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曲
一九五○年時，愛因斯坦接到一個猶太教士的來信1。這位教士因為一場意外失去了兩個女兒。他在信中請求愛因斯坦給他啟發，讓他能幫助僅存的一個女兒哀悼她的姊妹。愛因斯坦的回覆是：
每個平凡人都是我們所稱的「宇宙」這個整體的一部分，是被局限在某個時間空間的部分。在他的體驗裡，他的思想與感受都與其他人隔絕開來，但這就像是意識上的視線錯覺。這種錯覺是我們的牢籠，將我們限制於個人的慾望，以及只開放給少數親人的感情。我們的任務是讓自己掙脫這個牢籠，擴大自己的悲憫之圈，擁抱所有生物以及整個美麗的自然。沒有人能完全達到這個目標，但光是努力邁向這個目標，就能夠帶來部分的解放，以及內在安全感的基礎。
我在剛開始與男女老少各種病人共同進行心理治療時，是以促進八個領域的整合為工作框架。帶著人生中僵化或混亂模式而前來諮商的個人或伴侶，會跟我一起探究他們是如何深陷其中，並找出是哪些領域的分化或整合受到阻礙。當我們的工作有了進展，這些領域更加健全，身心健康的三腳架被穩定下來後，我經常發現有一種新的整體感逐漸浮現。我的病人會以各種方式顯現他們越來越認知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廣大的整體，比在治療前所體會到的世界更加廣大。許多人會擔心心理治療跟沉思冥想都是「自我陷溺」的活動，但擦乾淨第七感的鏡頭，實際上反而會導向與自我耽溺跟向內沉迷完全相反的狀態。第七感似乎會直接使人深刻意識到想要回饋他人，想擴大關心的焦點，認同更遠大的目標。這種超越狹隘關係和社交世界、屬於更廣大整體的意識，會直接導向愛因斯坦所說的更寬廣的「悲憫之圈」。
舉一個簡單的小例子，例如跟死亡憂慮奮鬥的十二歲男孩湯米，在我們一起努力獲得我所稱的「時間整合」時，便自己發現到：感覺與他人相互連結，會減輕他的恐懼感與孤立感，因為「我死的時候，就會變成萬物的一部分。」這也可能產生較大的影響，例如經歷一段又一段令人挫折愛情的孤獨男人馬修，在努力解決自己的羞愧與孤立狀態時，也逐漸渴望參與超越自身利益的事，結果發現幫忙復育我們社區外圍的一片海灣，讓他充滿了目標與熱情。他可以動員他的企業經營技能與人脈，來保育我們的自然資源，不僅造福他並不認識的周遭人群，還能造福未來的世代，還有其他人。例如彼得跟丹妮絲，經由人際整合成為彼此的捍衛者，後來也主動捐錢給慈善機構，支持受到疾病重創的家庭。由於他們在各自的童年都經歷過不幸的喪失，因此這樣的舉動當然也對他們個人別具意義，但是他們關注的圈子已經從身邊的人擴大到更大意義的社群。
我當時還沒有什麼簡單的方式能描述這種發現──當人在這八個領域變得比較整合後，他們的自我意識也會擴大。「自我」的疆界變得廣大許多。最後我選擇用「昇華」這個字，意指我們可以「昇起而跨越」這八個整合領域。藉由昇華，我們消除了有時候相當狹窄的「我」的意識，而成為更大的身分認同的一部分，屬於一個甚至比我們的人際關係都更廣大的「我們」。藉由昇華，我們能夠「整合各種整合」。
很重要的一點是，要達到這種昇華的存在，並不需要發展任何特殊技巧，只需要培養第七感的反思技巧。最後達到昇華整合的人，都來自各個不同的起點，一開始也是為了各種不同的理由，而有動力去發展不同領域的整合。有些人是面對立即的挑戰，迫切需要解決當前的衝突。有些人則是要處理許久以前未化解的喪失，消除尚未癒合的創傷或挫敗帶來的痛苦。藉由更深入、更反思地意識到自我與他人的內心，更敏銳地看見內在的世界，以及促進各個領域的整合。我們似乎並非只有一條單一的道路，許多的方式都能達到昇華。
自從人類史上開始有冥想的紀錄以來，冥想練習似乎也都在描述一個類似與萬物有真實連結的意識2。但是在人類的歷史上──或許尤其是在近代社會裡──我們似乎經常都將自己視為孤立的存在，是一個小舞台上的獨腳戲演員，頂多加上幾個挑選過的悲劇角色。其他劇場都不重要，或者甚至與我們的表演是相互競爭的。為什麼我們對自我的定義如此局限？
今天的科學實際上已經可以找出與較狹窄的自我定義，相對應的神經面向3。當我們的共鳴迴路啟動時，我們可以感覺到別人的感覺，而在皮質層創造出一個表徵，讓我們瞭解對方的內心可能是什麼狀態──因為那就跟我們的狀態相似──這時我們的心理與大腦就會啟動我們的第七感機制。我們打開內在鏡頭的蓋子，仔細看對方的臉，而能看到潛藏在表面底下的內心。但是如果我們無法認同別人，那麼共鳴迴路就會關閉4。我們會把別人視為客體，只是「他們」而不是「我們」。此時我們的大腦內讓我們看見別人也有內在心智世界的迴路確實會封閉起來。
人類之所以有極度暴力的歷史，關閉同情迴路就是可能的解釋之一。缺少第七感時，別人就成為客體，而不再是主體，不再被視為跟我們一樣擁有值得尊重、甚至值得被瞭解的內心。在受到威脅時，我們可能扭曲對別人的看法，將我們的恐懼投射到他們的意圖上，而想像他們會傷害我們。我們也可能在對方根本沒有敵意時，感知到敵意，然後啟動受威脅的心理狀態下的「戰鬥―逃跑―凍結」求生反射。如果受威脅狀態在我們內心創造出「戰鬥」的反應，那我們就會不擇手段地將對方除之而後快。
感覺受到威脅，常會壓過我們的感知。有時候這對我們有利，例如我那次在山路上，就先「看」到我兒子面前幾步遠的那條蛇，之後才認知到恐懼感。但在其他時候，同樣的腦部機制可能大幅影響我們對待別人的方式。大腦造影研究顯示，當我們看到暗示危險跟威脅的照片，例如一把槍對著我們，或一張死亡車禍的近距離照片，我們的大腦就會立刻進入高度警覺5。就算這些影像是以很快的速度放映，讓我們無法在意識層面察覺，這些下意識的影像還是會影響我們的心理狀態跟行為。這類「死亡顯著性」（mortality salience）的研究一再顯示，我們對於「像我們」的人，會變得比較和善，比較努力去在乎他們的福祉6。他們會被視為同一宗族的成員，同一洞穴的居住者，因此我們會想保護他們，免於受到我們潛意識被促發而恐懼的傷害。但是相反的，如果對方「不像我們」，我們就比較可能以鄙夷輕忽的方式對待他們──彷彿他們是潛在的敵人與加害者。我們可以輕易地驅逐他們，對他們的任何錯誤加諸比較嚴厲的懲罰，也對他們有較嚴苛的評斷。
如果我們無法認知自己在受到威脅的時刻，會以這些心理機制將人分類為「像我」與「不像我」，我們的人性就岌岌可危了。在這個全球化，資訊立即傳遞的高科技世界裡，缺乏第七感來遏制這些由下皮質驅動的快速反應警鈴，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
當我們只被求生反應驅使時，我們就可能無法運用全部或部分的前額葉皮質的九大功能，也就是芭芭拉說她「失去靈魂」時，所失去的功能。這時我們就很可能採取下下之策。當我們處於反射狀態時，我們只會訴諸於原始行為，而缺乏彈性或同情。我們會衝動行事，無法平衡情緒，也無法做道德思考。這種未經檢視的自動駕駛反應可能主導個人行為，也可能決定公共政策。缺乏第七感的反應是敵意而毫無彈性的，使我們喪失自己的道德羅盤，不再聽從理解與同情心，忘記我們仍可以同情威脅我們的人。
正向心理學的研究顯示，投身比個人自我更廣大的事物，會創造出意義感與幸福感7──這都是「快樂」的經驗中的精髓部分。舉例來說，當我們花錢在別人身上時，常會比花錢在自己身上，更感到滿足。這是根植在意義、連結，與恆定狀態中的身心健康──古希臘人稱這是幸福（eudaimonia），而現代人或許稱這是「內在」的或「真實」的快樂。矛盾的是，要獲得個人的快樂，就必須大幅拓展原本定義狹隘的自我耽溺。我們天生就被設定要屬於「我們」──並在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時，進入更充實，或許是更自然的存在狀態。有生命的有機體都會將分化的各部分整合在一起，相反的，若缺少整合，它就會受苦而死亡。
科學已經證明，身心健康與真實的快樂都來自於將「自我」定義為互相連結的整體的一部分──與自己跟他人有真正的連結，破除自我隔絕的孤立疆界。發展出清澈的第七感鏡頭，覺察我們內在與人際之間的資訊和能量流，就能夠建立起這樣的連結。培養能力，察覺能量與資訊流，會幫助我們將「自我」擴大到我們的身體之外，顯示我們確實屬於一個互相連結的世界的根本真理。我們的「有機體」就是所有生物共存的廣大的群體。
但這項建議並不容易做到。要化解以大腦啟動模式創造出來，並經由社會人際互動來增強固著的心理感知，並不是簡單的任務。我們的人際關係會使我們早期的感知模式根深柢固，加深我們對世界的固定看法，與對自己內在敘述的信念。如果沒有內在的教育，教導我們暫停一下，向內反思，我們很可能習於以自動化反應來生活，臣服於文化與大腦皮質的影響力，而不得不走向孤立。
我們需要直接檢視皮質層如何經由先前的經驗，塑造出由上而下的影像，而遮蔽我們的視野。想獲得自己，甚至是整個世界的幸福，一部分的挑戰就在於要發展出足夠的第七感，清楚看見這些局限的自我定義，而能邁向自我內在與整體社群的更高層級整合。
如果內心運作會自動局限我們的自我意識，通常讓我們認為自己是跟他人隔絕開來的，那麼我們個人以及社會整體要如何做，才能擴大同理圈，化解這些由上而下的自動歷程？最有效的策略似乎還是讓我們清楚看見彼此的內心。
清楚看見內心，不僅可以提升生理、心理跟人際的健康，促成各個層面的整合，還能幫助我們消除彼此分隔的錯覺。我們會因此更同情自己與自己所愛的人，也會擴大自己的悲憫之圈，而超越我們眼前關切的圈子，將世界的其他面向囊括進來。這種昇華的認知會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是更廣大的世界裡，根本的一部分。當我們看到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我們置身其中、互相連結的生命網路，那麼物理上的區隔與差異就不再那麼重要了。當我們認為自己也是一切根本的連結，連結起過去存在的一切，以及軀殼都消失許久之後的未來的一切，那麼時間與距離的分隔也就不再是那麼重要的自我定義了。這就是昇華的精髓。
有了整合，我們的自我認同會隨之擴大。當我們擁抱這種互相連結的真實，我們的生活方式就會出現重大的改變，變得更體貼與關切更廣大的世界。當我們意識到關心彼此與關心地球的重要性，也就能看到，除了創造意義與快樂以外，昇華，以及孕育出昇華的整合，或許也是我們生存所不可或缺的。
從生理與基因觀點來看，人類的大腦在過去四萬年來或許沒有太大的進化──但是我們的內心卻不斷地持續進化8。今天出生的嬰兒跟數萬年前出生的嬰兒可能沒什麼不同，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用今天現代社會中一個成人的複雜神經結構，跟四萬年前的一個成人的大腦神經比較，就會看出巨大的差異。不同的環境會形塑極度不同的文化經驗，因此各個環境裡的成人的大腦，就會以極端不同的神經連結，來回應其能量與資訊流。
心靈運用大腦來創造它自己。當能量與資訊流的模式在文化當中與世代之間傳遞，就是我們的內在透過不斷演化的人類文化來塑造腦部的生長。這項科學新觀點帶來的好消息是，我們可以在現代生活中運用刻意的態度，使文化朝向正面的方向演進。只要我們培養對自己與他人的第七感，就能滋養下一代有同樣的內在認識，也讓這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我們可以主動地選擇增進內心的這種特質，而造福存在於此刻的彼此，和未來將行走在這土地上、呼吸這口氣，過著我們稱之為人類的世世代代。
1 這封信在數年後分別被引述刊登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 March 29, 1972)，與《紐約郵報》（The New York Post, November 28, 1972)。我第一次看到這些字句，是在Jon Kabat-Zinn的著作，Full Catastrophe Living (New York: Delta, 1990), 166，在此一併予以致謝。
2 參見Jeffrey Moses, Oneness: Great Principles Shared by All Religions,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3 目前已經有數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釐清自我的特質與神經功能的對應關係。請參見：Jason P. Mitchell, Mahzarin R. Banaji, and C. Neil Macrae, “The Link between Social Cognition and Self-referential Thought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7, no. 8 （2005）: 1306–15; Decety and Moriguchi, “The Empathic Brain and Its Dysfunction”。
4 參見Mitchell, Banaji, and Macrae, “The Link Between Social Cognition and Self-Referential Thought”; Lucina Q. Uddin, Marco Iacoboni, Claudia Lange, and Julian Paul Keenan, “The Self and Social Cognition: The Role of 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s and Mirror Neuro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 （2007）: 153-157; Matthew D. Lieberman,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 Review of Core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8 （2007）: 259-289; Vittorio Gallese, Christian Keysers, and Giacomo Rizzolatti, “A Unifying View of the Basis of Social Cogni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8, no. 9 （2004）: 396-403。
5 Ahmad R. Hariri et al., “The Amygdala Response to Emotional Stimuli: A comparison of Faces and Scenes,” Neuroimage 17, no. 1 （2002）: 317-23; Yi Jiang and Sheng He, “Cortical Responses to Invisible Faces: Dissociating Subsystems for Facial-Information Processing,” Current Biology 16, no. 2 （2006）: 2023-29。
6 參見Holly McGregor et al., “Terror Management and Aggression: Evidence That Mortality Salience Motivates Aggression Against Worldview-Threatening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no. 3 （1998）: 590-605; Susan T. Fiske,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Normality of Prejudgment,” in John Dovidio, Peter Glick, and Laure Rudman, eds., On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Malden, Mass.: Wiley Blackwell, 2005）; Mario Mikulincer and Victor Florian, “Explo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ctions to Mortality Salience: Does Attachment Style Regulate Terror Management Mechanis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 no. 2 （2000）: 206-73; Joshua Hart, Phillip R.Shaver, and Jamie L. Goldenberg, “Attachment, Self-Esteem, Worldviews, and Terror Management : Evidence for a Tripartite Security Syst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no. 6 （2005）: 999-1013。另可參考Samuel Bowles, “Group Competition, Reproductive Level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Altruism,” Science 314, no. 5805 （2006）: 1569-72; Charles R. Efferson, Rafael Lalive, and Ernst Fehr, “The Coevolution of Cultural Groups and In-Group Favoritism,” Science 32, no. 5897 （2008）: 1844-49; Susan T. Fiske, “What We Know About Bias and Intergroup Conflict, the Problem of the Centur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no. 4 （2002）: 123-28。
7 許多研究顯示，即使中了樂透，也不一定會讓你快樂。跟一般認知相反的是，我們認為會讓自己快樂的事物，跟實際上會讓我們快樂的事物，並不一定相同。請參見Seligman, Authentic Happiness; Daniel Gilbert, Stumbling on Happi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Lyubomirsky, The How of Happiness; Elizabeth W. Dunn, Lara Baknin and Michael I. Norton, “Spending Money on Others Promotes Happiness,” Science 319, no. 5870 （2008）: 1687-88. 另請參見Dacher Keltner, Born to Be Goo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9）。
8 以下這些參考文獻探討的是社會因素如何在人類大腦──包括其尺寸大小與複雜性──的演化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的文化經驗會利用我們由基因形塑的潛能，直接影響每個人大腦的發展。請參見David Lewis-Williams, The Mind in the Cave （Londong: Thames and Hudson, 2002）; Steven Mithen, 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2）; Donald Merlin, A Mind So Rare, （New York: Norton, 2001）。有關認知的演化，則請參見：Michael Tomasello,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另請參見Michael Balter, “Brain Evolution Studies Go Micro,” Science 315 （2007）: 1208-11; R. I. M. Dunbar and Suzanne Shultz, “Evolution in the Social Brain,” Science 317, no.5843 （2007）: 13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