩子》（Last Child in the Woods）作者羅浮（Richard Louv）創造出一個名詞：「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來描述一個被關在室內的孩子的各種徵狀。[35]你在現在美國高中生身上會很容易看到，他能夠對你侃侃而談環境的重要性、碳或氮的週期等等，卻從來沒有在戶外過夜的經驗。他們有很多的Wissenschaft，但是沒有一點Kenntnis。
對男孩一直強調Wissenschaft而忽略Kenntnis尤其會損害發展──不是認知上的，而是對事情有生動、熱情之好奇心的發展。「大自然是關於聞、聽、嚐的。」羅浮提醒我們。[36]一個孩子如果花更多的時間在電腦螢幕前而不是在戶外，就是羅浮所謂的「文化自閉症」（cultural autism）。他對此做了以下定義：「這個症狀是什麼呢？隧道感官感覺（tunneled senses）：感到被孤立、牽制、阻遏，以及被設定的、無所不知的心態，就是假如不能被Google就不算。」[37]
那些被剝奪戶外時間的男孩，當他與真實世界而非電腦互動時，有時會出現抓不到概念或問題重心的困擾。羅浮引用史丹佛大學神經學教授威爾森（Frank Wilson）的話，說美國的父母親被騙了，他們被告知電腦為主的經驗對孩子會有多好、多有價值。他說醫學院的教授發現，教現在的醫學院學生心臟像個幫浦般運作有多困難：
因為學生與外在真實世界的互動少得可憐，他們從來沒有虹吸過任何東西，沒有修理過車、加過油，甚至從來沒有接過花園的水管到水龍頭上。這整個世代的孩子，他們在後院、在工具棚、在田野、在森林中這種直接互動的經驗，已經被透過電腦間接的學習取代了。這些年輕人很聰明，他們跟電腦一起長大，他們本來應該更好、更強、更優秀的──但是現在我們知道失掉了某些東西。[38]
Kennntis和Wissenschaft是兩種根本上很不同的知識。兩種都很重要。想像我的小女兒莎拉在哭，再想像一位世界級的嬰兒和幼兒發展專家──比如說布拉則頓（T. Berry Brazelton）醫生──正好走進她的房間。假如我把莎拉抱給布拉則頓醫生，你覺得他能多快使莎拉安靜下來？可能不會太快，因為他不知道莎拉喜歡左右搖而不喜歡上下彈跳；假如他沒有一些Kenntnis幫助他的Wissenschaft，他所有關於兒童發展的知識便完全無用武之地。這個原則在真實世界中隨時能獲得印證。我發現書本的學習的確很重要，但是如果沒有Kenntnis，你走不了多遠，至少在當醫生和做心理師上是如此。
羅浮提供了我一個研究的摘要，這個研究發現，當孩子早期的經驗有嚴重的不平衡時──當大自然被電腦螢幕和精巧的室內玩具所取代時──它的後果是注意力缺失症的機率升高。例如羅浮利用一個瑞典的研究，比較兩間托兒所的設備：一間托兒所四周都是高樓，走道是磚造的；另一個坐落在果園中，四周都是樹木，旁邊有個植栽很茂盛的花園，在這裡，孩子可以到戶外玩耍，不論氣候怎樣，老師都鼓勵他們出去玩。研究者發現「在有植栽的托兒所，孩子的運動協調能力比較好，也比較能專心。」[39]同樣地，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研究者發現，把孩子放在戶外的環境，讓他們有機會玩泥巴，摸到、感覺到和聞到真的東西，可以幫助治療注意力缺失過動症。這個效果比精密的電腦模擬有效得多。[40]諷刺的是，戶外治療法比電腦程式便宜多了。
在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上，確診的男生是女生的三倍，而最近三十年來，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男生和女生比過去增加很多。[41]從Wissenschaft轉換到Kenntnis，可能可以幫助治療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孩子。
從動手做中得到心理健康的好處並不是一個新想法，就如羅浮所說的，簽署〈獨立宣言〉的拉許（Benjamin Rush）在兩百年前就說過：「挖泥土對精神心理疾病有治療的效果。」[42]
我們都忘記了我們祖先所知道的事：所有的孩子都需要Wissenschaft和Kenntnis的平衡。這是坐和站的平衡，教室功課和田野教學的平衡。這對男生和女生都一樣重要，但如果女孩被剝奪了這個平衡，如果女孩被我們今天的課程表所綁住，只有Wissenschaft沒有Kenntnis，她們還是會做家庭作業，因為我們前面說過，女孩認為取悅老師本身就是一個夠分量的回饋。但是大多數的男生不這樣認為，假如剝奪了男生Wissenschaft和Kenntnis的平衡，他們會對學校感到疏離。倘若你要學生去念蝌蚪變成青蛙的故事，假如這個男孩從來沒有摸過青蛙，從來沒有光腳在河流中跳著追蝌蚪，他可能就看不到文章的重點。課程從Kenntnis轉移到Wissenschaft有個讓人預料不到的後遺症，它使男生閱讀指定作業的動機消失了。
這種改變怎麼可能發生？一個聰明有智慧、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怎麼會寫出這種課程表，把學生推到這種不健康的不平衡上？
答案很簡單：電腦。
孩子與一部可設定的電腦有何不同？
想像一具很好的機器人，金錢所能買到最好的那一種，有著最好的大腦和眼睛、耳朵。這具機器人與人會有什麼差別？
或是說，會不會有一天（可能是不久的將來），我們能製造出可以模擬人的行為，甚至模擬人的感覺與情緒的機器人？
娛樂工業提供了很多這樣的電影，如《機械姬》（Ex Machina）、《成人世界》（Chappie）與《變人》（Bicentennial Man），裡面的機器人和真人是分不出來的（當然都是由真人演員扮演的）。
這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總有一天，現實會追上科幻，對嗎？
可能不對。如中東的和平希望，又如自我維持的核融合反應器，從一再保證就要在我們的掌握之下，到現在越追越遠，即將消失在地平線上了。今天，一部完全機械化的機具要能真的感受到人的情緒，不只是模擬這種經驗而已，它與我們的距離似乎比三十年前還遠了很多。
我在一九八○年進入賓州大學心理所的博士班，從一九七○年代末期到一九九○年代末期這二十年，是認知心理學最受重視的時候。認知心理學是心理學的一支，它專注在人如何處理訊息，[43]而賓州大學正是認知心理學派的天堂。在這二十年間，認知心理學家很樂觀，認為他們的研究方法最能夠了解人的學習、發展和行為。
在那期間，認知心理學家堅持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用計算歷程來表徵，所以，在理論上可以被轉換成計算的設備或工具，也就是電腦。人只不過是複雜的電腦而已，心智則是電腦程式，它是靠神經元組成的電腦在計算而非微晶片。
這種把人腦想成電腦、把人類學習想成電腦學習的看法深深影響了教育者。假如人是精密的電腦，學習就等於電腦程式，老師就是電腦程式設計師。假如我們給老師一套正確的標準指示，那麼只要按一下開關，小孩子就會學習了，一種有效率、不可能出錯的學習。在一九九○年代，教育界廣泛地採用「直接教學法」（Direct Instruction）的電腦程式，老師只要照腳本念就行了，學生自己會去回答問題。只要腳本正確，老師可以依照指示執行命令，那麼好的學習結果便指日可待。
完全不可能出錯。
保證不失敗。
只要學生和電腦一樣就行了。
但他們不是。
結果發現認知心理學把人想得太簡單了。這裡不是批評一九八○與九○年代認知心理學的缺失，只是要指出它最大的缺點是沒能抓住動機和情緒的重要性。
在你的網路搜尋引擎上鍵入一個網址，再按一下輸入鍵，只要你的電腦功能正常，它不會回嘴，只會做你要它做的事。你的電腦不會說：「我現在不想做。」或是「幹麼去那裡？」或是「我們去外面玩一下如何？」
電腦不需要動機就能做你要它做的事。
但是孩子需要動機。
一九九○年代，認知主義者巨大的錯誤，以及它所激發的教育策略──許多我們現在仍在延用──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什麼使孩子有動機去學習？
當你要孩子去做一件他沒有興趣的事情，有個現象會發生：他不注意聽、不專心了。一九七九年時，研究者估計只有百分之一・二的美國孩子──一千人中只有十二個，有現在我們叫做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毛病的人，那個時候是叫做「童年過動能反應」（hyperkinetic reaction of childhood），[44]而根據最近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CCP）的數據，每一千個孩子中，已有一百一十個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這是幾乎增加了十倍，從一千人中有十二個到一千人中有一百一十個。[45]
我們會在第四章看到，今天許多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孩子，其實是被誤診了：他們的確上課沒有注意聽，但不是因為注意力缺失過動症的關係，而是對課堂所教沒有興趣、缺乏動機。這不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這些男孩不需要藥物。他們首先需要的是一個符合他們發展的課程表，第二是一個懂得如何教男生的老師。我們在第四章會再回到這些要點。
你叫孩子做他沒有興趣的事時，第二件會發生的事便是不高興了。他們板個臭臉，退縮進入「我恨學校，學校最笨了」模式。只要跟學校有關的東西都是笨的、愚蠢的：閱讀很愚蠢，做家庭作業很愚蠢，喜歡學習、對學習有興趣很愚蠢。
電腦不需要在乎青蛙，它也不需要喜歡青蛙才能學得何謂青蛙；但是孩子需要，假如孩子沒有學習的動機，他們就不再注意你在說什麼。對男生來說尤其如此，我們前面講過原因了。電腦完全是Wissenschaft，它們不需要Kenntnis。但是真正的孩子需要──尤其是男生。過去三十年對Kenntnis的不重視，是以下這個問題很重要答案的一部分：「這麼多學生對學校感到疏離、沒有興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好消息：男孩危機是假的！
二○○六年，一個自稱「教育區塊」（Education Sector）的非營利組織發表了一篇新聞稿，根據這份刊登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頭版的文章：「廣為流傳、有關男生危機的報告，其實是言過其實，太聳動了。男生在學校裡有很多地方其實表現得比過去更好。過去對男生的悲觀來自不當的研究、馬虎的分析，以及對於下面這個事實的不舒服感所得出的反應。這個事實就是：一般男生表現得比過去還好，但是一般女生表現得比男生更好。」[46]《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華納（Judith Warner）寫了篇專文，題目是「什麼男孩危機？」（What Boy Crisis?），說研究顯示「男孩危機」是空穴來風、捕風捉影的迷思，男孩在學校測驗的幾個項目上表現得比過去都好，唯一可能的例外是低收入家庭的非裔和墨西哥裔男孩。[47]七年後，華納在她《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的專欄中重複呼籲，「美國真正的危機是在『階級』（class），是收入和教育程度的階級，而不是性別。」[48]《時代雜誌》同時刊載了封面故事「男孩神話」（The Myth About Boys），裡面說「在社交上和學業上，現在的男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表現得更好。」[49]
這是真的嗎？男孩危機真的只是神話嗎？社會階級真的比性別更重要嗎？
那要看情況。尤其要看你選擇測量的是哪方面的成就。假如你聚焦在高中的畢業率上，那麼社會階級的確比性別更重要。在低收入的社區，畢業率並不好，男生的中輟率明顯要比女生高。[50]在富裕的社區，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會讀到高中畢業，不論男生或女生。假如高中畢業率是你唯一測量的項目，那麼很容易得出性別只在低收入社區有關的結論。
但是假如你更深入一點去探討，性別的差距在任何一個社區都清楚可見，包括富裕的白人社區。例如白人父母皆為大學教育程度的十二年級孩子之間，性別差距已非常驚人：父母皆為大學教育程度的十二年級男孩裡，有四分之一無法熟練地完成基本程度的閱讀，相較之下女孩只有十六分之一。[51]
國家教育進步評鑑（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是一九六九年設立的聯邦專案，目的是測量全美五十州的學業成就。美國教育部把NAEP稱為「我們國家的成績單」（Our Nation's Report Card），因為它是唯一全國性對四、八和十二年級的孩子，不論背景的成就評鑑。這個結果可以依種族、性別、是否吃免費的學校午餐來看。如果你來自低收入家庭，那你就符合免費午餐的資格，假如你的家庭比較富裕，那你就不符資格。這個測驗涵蓋許多領域，因為本書的目的，我們就只挑最近的書寫測驗成績來檢視。
先看十二年級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女孩，和十二年級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女孩兩者的比較。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女孩，平均成績是一百六十八分，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女孩平均分數則是一百五十三分，兩者相差十五分，相當於一個半年級差（譯註：一個是十二年級，另一個相當於十年級半）；[52]這是很大的差別。
為什麼有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女孩表現比較差呢？那些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女孩家境比較富裕（這是是否免費的定義），她們比較可能有大學教育程度的父母，家裡比較可能有書報雜誌，也比較可能是雙親家庭，所以課業上碰到問題時，比較可能有一個家長能夠幫忙，諸如此類（我的母親是單親媽媽，她幾乎從來無法幫助我和我弟弟做家庭作業，因為她必須去上班）。同樣的NAEP分數差別也出現在其他種族和民族（譯註：race和ethnic中文都是種族，但是race是以外表來分，如黃種人、白種人；ethnic是以文化認同來分，如漢人、客家人）上：
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非裔美國女孩：一四七分
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非裔美國女孩：一三一分
一四七比一三一：相差十六分
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拉丁裔美國女孩：一四九分
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拉丁裔美國女孩：一三四分
一四九比一三四：相差十五分
這是個很強的發現。不管種族，假如你來自低收入家庭，你的寫作分數就比同樣種族但出身比較富裕家庭的孩子少了十五到十七分。
現在讓我們回到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女孩，把她的分數與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男孩來做比較：
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女孩：一六八分
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男孩：一五三分
一六八比一五三：相差十五分
這個區分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女孩和男孩的分數，正好與低收入白人女孩和較富有白人女孩相差的分數相同，都是十五分。但是當我們比較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女孩，和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白人男孩時，我們其實是在比較同一家庭的兄弟姊妹；或是說，人口普查中同一地理環境、年紀、社會階級、宗教信仰等類別的這群人。
我在全美的座談會上碰到的就是這個問題。
在一次家長座談會之後，有對夫妻來找我，告訴我他們的女兒讀書很用功，成績很好，也很在乎成績，可是他們的兒子正好相反，只在乎能不能升級到電玩的下一關而完全不在乎他的西班牙文成績是Ａ還是Ｂ。同一個家庭、同一對父母，同樣的資源，這對姊弟的學業成就卻是天差地別。
我們也在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身上看到這個差別：
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非裔美國女孩：一四七分
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非裔美國男孩：一三三分
一四七比一三三：相差十四分
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拉丁女孩：一四九分
不符合免費午餐資格的拉丁男孩：一三六分
一四九比一三六：相差十三分
從全國來看，有三種人口在美國教育上吃虧：
・種族：身為非裔或西班牙裔美國人，比起白人或亞洲人，NAEP的分數會差到二十分。
・低收入家庭：符合學校免費午餐資格者，NAEP分數會差到十五分。
・性別：如果是男生，NAEP分數比女生差十五分。
在美國，我們盡量以資源和研究來改善及補救種族與低收入造成的差異。作為一個非裔美國人或西班牙裔美國人不應該總在教室中處於劣勢，來自低收入家庭也不應該是教室中的劣勢族群。我們應該找出為什麼種族和低收入會造成孩子學習方面的障礙，替有色人種學生和低收入家庭學生尋求提升他們成功致富機會的方法。
但是政府卻沒有像了解低收入家庭孩子的表現那樣，花同樣的資源和努力去了解為什麼男生在教室中的表現就是不如女生，我覺得這很不公平。
不要期待聯邦政府或任何其他研究機構去啟動嚴肅的專案來了解為什麼男生的表現不及女生，不論他是什麼種族、社會階級。你和我只好自己來承擔這個責任。
我知道動機是了解性別學術成就的一個關鍵。如今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現在小學所進行密集的閱讀能力增強訓練，可能會導致許多學生不專心，尤其是男生。神經學家威利斯（Judy Willis）觀察到，學習閱讀應該是讓學生不僅學習閱讀的機制，同時也要發展出閱讀的熱情。她覺得一直密集地訓練音素法（phonic），可能會對年幼的讀者不利。[53]
為了要使孩子了解許多議題，他們必須廣泛地閱讀。他們需要在休閒時間閱讀，讀他們喜歡的書。
過去的男孩可以讀他們喜歡的書。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前任主任鮑爾連（Mark Bauerlein）和他的同事史托斯基（Sandra Stotsky）寫過一篇重要的文章，是關於青少年在他們休閒時間都做些什麼。這個基金會自一九八○年起到二○○四年，持續調查全美的青少年，不論富裕、貧窮、都市、鄉村、白人、黑人、亞洲人和西班牙裔的孩子二十五年，結果發現女生比較會在休閒時間閱讀，因為閱讀很有趣，男生則比較不會。這個差距在一九八○年到二○○四年間越來越大，現在大到成為性別的標記：「女生閱讀，男生不讀」。[54]
這個性別的差距並不是女生讀得多。事實上，今天的女生比起一九八○年的女生，在休閒時讀得少一點，但是十個男生中，有九個已經完全不讀了。為什麼呢？
一個原因是過去三十年教育的改變，使男生對教育產生負面的態度。今天的男生讀得比較少是因為他們不想閱讀（they don't want to read），而這個動機的改變，至少有一部分是來自過去三十年忽略性別差異（gender-blind）的教育改變。
目前為止，我已指認出教育在過去三十年中所做的兩種改變，使得男生對學校的疏離感比女生更甚：
一、早期基礎課程的加速
我們現在來看看另一個重要的改變。
假如你是小豬，你會有什麼感覺？──對男生不友善的問題
你的兒子今年十二歲，他的成績單慘不忍睹，數學Ａ，社會科和西班牙文Ｃ，閱讀和英文都是Ｄ。「你絕對可以表現得比這個好，」你對兒子說：「你的英文老師告訴我，你有一半的家庭作業沒有交；難道我必須一直監督你，確定你每天晚上都有做家庭作業嗎？」
「我不要做家庭作業，那些作業很愚蠢。」你兒子布萊特回答道。
「有什麼愚蠢？」你問。
「它從頭到尾都愚蠢。」布萊特說。
「你是什麼意思？舉個例子來聽聽！」
他聳聳肩，「你要看嗎？」他問道。
「當然。」你說。
布萊特在他的背包中亂翻一陣，拿出一張皺成一團的紙來。在把紙頭弄開以後，你讀到：
在《蒼蠅王》（Lord of Flies）中，一群男孩子發現他們被困在一座熱帶島嶼上，有個男孩綽號叫「小豬」（Piggy），因為他很胖，成了其他男孩霸凌的犧牲者。請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寫篇短文，以小豬的口氣描述你對別的男孩找你麻煩、欺負你的感覺。記得：
● 要包括很多細節
● 描述書中的情境
● 寫出某些特定男孩的名字
「看懂我的意思了嗎？」布萊特以勝利的聲調說：「它從頭到尾都很無聊。」
「什麼地方無聊？」你問。
「用小豬的口氣寫短文，」布萊特重複家庭作業的題目：「那真是蠢斃了！」
「我不是小豬，我不是那個沒用的廢物，他可能連挖鼻孔都挖不好，假如我在那個島上，我會往他的臉揍下去！」
這個家庭作業的主題是「假如你是小豬，你會有什麼感覺？」當我與出這份家庭作業的老師談到這個問題時，她解釋道她要教孩子同理心。雖然我很尊敬老師，但我說這作業並不能教這個男孩（布萊特）任何有關同理心的事；相反地，這份作業更確定了他覺得家庭作業是女生的事，不適合男生。在這男孩的觀念裡，沒有任何有自尊的男生會去做這種家庭作業。
在哈佛大學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尤季倫─陶德（Deborah Yurgelun-Todd）和她的同事發現：青少女大腦處理負面情緒的地方，與語言區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相反地，同樣年齡的男生處理負面情緒的地方主要在杏仁核，相較於其他區域，它與語言區域的神經連接並沒有更密切。[55]國中和高中女生可以很輕鬆地回答：「假如你是某某某，你會覺得怎麼樣？」這類問題，因為女生大腦處理感覺的地方，正好與處理語言的地方有緊密的連接。男生就不同了，像布萊特那樣的男生是不容易回答：「假如你是某某某，你會覺得怎麼樣？」這類問題，他可能會寫他認為老師想要聽的答案，但那是做苦工。對男生來講，比較好的題目應該是「假如發生某某狀況，你會怎麼做？」這問題看起來好像很類似，但事實上，它是不同的問題。對男生來說是比較友善的問題──至少對大多數的男生來說是如此。
學校對男生不友善
我讀的是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旁邊薛克高地（Shaker Heights）的公立學校，從幼兒園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冬天的時候，我就讀的洛莽小學（Lomond Elementary）會讓我們穿上冬衣去外面玩耍，多半是丟雪球，老師們也會出來跟我們一起玩，學生跟老師互丟。我記得一個老師的名字，他丟得超準，每次都擲中你兩眼的中間。
這是我對小學最好的回憶，但現在這種事再也見不到了。整個北美洲大部分的學校禁止學生在學校裡丟雪球，「雪就應該待在雪地上。」[56]假如有兩個學生在學校擲雪球，老師或校長會對他們大叫：「你們在幹什麼？不准在學校裡丟雪球，假如你們要丟雪球，回家去丟或找別的地方去丟！」孩子接收到的訊息很清楚：學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去別處吧！
我了解為什麼今天的學校不允許孩子丟雪球：他們擔心被告。但是應該有一些方法來繞過或避開學校的責任（譯註：台灣也是一樣，現在很多學校不辦戶外教學，因為只要有人受傷，家長就告學校），而不犧牲學生在校內丟雪球的樂趣。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兩全其美的策略是在安大略省（Ontario）的奧羅拉市（Aurora），即多倫多市以北的聖安德魯男校（St. Andrew's）。這間學校有個規定：假如你要丟雪球，就去足球場丟。足球場仍屬於學校，但它不在去任何地方的路徑上，這樣不想被雪球打到的人就不會被打雪仗的人誤擊，而足球場的界線很清楚。學校的職員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接到任何抱怨，或對學校這個政策的任何質疑。
我把這個叫做界內（in-bounds）和界外（out-of-bounds）原則，在學校的範圍內，畫出一個地方使學生可以合法地丟擲雪球。假如你在這個學校規定的地方丟雪球，你是在界內，但是在其他地方丟，學校不管，那是界外。當我協助美國的學校發展這個政策時，很多學校的行政人員堅持要家長簽免責書（waivers），免除學校在任何受傷意外中的責任。我不反對這點，因為學校得保護自己，但是不要禁止學生丟雪球，只要限制他們在一個安全的範圍內即可。在界線內，不要在界線外丟。
這個原則可以適用在很多地方，不是只有丟雪球而已。我去過一間學校，它的十年級英文老師請學生自己訂題目寫個故事，一個名叫賈可布（Jacob）的男生選擇了一九四二年史達林格勒的戰役，從一個俄國士兵的角度來寫；他很仔細地研究了這場戰役，把細節都弄對。在他的故事中，這名俄國士兵在巡邏時遭德國士兵突襲，他近距離朝對方的臉開槍，接著描寫這名俄國士兵如何用來福槍對著另一名士兵的臉；當他的頭爆開時，一片下巴骨飛到這裡、另一片頭蓋骨飛到那裡，一個眼球滾到別的地方去了。
賈可布被學校處罰停學，不准來上課。學校的輔導員找他的父母來校，告訴他們除非一個有執照的心理醫生開評估診斷書，告訴學校和學區賈可布對自己或他人沒有危險了，否則賈可布不可以來上學。
當賈可布的父母告訴我這個故事時，它撥動了我一根心弦，因為在一九七七年，我在薛克高地高中念高三時，也曾寫過一篇類似的作文，最後也是以殘忍的死亡作結束。我的英文老師提名我和其他三個人去參加「英文教學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NCTE）的考試。我們四個人坐在一間空教室裡，監考老師發下一本藍色筆記本，叫我們寫故事。
在我的故事裡，一個東德家庭想要逃到西德去（當我跟今天的高中生談這件事時，我得先提醒他們這是一九七七年，德國還被瓜分為東、西德的時候，東德的人不可以到西德去。許多美國青少年不知道有過東、西德的歷史），當東德家庭在逃過區隔東、西德中間的無人地帶時，這個父親踩到了地雷，左腳被炸飛、右腳只剩膝蓋以上，所以他用爬的，而不是走的，因為他已經沒有腳了。我描述血從他腿上的傷口湧出，東德的衛兵聽到了爆炸聲，把探照燈對著父親並且開槍，幸好子彈擦身而過，西德的衛兵大聲給他鼓勵，可是他們不准進入無人地帶去幫忙。這個人最後爬到了安全地帶，西德的衛兵要把他送去醫院，但就在他們把他從地上拉起來時，這個人死了。
我的母親死於二○○八年，在她死後，我在她的文件中找到一九七七年NCTE頒給我的獎狀，給了我這個組織最高的創意寫作獎。我母親一直保留著這張獎狀。
男生都是寫一些斷手斷腳、不得好死的故事，在一九七七年，寫這種故事讓你贏到獎，今天，寫這種故事會被禁止上學；四十年前孩子可以在學校裡丟雪球，現在，在大部分的學校會挨老師罵。今天的男孩做男孩一向會做的事，會使這個男孩惹上麻煩，這就是我說學校對男孩不友善的原因。
暴力故事的標準是什麼？它的界線在哪裡？下面是我的回答：一般普通的暴力（generic violence）是界內。所謂一般普通是指對故事的本質而言。如果你寫的是戰爭的故事，當然會有血戰，尤其史達林格勒戰役是巷戰，是挨家挨戶搜索的血戰；假如你寫的是羅馬競技場的故事，那一定有斧頭、長劍砍來砍去，因為羅馬的勇士比武就是這個樣子，實在沒有任何證據說寫這種故事的男孩就比其他男孩更暴力。
但是個人的暴力和威脅，那就超過界線了。假如艾森（Ethan）寫了一個故事，說一個名叫艾森的男孩用刀刺了一個名叫諾亞（Noah）的男孩，而班上正好有一個學生叫諾亞，班上的艾森和諾亞又剛好合不來，那麼，這個就是個人化、有威脅越線的暴力。
什麼叫做「零容忍」（zero-tolerance）政策？當老師或校長告訴你，學校對學生寫暴力故事的政策是零容忍時，問他這個政策是否也適用在學生讀的東西上面。假如學生不准讀暴力的故事書，那麼圖書館員就必須把海明威、史坦貝克、杜思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托爾斯泰（Tolstoy）和其他很多人的小說下架；假如學校真的要禁止海明威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那這個學校就有很嚴重的問題。假如他們不禁止海明威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又有什麼理由禁止學生去寫跟他們可以被允許閱讀同性質的故事？
現在沒有任何證據指出零容忍政策對減低暴力有任何實質的效益，相反地，這個政策只是增加學生被警告、被處罰的機會。[57]更多的停學、更多的開除，更多的男孩就合理地下結論，相信學校不是他們該來的地方。
正確的競爭方式
我已經指出用電腦來比喻人腦如何運作，沒有辦法抓住動機的重要性。它在另一個重要的地方也不行：無法照顧到學生間巨大的個別差異。在比較玩每一種競爭性運動的布萊特，和偶爾陪他看美式足球賽的妹妹艾茉莉時，每次球賽有人輸，她都要難過個半天，因為「輸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們兩個的差別就像PC和Mac電腦的差別，前者是大巫，後者是微不足道的小巫，你就知道人的個別差異有多大了。
有些孩子，不論男生或女生，喜歡競爭的環境，越競爭越有勁，哪怕他常常輸。有些孩子在競爭的環境下則會枯萎、崩潰或退縮。競爭是好還是不好？這要看你的孩子。這正是為什麼沒有所謂的「好學校」這回事。對艾茉莉好的學校，對布萊特可能是場災難；布萊特合適的學校，對艾茉莉來說，也許是最糟的選擇。
停下來想一想那些在競爭下活躍成長的男孩（不是每個男生都如此），想想過去三十年，我們學校和社會的改變對他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前的體育課給孩子很多機會體驗勝利的興奮和失敗的傷心，即使玩的不過是躲避球或其他踢球；但是在過去的三十年裡，許多學區禁止打躲避球了，認為躲避球會鼓勵暴力。同樣地，競爭性球賽也被剔除了，因為競爭會傷害學生的感情，使學生因球隊而分裂。或許它們會，但是你的兒子可能需要競爭的熱情做為他的動機啟動器。
一個家長最近告訴我，他兒子在讀二年級時的經驗。體育老師宣布下週五學校有比賽，每個學生都要跑學校操場四圈，他的兒子聽到後就開始鍛練，每天的下課時間和午休時，他都去跑操場。當星期五那天終於到來：「各就各位，準備，起跑！」他的兒子拚命地跑，結果在全班三十五人中名列第二。他非常高興，直到老師發給每個學生第一名的獎章。他回家後非常憤怒地哭個不停，「老師欺騙我們，」他對父母抱怨，「老師說這是一場真的比賽。我永遠不要參加比賽了！」
在高年級，不同的問題出現：空間不夠，不是所有想參加的學生都能參加。學校在過去的三十年間擴張了很多，我常去訪視兩千人以上學生的中學和四千人以上學生的高中。對有四千人以上學生的高中來說，有個問題是：只有極少數的精英可以進入校隊。在大部分都會區的學校，五個男生中至少有一個想加入美式足球隊。在一所四千人男女合校的學校中，這兩千人裡，至少有四百個男生想加入美式足球隊，但即使是很大的學校，也只有一部校車載運動代表隊（Varsity，美國是十一和十二年級，也就是高二、高三的學生參加的），另外一部校車載JV（Junior Varsity，九和十年級的學生）隊，這表示只有三十六個學生可以加入運動代表隊、另外三十六個學生加入JV隊，其他三百多個學生只能望之興嘆，徒感生不逢時。大部分的學生可能連試都不試，因為他們知道只有最好的運動員才選得上校隊。他們不想讓自己難堪，所以選擇留在家中。
假如你的孩子是這種喜歡競爭的小孩，一打球就生氣蓬勃，但是無法選上校隊，你該怎麼辦？以目前來說，你或許可以把兒子轉到小一點的學校去，或是幫助他轉換到另一種運動。我認為比較根本的方法是改變美國人對運動的心態；我認為每一個想加入學校校隊的孩子都應該有機會加入。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我孩子的高中有三千名學生，假如有兩百名學生想要加入校隊，請問教練怎麼可能讓每一個人都上場比賽？大部分的孩子只能坐在板凳上看。」這是真的，假如只有一個正牌校隊、一個副牌校隊，或許加上一個備用隊（譯註：很多學校的校隊有一隊、二隊）的話。但是我去澳洲學校參觀時，發現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在規模大的澳洲學校，他們不是只有一個校隊，或三個，他們有五個、七個甚至十個校隊；他們怎麼辦到的？很容易，他們在上課的時候練習：一個隊在第一節課時練習，另一隊在第四節課時練習，再一隊在放學後練習。從美國人的觀點來看，更不敢置信的是：他們不是每天練習。他們的練習一週不超過三天，澳洲人的共識是學校為主的運動應該提供給廣大想要運動的學生，而不是聚焦在最有天份的少數幾個人身上。在美國，運動員是每天密集的訓練，但是廣大的其他男孩則完全沒有機會參與這種有組織的運動。結果就是這些男孩回家去玩電玩遊戲。
我認得一個男孩東尼，他在生活的每一個面向都很有競爭性。他才十一歲，可是把每件事情都當成比賽，都是競爭。在夏令營時，他組織所有的男孩，看誰可以小便得最遠。像東尼這種男孩，通常面對任何挑戰都會表現得很好，只要：
● 有贏家和輸家，而且
● 結果是不確定性的：每個人都可能贏，每個人也可能輸，看誰下的工夫大。
只要符合這兩個條件，東尼就會參加；假如有一個條件不成立，他就看不出為什麼要玩。他會失去興趣、疏離，望著窗外發呆。
美特戴（Mater Dei）是離我家不遠、在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的一所私立小學，只收男生。它的校長對這一點了解得非常透澈。開學時，每個男孩都被分配到藍隊或白隊：隨機，而且是永久性的，一旦你是藍隊，永遠是藍隊。這個隨機只有一種例外：假如你的哥哥是藍隊，那你自動歸到藍隊，永遠跟你兄長在同一隊。這兩隊在學校的所有項目上相互競爭：打美式足球時，藍白對抗；考試時，藍白競爭，分數考得高的隊得分；在感恩節時，能夠捐出最多食物給窮人的隊伍得分。一學年結束時，分數最高的隊會有公開表揚，隊長的名字將列在木牌上、掛在走廊供人欽佩讚嘆。對有些人來說，可能覺得這個做法很傻，但對許多男孩來說，這提供了非常強的動機。
團隊競爭對男孩來說還有另一項好處，就是使孩子社會化。它教導孩子團隊的榮譽高於個人的榮譽，並壓抑一些孩子的自我中心感，不論你在家中多麼受寵，在團體中你與別人一樣。
我看到團隊競爭的原則，使一些本來不在乎學校的孩子對學校有了向心力。個人競爭沒辦法這麼成功，而且它幾乎一定會使許多無力競爭的人對學校產生疏離感。
為什麼是這樣？記得我們剛剛談到的第二個原則：比賽的結果必須是不確定性。假如是學校的個人競賽，丹尼也許會認為他不可能贏，一旦他覺得自己不可能贏，就失去了參加的興趣。「你以為我會在乎這一科嗎？哈！我才不在乎，要當就讓你當，誰管你這個愚蠢的比賽。」
但是假如丹尼是大團隊中的一分子，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哪一隊都可能贏；假如班級考試是公開的，那麼丹尼的表現可能可以決定勝負。例如班級作業是讀《魔戒首部曲：魔戒現身》（The Lord of Ring: The Fellow ship of the Ring），考試的方式是口頭問答，分成藍隊跟白隊，丹尼必須能回答問題；所有的學生都被告知，答案必須來自書本，不能出自電影《魔戒》。
他們的老師霍夫史塔特女士說：「這次輪到藍隊開始。卡洛士，這一回合，你代表藍隊回答，請聽你的問題：在佛羅多被戒靈所傷後，那個將他帶到瑞文戴爾的精靈叫什麼名字？」
「錯！」霍夫史塔特女士說：「亞文是電影裡的角色，不是書裡的人物。丹尼，你代表白隊回答：在佛羅多受傷後，是誰把他帶到瑞文戴爾去的？」
丹尼大聲說道：「葛羅芬戴爾。」
「答對了，」霍夫史塔特女士說。白隊的隊友每個人都過去跟丹尼擊掌，因為這是六年級生一個獎勵很高、競爭激烈的考試，贏的隊伍每個團員都可以拿到一張免費的披薩和冰淇淋禮券，去學校附近的店家享用。
丹尼可能不在乎他在班上的成績或《魔戒》這本書，他甚至可能不在乎披薩和冰淇淋，但是他不願讓他的隊友失望。他不願成為答錯的人，因為他的失誤會使他的團隊失去獎品。
為什麼這種做法對女生就沒有什麼用呢？大部分女生對友誼的看法重於團體的成員關係。假如艾茉莉和瑪莉莎是好朋友，而她們兩人分屬不同的團體，她們兩人都會覺得不自在。艾茉莉不想使瑪莉莎難過，所以她會不願贏過瑪莉莎，寧願站在瑪莉莎這一邊而不願使她失敗。但是假如賈斯汀和傑瑞是好朋友，而他們兩人隸屬不同團隊，賈斯汀會很高興地跑過操場，把傑瑞打倒。那種情況下，我會看到傑瑞爬起來、把灰塵拍掉，然後對賈斯汀說：「你以為這是一個好的推擊嗎？它什麼都不是，我下次會更用力推你。」這種良性的競爭會增進友誼。男生比較能了解朋友不必是隊友，而隊友不必是朋友。男生會比較願意投資在團隊的成功上，不管他們的朋友有沒有在團隊裡面。
你很容易看到，為什麼團體競爭可以激發原本不在乎家庭作業或去讀老師指定讀物的男孩的動機。我也看到團隊競爭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作用。例如，它可以激發功課好的男孩變成更好的運動員。當我在二○○四年去加拿大的卡爾嘉麗市演講時，我聽到一個團隊競爭的故事。這所學校在艾德蒙頓市（Edmonton，阿爾伯塔省的首府），是所男校，所有學生一入學時就被分派到三個團隊中；在這一年，碰巧最好的運動員都被分到同一隊，而功課最好的學生在另一隊。
學校準備舉辦一場二十公里的雪鞋接力賽，每一隊要選四個男孩出來參加比賽，每個人都認為運動員隊應該能輕而易舉地獲勝。但是書呆子隊（Geeks）花了時間研究雪鞋，發現穿雪鞋要跑得快，應該在雪的表面上滑，於是選了四個體重最輕、跑得最快的同學來代表他們的隊伍。他們努力訓練，而運動員隊並沒有為了這次比賽做特別訓練；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因為他們的體能已經很好了。
當比賽那一天到來時，書呆子隊已準備好了。他們遠遠領先其他兩隊，當跑最後一棒的書呆子隊到達終點時，他比別人整整早了十分鐘。代表運動員隊的強壯美式足球隊員陷在雪裡，他們很適合打美式足球的肌肉現在變成了絆腳石。那次事件大大提高了書呆子隊在全校學生心目中的地位：他們在運動比賽中竟然贏了運動員隊，讓運動員對他們充滿敬意。
艾德蒙頓的這所學校或馬里蘭州的美特戴學校的團隊競賽形式，對女生來說就不一定合適，這些學校也不是對所有的男生都合適。但是假如你的兒子喜歡比賽──假如你可以想像他會跟別人比賽看誰小便得最遠──那你就需要替你兒子找一所像這樣的學校。假如你住家附近沒有這種學校，我希望你會把這本書借給孩子學校的校長，以及孩子的一些老師看，問問他們有沒有辦法照顧到不同形態的男生需求。在二十一世紀，大部分的學校沒什麼空間做團隊競賽，而且的確，任何競賽只要有界定清楚的贏家和輸家，很多學校就會以「輸者的自尊會受傷害」為理由加以禁止。我們需要改變這個觀念，而我們可以。
自尊心不會受到打擊嗎？
「如果我的兒子輸了怎麼辦？」你可能會這樣想：「萬一我的兒子答錯了，害他的隊伍輸了怎麼辦？這難道不會傷到他的自尊嗎？」
要了解這個問題的答案，你必須了解自尊的性別差異。讓我先告訴你一個哈佛大學最近做的研究。研究者從哈佛的大學生中找到亞洲和亞裔（在美國出生的亞洲人）女性，然後隨機把她們分配到三組去。每一組都要做同一份簡短的數學測驗。第一組只做測驗，沒有別的。第二組則需要先填一份強調她們亞裔背景的問卷，問她們在家裡說哪一種語言、她們喜歡傳統的亞洲食物還是西方的食物等等。這一組的女生在數學測驗上的分數明顯比第一組來得高。
第三組做的問卷偏重在她們是女生的事實上，問她們喜歡住在純女生宿舍還是男女混合的宿舍、她們覺得學校對女生的保護夠不夠，諸如此類。這一組的女生在數學測驗上就比第一組的女生明顯低很多。[58]
只要提醒女生她是在哪個類別裡，就會有負面的刻板效應出現。也就是說，女生的數學本來就不應該比男生好，結果測驗的成績果然就不好。提醒女生另外一種刻板印象，即亞洲人的數學比較強，結果就強化了她們的能力。這些女生並不笨，她們是哈佛大學部的學生。用青少女和青少年來做同樣的研究，結果得到更顯著的效應，這些研究已經都發表了。[59]對女性來說，假如你認為你聰明，你就真的聰明起來，你考試會考得好，學習會學得快。一個認為她數學很行的女生，會比一個跟她有同樣能力卻認為自己數學很差的女孩考得好。
但是這個效果在男生身上便不是如此了。一個認為自己數學很好的男生，在考試時並不見得會比和他一樣聰明、卻認為自己很笨的男生考得好；認為自己很聰明的男生在考試時可能反而考得差，因為他們比較不肯好好做功課，就像前面艾德蒙頓市學校的運動員一樣，覺得自己很行，沒必要為雪鞋接力賽花時間練習。男生在某個科目的自尊心與他在這個科目考試成績的相關是零，有的時候還會是負相關；在控制了能力變項以後，會變成負的。[60]
我知道很多父母會對他們的兒子需要更多競爭來取得動機這個想法覺得不自在，因為這與過去三十年來政治正確的想法相牴觸：競爭不好，因為它會傷害失敗者的自尊心──但是這種看法並沒有實證的基礎。我們現在知道自尊心對女生很重要，但對很多男生就不是這麼一回事。競爭，尤其是團隊競爭對很多男生很好，有些男生需要挑戰和競賽的冒險來使他在乎結果。家長、老師和學校的行政人員如果不了解這個事實，就反而會使學生對學校感到疏離。
我和一位資深的運動教練見面，她既訓練男孩也訓練女孩。她發現很多女生，即使是很有運動天分的女生也需要鼓勵，不然就會自認不夠好、不夠快、不夠強壯，想要放棄。「你必須不時的給女生打氣。」教練這樣告訴我。但是男生不一樣，許多男生──尤其是有運動天分的那些──常會高估自己的能力。「你必須告訴那個自以為了不起的傢伙，他可能有些才氣，但他絕對沒有自己想得那麼棒。他還有很多要學，假如想要晉級，他得花很多時間下苦工才成。」她告訴我：「你必須把男生的氣焰壓下來。」
我對她的格言「把女生撐起來，把男生壓下去」有點不自在，卻必須承認她的確有抓到自尊研究的重點。對很多男生來說，失敗代表下次要更努力，競爭給這些男生一個有建構的環境，使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在裡面看出自己有沒有真正的進步。一個沒有競爭的情境，「每個人都是贏家」，是使這個孩子與整個教育歷程分離的百分百有效方式。
科倫拜高中和維吉尼亞技術學院槍擊案呢？
許多學區採取的零容忍政策並不是突然跑出來的，它們來自學校的暴力情況越來越嚴重。有的家長問，假如你讓學生寫暴力小說、鼓勵有輸贏的競爭，難道不是創造一個使暴力容易滋生的情境嗎？
這些父母親和零容忍政策的學區行政人員通常相信，禁止暴力遊戲或想像的暴力（如男生寫暴力故事）會實際地減少暴力發生。這種想法背後完全沒有任何實驗證據的支持。[61]我們其實非常了解哪一種學生比較可能帶槍到學校；比起其他男孩，他可能更不喜歡參加接觸性的運動，像是美式足球。[62]
我們現在有足夠的資料來了解克雷博（Dylan Klebold）和哈里斯（Eric Harris）這兩個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殺了十三個他們在克倫班高中（Columbine）同學然後自殺的情形。我們知道哈里斯在他的網站上寫：「上帝，我簡直等不及去殺你的人民，我只想盡量去殺人，越多越好。」他公開貼出如何製做炸彈，並列出他想要殺的同學名單。[63]
我們知道在一九九八年二月、他大開殺戒的前一年，克雷博在他的寫作創意課上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裡面描述一個持槍殺害高中生的兇手，跟他後來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所做的非常接近。根據後來把這個慘案寫成書的作者卡倫（Dave Cullen）：「連最微不足道的細節都相符。」克雷博的老師凱莉（Judy Kelly）讀小說的時候不寒而慄：克雷博的故事主角殘忍地殺害老百姓，凱莉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嗜殺成性的故事，所以她去找了克雷博的輔導員及他的父母。但是這三個人都認為凱莉小題大作，覺得這篇作文沒什麼大了不的。[64]
克雷博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那天也帶著這篇作文：在大屠殺發生後，警察在他的車上找到了這篇文章。[65]
假如一個男孩寫了一篇有關在他學校殺人的故事，炫耀殺人，並且完全不在乎受害者，這種情形應該要立即、馬上、當天就介入。克雷博的父母不知道這個嚴重性也就罷了，學校的輔導員應該要有警覺，但顯然他沒有。克倫班慘案帶來的教訓是：假如一個男孩告訴別人有關個人化和威脅性的暴力故事，他是很有可能實際去執行它的，不管這個孩子看起來多麼地迷人。這種孩子應該馬上送去給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士面談。
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維吉尼亞州蒙哥馬利郡的法庭判旅美韓人趙承熙（Seung-Hui Cho）「心智不健全需要住院」，認為他「因為精神疾病之故，對他自己及別人都有極大的威脅」。[66]但後來維吉尼亞州的特別法官巴奈特（Paul Barnett）又下令，讓趙承熙從聖阿爾巴斯行為健康中心（Carilion St. Albans Behavioral Health Center）出院，並要求趙承熙以門診方式繼續精神治療，只是趙承熙從來沒有回過門診，好像也沒有人追蹤他是否有去看病。在聯邦法律中，法官判定趙承熙不可以購買武器，[67]然而他還是買到了槍。
趙承熙的教授吉歐凡尼（Nikki Giovanni）通知了學校警察、學生事務中心、輔導室及警察局，表達了她對趙承熙的不安，「我願意辭職，」她說，不願趙承熙繼續在她的班上。在寫作課上，趙承熙交了兩篇非常暴力且褻瀆的劇本，一個同學說：「像是惡夢裡會出現的扭曲、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而他所用的武器是我連想都沒想過的。」因為這個劇本的關係，「我們這些同學都很擔憂，彼此討論，不知他會不會成為校園槍擊案的槍手。」[68]
二○○七年四月十六日，趙承熙在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殺死了三十二個人，十七人因此受傷，州政府的調查結論是：校警知道趙承熙一直有行為問題、他曾待過精神病院，卻從來沒有把這些訊息傳遞給校園裡專門處理問題學生的工作人員知道。這個調查也發現，趙承熙有在寫作中坦承自殺和謀殺念頭的歷史，甚至可以回溯到他念中學的時候。[69]
有很多的線索顯示，其實克雷博和哈里斯會行使暴力犯罪，也有很多證據證明趙承熙對別人是個威脅。但寫了史達林格勒戰役故事的男孩，並不會比其他男孩更可能去殺人。這是一般性、古典的暴力，它不是個人化與威脅性的暴力；它在界線內，不在界線外。禁止寫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並不會減少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也不能阻止克雷博或哈里斯或趙承熙成為槍手。這種禁令只有一個功能：它讓學生知道喜歡寫二次世界大戰或古羅馬競技的孩子，學校不歡迎你。要在學校獲得成功，這些男孩必須否認他們真正的自我，假裝是別人。他必須更聽話、更順從、更願意去做老師吩咐的事，更想去討好老師。簡單地說，就是更像女孩子。
請看下面這些例子：
● 賓州，十歲的瓊斯（Johnny Jones）假裝他的鉛筆是把弓箭，他拉弓、射箭，把想像的箭矢對準另一個男孩，而那個男孩則假裝他用手槍還擊──兩個男孩都受到懲罰，瓊斯被停學，學校的校長荷頓（John Horton）通知瓊斯的媽媽比佛莉・瓊斯，假如再有這種事發生，瓊斯將被開除。瓊斯家請了律師控告學校，理由是「歧視想像力」。[70]
● 馬里蘭州，二年級的男生被停學兩天，只因為他把早餐的餅乾（Pop-Tart，譯註：一種孩子很愛吃的果醬夾心餅乾，放進小烤箱中，烤熱就會跳起來，所以叫［Pop］跳［Tart］果醬餡餅］）咬成手槍的形狀，並拿它指向其他同學。他的父母也請了律師要求學校消除「停學」的記錄。律師說：「沒有人受傷，也沒有人受驚。」但學校拒絕刪除孩子檔案中的停學記錄。[71]
● 阿拉巴馬州，一個九歲男孩被勒令不准上學，因為他攜帶武器：將玩具「美國大兵」（G.I. Joe）的塑膠玩具手槍帶進學校。這玩具槍小到「校長必須用膠帶把它貼在紙頭上，才不會遺失。」他的祖母說。[72]
這些事情離譜到令人憤慨，所以上了報紙。我可以告訴你更多這類故事，因為是我個人的經驗，所以沒有上報。一個孩子寫一個白人家庭逃出辛巴威的故事，結果拿了Ｃ，因為裡面有暴力情節。一個女生也寫了一個故事，程度與這個男生的差不多，但是因為沒有暴力，所以拿了Ａ+。這件事的結果就是學生都知道，學校不歡迎真正的男孩。
在我的第一本書《養男育女調不同》中，我引用了羅馬詩人賀瑞士（Horace）的名言：「你可以試著用鐵叉把大自然趕出去，但它還是會回來。」[73]假如你的兒子會因為競爭而產生動機，那麼取消競賽、把他的玩具槍都丟掉、禁止他寫有暴力場景的故事……並不能改變他；然而，這個零容忍政策卻會使他遠離學校，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孩子覺得，真正了解他是誰的地方就是電玩遊戲的世界。
下面我們就會看到，這個世界也有它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