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知曉瑜伽已經近百年了。雖然在兩千年前，印度就有智者、裸體主義者（gymnosophists）和意守丹田的冥想者（omphalosceptics）把各種類型的神話故事從傳奇的印度傳播到歐洲，但是在法國人安克蒂爾·迪·佩農（Anquetil du Perron）把《奧義書》傳播到西方之前，我們還不能說，歐洲對印度哲學及其實踐有真正的瞭解。其後，牛津大學的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編輯了“東方聖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因爲他和他編制的這套書，歐洲人才對印度哲學及其實踐有了更深的全方位瞭解。一開始，這類關於印度的知識一直是由梵文學者和哲學家們專門研究的。但是不久之後，布拉瓦茨基夫人（Mme.Blavatsky）發起的神智學運動引入了東方文化，並使其廣爲人知。此後的幾十年間，瑜伽在西方沿着兩條互相獨立的路線發展。一方面，瑜伽成爲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科學；另一方面，瑜伽成爲某種類似宗教的東西，雖然它並沒有成爲一種制度化宗教。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一開始是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追隨者，後來他自立門戶，創立了人智學，他和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曾努力想使瑜伽發展成爲一種制度化宗教，不過他們並沒有得償所願。
瑜伽在西方有如此奇怪的遭遇，這是因爲：西方的環境迫使它與其本土傳統分道揚鑣。在西方，東方學說大多會遭遇一種特殊處境，而在早期印度等地，這種情況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發生的。這種處境就是：在西方，科學和哲學之間有着嚴格的分界線。在瑜伽學說爲西方所知之前，這條分界線就已經存在了大約三百年。科學和哲學的分裂是西方特有的現象，它們的分裂實際上始於15世紀的文藝復興。在那時，伊斯蘭教國家擊潰了拜占庭帝國[47]，受此事件的刺激，社會大衆對古代文明產生了廣泛而強烈的興趣。此後，古希臘語言文藝的知識首次傳播到了歐洲的每個角落。“異教徒哲學”的入侵，直接導致了羅馬教會和新教教會的大分裂，這次分裂很快波及整個北歐。但是，即使基督教由此而復興，也一樣束縛不了自由思想的發展。地理大發現和科學大發現的時代開始了，社會思想也日益要求擺脫宗教傳統的桎梏。因爲公衆確實需要宗教，所以理所當然，基督教會仍舊存在，但是它已經失去了在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由於有不可超越的嚴密組織，羅馬教會還能保持統一，可基督新教卻分裂成了約四百個派別。這在一方面證明了基督新教之御衆無能；卻在另一方面證明了，宗教依舊具有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在19世紀，上述的變化慢慢促進了宗教調和論的發展，也導致了大規模的域外宗教組織的進入，比如：阿博都·巴哈（Abdul Baha）[48]的宗教、蘇菲派、拉瑪克利須那傳道會（the Ramakrishna Mission）、佛教等。在這些宗教中，很多都融入了基督教的元素，比如人智學。此後形成的局面，就大致類似於公元3和4世紀的文化融合，彼時的希臘化式的文化融合中也同樣少不了印度思想的影子。［參見：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 of Tyana）[49]、俄耳甫斯—畢達哥拉斯祕密教旨（the Orphic-Pythagorean secret doctrines）、諾斯（the Gnosis）[50]等。］
所有這些組織都走上了宗教的道路，它們的絕大多數信徒都吸收自新教教會，所以，它們本質上都可被視爲新教派別。新教的攻擊目標是羅馬教會的權威，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民衆對教會的信仰，而教會正是神聖救贖的不可或缺的中介。如此一來，教會的職權轉移到了個人身上，與此同時，個人還要承擔起前所未有的宗教責任。懺悔和赦罪儀式的減少，加劇了個人的道德衝突，也使個人揹負上很多問題。本來，教會可以舉行聖事，尤其是彌撒，通過神甫主持的神聖儀式來確保個人的救贖，從而爲個人解決他們揹負的問題。那時個人唯一需要出力做的事就是懺悔、悔改和贖罪。而現在，爲個人提供幫助的儀式已不再有，個人只能在沒有上帝迴應的情況下自行其是。正是因爲存在着這種不滿，所以，人們才需要宗教組織的存在來給出迴應。人們需要有一個（更高的，精神上的，或者是神聖的）權威來給予可見的（至少是可以察覺到的）支持。
歐洲的科學無視人們的這種期待與熱望，它堅持理智，對宗教需要和宗教信念漠不關心。在西方思想中，科學和哲學的分裂已經根深蒂固，這個註定無法避免的分裂也同樣深深影響了瑜伽。它導致，一方面，瑜伽被當成了科學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瑜伽又被當成了一種廣受歡迎的救贖方式。不過，在宗教運動內部，還有很多像基督教科學派、神智學、人智學這樣的派別，它們試圖把科學和宗教信仰、宗教實踐結合起來。尤其是人智學，它喜歡自命爲科學，所以，它就和基督教科學派一樣，已經滲透進了知識分子圈子。
因爲新教並沒有爲人們的發展預先鋪好道路，所以我們發現，人們出於實際的考慮，會選擇那些能保證自己成功發展的宗教。以前，教會作爲中介一直爲人們做的那些事，現在必須由人們自己親力親爲了。但是，人們不知道如何做。假如我們認真對待自己的宗教需求，那麼我們就會爲信念殫精竭慮。因爲，信念決定了它獨一無二的教義。可是，信念是神賜的才能，天賜的恩典，而不是一種方法。新教徒完全沒有方法，以至於很多新教徒都醉心於依納爵·羅耀拉的嚴苛的天主教修行方法。他們當然可以這麼做，可是一直就有一個最困擾他們的問題：宗教真理和科學真理之間存在着矛盾；信念和知識之間存在着衝突。這種衝突不僅是新教徒面對的難題，也是天主教徒的。這種衝突就是源於歐洲思想的歷史性的分裂。一邊是與生俱來的信仰宗教的心理衝動，而另一邊是後天習得的信任科學的思想意識，且兩者又程度相當，所以這種衝突就產生了。我們很容易想象這樣一種心理狀態：我們因爲某種原因，覺得某事對我們來說像是真實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僅僅知道此事，但同時又相信此事。這兩者並不矛盾。知識和信念都是必不可少的，缺一不可。
所以，如果一種方法既標榜是“宗教的”，同時又標榜是“科學的”，那麼它肯定能在西方獲得大衆支持。瑜伽正滿足了這種期望。因爲瑜伽既有新事物的魅力，又有朦朧狀的誘惑，所以它獲得了大量信徒。但除此而外，還有一種頗爲合理的解釋，那就是：瑜伽不但提供了一套很受歡迎的方法，而且提供了一種異常深奧的哲學。因爲瑜伽的體驗有可控性，所以這就滿足了科學家對“客觀事實”的要求。另外，因爲瑜伽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它的學說和方法覆蓋了人生的方方面面，所以，人們總是憧憬它那不可思議的功能，瑜伽的宣傳者總是強調這一點。
我無意奢談瑜伽對於印度意味着什麼，因爲我不能用我的個人經驗去冒昧判斷那些我不知道的事。但是我可以談談瑜伽對於西方意味着什麼。因爲我們找不到方向，已近乎精神錯亂。所以，任何宗教的或者哲學的實踐都近乎一種心理訓練；換言之，此類實踐都是一種精神保健。瑜伽大量的純身體動作亦爲一種生理保健，但這種生理保健遠勝於普通的體操或者呼吸運動，因爲瑜伽不僅是機械的、科學的，同時還是哲學的。瑜伽訓練了身體的各部分，在此過程中，瑜伽把心靈、精神和身體的各部分聯合在一起。舉例來說，這一點在普拉那雅瑪（prānayāma）[51]練習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在此練習中，普拉那（prāna）既是呼吸，又是宇宙的普遍動力。當個體練習和宇宙行爲同步時，身體上的愉快（神經支配的）也將與精神上的愉快（普遍理念的）合一，並由此生出一個充滿活力的整體，這個整體是任何技術都無法創造出來的，不管是多麼科學的技術。瑜伽實踐是不可思議的，可是如果瑜伽實踐沒有理論依據的話，它也是無效的。瑜伽實踐使用一種非常圓滿的方法，使精神和物質互相作用。
東方是這些理念和實踐的發源地，在這裏，不間斷地延續了四千年的傳統，爲瑜伽的誕生創造了必要的精神條件。顯而易見，瑜伽是一種完美、恰當的方法，它能使身、心合一，形成一個確定無疑的整體。由此，修煉者可以獲得一種心理氣質，這種氣質能產生超越意識的直覺。印度人能夠輕而易舉地理解和使用普拉那那樣的概念。與之相反，西方人卻發現，自己實際上正處於這樣一個困境：一方面，他們有想要信仰的不良傾向；另一方面，他們又執着於高度發達的科學批判和哲學批判。這樣一來，他們要麼落入一個信仰的陷阱，囫圇吞入普拉那、阿特曼、查克拉、三摩地之類的概念；要麼拿起他們的科學批判武器，全盤否定它們，將之視爲“純粹的神祕主義”。所以，西方思想中的分裂，使西方人從一開始就不可能充分理解瑜伽的目的。如此一來，瑜伽要麼被視爲完全的宗教問題，要麼被視爲一種訓練方式，好像佩爾曼記憶訓練（Pelmanism）、呼吸控制（breath-control）、韻律體操（eurhythmics）之類。瑜伽追求宇宙萬物的合一，這個特點西方人一點也沒看到。印度人把身、心看得同等重要，而歐洲人總是顧此失彼。憑藉着偏執一端的能力，歐洲人暫時地征服了世界。印度人則不會這樣。印度人知道自己的本性，而且他們還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屬於自然。而歐洲人雖然擁有關於自然界的科學，但是讓人吃驚的是，他們對自己的本性，即他們保有的天性幾乎一無所知。印度人有一種天賦：他們知道如何操縱外在自然和內在本性（nature within and without）的最高力量。而歐洲人覺得最糟糕有毒的，是壓抑自己在成長中被扭曲的本性，而且還要把本性雕刻成一具心甘情願的機器人。
據說，瑜伽師可以移動高山，但恐怕我們很難找到任何確鑿證據。瑜伽師的力量受限於他的環境。另一方面，歐洲人卻可以炸燬高山，世界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悲痛的警告：如果一個喪失了人性的聰明人無所約束的話，那麼他什麼都幹得出來。作爲一個歐洲人，我不希望我們更多地“支配”、控制我們的內在本性和外在自然。當然，我必須承認我很慚愧。我一再說，我們的環境和瑜伽所要求的環境天差地遠，但我最精深的思想正是拜此環境所賜（這些思想中有一些還很不錯）。隨着歷史發展，歐洲人已經遠離了他們的根，甚至於歐洲思想最終分裂爲信仰和知識兩橛；同樣的，他們心理上的浮誇自大也最終難免於外強中乾。歐洲人需要回歸，不是盧梭式的迴歸自然，而是迴歸自己的本性。歐洲人需要做的，是重新找到合乎天性的人。但是，歐洲人最喜歡用一套方式方法，來壓制那些合乎天性又與自己背道而馳的人。歐洲人肯定會誤用瑜伽，因爲他們的精神氣質和東方人很不一樣。如果可以，我想對所有人說：“如果你學習瑜伽，你可以從中獲得無窮財富，但是不要嘗試去應用。因爲我們歐洲人有自身的侷限，所以我們無法正確應用瑜伽的方法，就是這樣。印度的古魯（guru）[52]可以解釋任何事，而我們只能跟着模仿。不過，你知道是誰在應用瑜伽嗎？換言之，你知道你是誰，你的氣質是怎麼形成的嗎？”
歐洲科技的力量是這樣顯而易見的強大，我們甚至無需去例舉：科技可以做什麼？可以發明什麼？但科技可能帶來的巨大後果令我們不寒而慄。我們隱隱擔心的是另一些問題：是誰在應用這些專業技術？是誰的手在掌控這種科技力量？現在，國家可以暫時保護我們，因爲很顯然，國家可以使國民不受大量毒氣的侵害，免遭其他可惡的破壞性武器的屠戮，這些武器即刻就能大量產出。我們的專業技術是這麼危險，所以今天最緊迫的問題，不是在技術方面還能更多地做些什麼，而是應該如何培養被委任控制技術者的人格？或者是：如何改變西方人的思想，以使他們放棄那些可怕的技術？總之不是在現在的這條路上走得更遠。更加至關緊要的是：要把西方人從權力的幻覺中喚醒，不能讓他們在錯誤的意識裏越陷越深，以爲自己可以爲所欲爲。我們在德國頻繁地聽到這句口號：“有志者，事竟成（哪裏有意志，哪裏有可能）。”這句話已經奪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西方人不需要更多地壓過自然，無論是外在自然，還是內在本性。在這兩方面，他們都已經有了幾乎壓倒性的優勢。西方人所缺乏的是：他們要自覺地認識到，和外在自然、內在本性比起來，他們都是卑微的。他們必須認識到，他們不能爲所欲爲。如果意識不到這一點，那麼他們的本性就會毀了他們。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靈魂正以一種自殺式的方式在反抗他們。
因爲西方人能把任何東西轉化爲技術，所以基本上，對他們來說，所有方法性的東西，要麼是危險的，要麼是無用的。瑜伽是一種保健方法，在這個意義上，西方人認爲它和其他方法一樣，是可以拿來使用的。但是，在最深層的意義上，瑜伽並非一種保健，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瑜伽還意味着：令意識從主、客體的所有束縛中擺脫，並實現終極解放。可是，因爲我們還做不到把我們意識不到的那些東西和我們分離，所以，歐洲人必須首先明白他們的問題所在。在西方，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所謂的無意識。瑜伽技術專門致力於改善意識層面的思想和意志。只有當我們無需關注無意識的時候，即如果無意識在人格結構中只佔一小部分的話，那麼瑜伽的努力纔可以確保成功。一旦無意識在人格結構中佔了大部分，那麼，所有在意識層面的努力都會無所作爲。而且，由於心理受到束縛，將會出現一個諷刺性的結果，其結果甚至會和人們希望的完全相反。
因爲東方有豐富的形而上學和象徵主義，它們展示了無意識的更大、更重要的部分，所以這樣一來，無意識給人造成的可能性影響就大大減小了。瑜伽師所謂的“普拉那”，其含義遠不只是呼吸。對他們來說，“普拉那”這個詞，還滿載了它的形而上意義，彷彿他們真的知道，普拉那在這方面意味着什麼。他們並不是用理性去把握普拉那，而是用他們的心、他們的腹部、他們的血液。歐洲人只會通過死記硬背來模仿、學習知識，所以，歐洲人就無法使用印度的概念來表達他們的主觀感受。即使歐洲人有了相應的經驗，他們是否會選擇用直覺的概念（比如，普拉那）來表達呢？我對此深表懷疑。
瑜伽最初是一種自然的內省過程，其中也包括各種各樣的個體變化。這種內省會導致特殊的內在變化，並由此改變人格。在幾千年的過程中，內省被當成方法並系統化，但沿着彼此不同的路線發展。印度瑜伽本身，包含有豐富多彩的形式。之所以會有這種情況，是因爲個體的經驗本來就是各不相同的。但這並不是說，其中的任何一種方法都適合歐洲人自身的歷史特點。實際的情況可能是：因爲東方人並不瞭解歐洲人的歷史特點，所以難以提供適用於歐洲人的瑜伽。而事實上，西方有兩種文化成就：醫學、天主教心靈療法（the Catholic cure of souls）。實際上，它們爲我們的精神健康出力最多，並且它們都已經發展出了可與瑜伽相匹配的方法。我已經提及依納爵·羅耀拉的宗教方法；而至於醫學方面，最接近瑜伽的，就是現代的心理治療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它一方面把病人的意識誘導回童年往事之中；另一方面，則將其引導到那些從意識層面壓抑下去的各種各樣的願望和心理驅力之上。兩者之中的後一項技術，是懺悔在邏輯上的發展，此項技術旨在通過一種人爲的內省，使病人的無意識回到意識層面。
另有一種略顯不同的方法：舒爾茨教授[53]的所謂“自發訓練”（autogenic training）。這種方法有意識地借鑑了瑜伽。舒爾茨的首要目標是：減輕意識層面的束縛，以及由此引起的無意識層面的壓抑。
和弗洛伊德一樣，我的方法也是從懺悔實踐發展而來的。和他一樣，我也很關注夢。但是論及無意識，我們就有了分歧。弗洛伊德認爲，就其本質而言，無意識是意識的附屬，是個體的所有衝突的累積之所。我則認爲，無意識是集體性的心理特質，而且它具有創造性。由於我們存在着這樣根本的分歧，所以在“如何評價象徵”，“如何評價解讀象徵的方法”這樣的問題上，我們的回答自然就迥然相異了。總的來說，弗洛伊德的方法是分析的、還原的；我則另外加入了綜合的方法。綜合方法強調的是：就人格發展而言，無意識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傾向。用這樣的研究方法，我們發現無意識與瑜伽有很多重要的可比之處，尤其是這幾種瑜伽：昆達利尼瑜伽、坦陀羅瑜伽的象徵、喇嘛教、中國的道教瑜伽（內丹）。這些瑜伽的形式及其豐富的象徵，爲我詮釋集體無意識提供了很多珍貴的對比性材料。但是，在原則上，我不使用瑜伽的方法，因爲在西方，任何東西也不應該強加給無意識。意識在通常情況下是緊張的、狹隘的，它已經很受束縛了，所以我們不能再火上澆油了。相反，我們要努力使無意識進入意識層面，並且使意識層面不再僵化。爲了這個目的，我採用一種積極想象的方法：它是一種特殊的訓練，通過暫停意識的工作（至少相對如此）來使無意識層面有機會獲得發展。
如果說我對瑜伽持有如此苛刻的反對態度，那並不意味着我否認這種東方的智慧成就是人類智慧最偉大的創造之一。我只是反對西方人使用瑜伽，希望我的表白能使大家充分明白這一點。西方的精神發展路線是和東方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們可以想見，西方由此形成的環境是最不利於使用瑜伽的。西方文明史僅僅一千年，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使我們的文明擺脫粗野的單邊發展模式（重物質、輕精神的發展模式）。這首先意味着，我們要對人的本性有更深的洞察。但是，如果我們壓抑、控制無意識；或者退一步說，如果我們照搬那些來自迥異環境的心理方法，那麼，我們是不可能對人性有任何洞察的。在今後的幾百年中，西方應該有自己的瑜伽，而這種瑜伽應該是植根於基督宗教的文化土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