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理解我們的人生
依附模式與說故事的大腦
我的同事瑞蓓卡是在戰勝了飽受折磨的成長過程後，才能來進行畢業後的臨床實習。她在家裡七個孩子中排行第五，有個酗酒的母親跟罹患躁鬱症的父親，家庭生活充滿了混亂與動盪。她從來無法預知她母親每天會是什麼狀況，而她父親拒絕服用穩定情緒的藥物，因此不斷在狂躁與憂鬱之間擺盪。當我們在共事的醫院裡值夜班時，她會告訴我，當她母親在樓下發酒瘋時，她如何跟她的兄弟姊妹躲在閣樓裡，而她最大的姊姊法蘭辛則會就著手電筒念故事給他們聽。法蘭辛會跟瑞蓓卡靠在一起，擁抱她和其他兄弟姊妹，在這些情緒暴風雨的時刻，假裝他們在野外露營。「生活就像一場惡夢，」瑞蓓卡說：「我們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醒過來。」
但是在我看來，瑞蓓卡卻顯得超乎異常地鎮定，非常擅長處理複雜的情況，不論是面對我們的精神科病人，還是其他的住院醫師同事；也不論是一對一會談，或是在氣氛熱烈的團體討論中。有一天我問她：「妳是怎麼走過來的？」
「確實不容易，」我記得她告訴我：「但是除了我自己的姊姊以外，我母親的姊姊黛比也拯救了我的人生。她幫助我看清我並沒有發瘋。而且即使在我沒辦法去我阿姨家時，我也隨時能感受到她的支持。我知道我在她心裡。」
我永遠忘不了那句話：「在她心裡。」覺得自己被親密地放在某個人「心裡」，讓瑞蓓卡的人生因此截然不同。
直到多年後，我才看到有研究顯示，擁有一些和諧的人際關係，對我們的發展有多麼重要1。在這樣的關係裡，我們會覺得被放在另一個人的內在世界，在他的腦海與心中，因而能成長茁壯，發展出堅強的韌性。我也到更後來，才知道我們心臟周圍與遍布全身各處的神經網路如何與我們大腦中的共鳴迴路緊密交織，所以當我們覺得「被別人感覺到」，也會有助於我們發展自我調節的內在力量，變得更加專注、更善於思考與應變。在生命初期與某個人很親近，能讓我們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感覺，也讓我們能夠感覺與別人親近。早在研究者揭開我們的神經運作機制之前，詩人與小孩子，例如瑞蓓卡，就已經知道，心，確實是智慧的源頭。
依附模式
瑞蓓卡覺得她與阿姨的心連在一起，這點拯救了她，但是背後的原因是什麼？而她又為什麼能在那些值班深夜的交談裡，以如此清楚又開放的態度，告訴我她痛苦的過去？
對我而言，答案就來自於過去三十年來心理學界最令人興奮的一些研究：對早期依附模式的持續研究2。研究人員已經發現，生命早期的人際關係不僅會決定我們如何描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會影響我們在嬰兒期與兒童期的內心運作發展。首先我會深入這些有趣的發現，探討它們對兒童的影響，接著我會說明我如何將這些發現用來治療成年病人。
這類研究最初是以出生後頭一年的嬰兒為研究對象。受過訓練的觀察員會在這一年內定時到家訪視，用標準化的評分量表評估母親與嬰兒的互動。然後在一年終了時，每對受試的母親與嬰兒會被請到實驗室來，接受持續約二十分鐘的「嬰兒陌生環境」實驗，因為實驗主要焦點是要觀察一歲大的嬰兒與母親分離後，跟一個陌生人或單獨被留在「陌生環境」裡的反應。實驗背後的概念是，對一歲大的嬰兒而言，與母親分離必然會帶來很大的壓力，因而會啟動嬰兒的依附模式──也就是他所學到的，與主要照顧者的連結方式。研究人員首先會觀察孩子對於分離這件事的反應，接著觀察他們在母親回來後的反應。
這些研究已經由最初的研究者實驗了數千遍，也被全世界各地的科學家複製了無數次。研究發現，一個嬰兒在實驗室裡對陌生環境的反應，與研究人員仔細且反覆觀察得知的嬰兒與照顧者在家的互動，兩者直接相關。母親與嬰兒重聚的階段被發現是關鍵所在。嬰兒在歷經分離之後，母親再度出現時，是如何迎接母親，以及嬰兒的壓力是否可以輕易被安撫，還有他多快能恢復，想回去玩房間裡吸引人的玩具，研究者據此找出了三種基本的依附模式，但後來又再描繪出第四種。
在一般觀察對象中，大約三分之二的嬰兒會有所謂的「安全依附模式」（secure）3。這些嬰兒在母親離開時會明顯表現出想念她的跡象，通常是哭泣。當母親回來時，他會積極地迎接她──通常是尋求直接的身體接觸。但是之後他很快就會安頓下來，回去繼續他的童年探索任務，繼續玩耍。而對照在家的互動觀察，可以發現這些小孩的父母都對嬰兒尋求連結的要求很敏感，能夠看懂嬰兒發出的訊息，然後有效地滿足他的需求。
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孩子會顯露出所謂的「迴避依附模式」（avoidant）。他們從頭到尾都專注於玩玩具或探索房間各處，在母親離開時沒有顯露出任何壓力或生氣的跡象，而在母親回來時，則會忽視她，甚至主動避開她。你認為這類小孩第一年的生活經驗會是什麼樣？你可能可以猜到，居家觀察顯示，這些父母通常不會敏感且可靠地回應孩子發出的訊息，甚至會刻意忽略訊息，對孩子的壓力似乎蠻不在乎。因此這些孩子會慢慢學會：「媽媽不會幫忙我或安撫我，那我為什麼要在乎她有沒有在我身邊？」迴避行為是對於這種人際關係的適應方式。為了應付這種情境，孩子會學會盡量不啟動依附迴路。
另外還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小孩則有所謂的「矛盾依附模式」（ambivalent）4。這些嬰兒在生命的頭一年裡面父母經常是反覆無常的。有時候父母會很敏感，細心，與他們同頻率而很有反應，但有時候又並非如此。如果你是個嬰兒，你該如何回應？尋求跟父母的接觸，會安撫你被壓力激發的邊緣系統嗎？在陌生環境實驗中，有矛盾依附模式的嬰兒經常在分離前就已經顯得緊張或沮喪難過。嬰兒會在重聚時主動接近父母，但是無法很快被安撫。她會繼續哭泣，而不會很快回去玩玩具，也可能會黏著父母，顯得焦慮或絕望。與父母的接觸顯然無法減緩她的焦慮，而且她的依附迴路似乎也會受到過度激發。
後來的研究則又發現了稱為「混亂依附模式」（disorganized）的第四種模式。在一般觀察對象中，大約有百分之十的嬰兒是此種模式，但是在高風險群體，例如父母有毒癮的嬰兒中，比例則會高達百分之八十。觀察這些嬰兒在父母回來時的反應，實在很令人難過。嬰兒會顯得飽受驚嚇，他會向父母靠近，但隨即又退縮回來，動也不動，或者跌坐到地板上，或者他會黏在父母身上大哭，同時卻又不願靠近父母。混亂模式之所以會形成，是因為父母極度缺乏對孩子狀況的敏感度，或孩子很害怕父母，甚至父母自己都經常很害怕。其他三種依附模式的孩子都會發展出規律的策略，來應付敏感的，或冷淡的，或反覆不定的父母。但是在混亂模式中，嬰兒無法找到任何有效的方法來應付。他的依附策略因此崩潰。
這些發現跟我們所討論的整合有何關係？你可能已經發現，在安全依附模式中，能量與訊息會和諧地流動；在迴避模式中則傾向僵化；在矛盾模式中傾向雜亂；而在混亂依附模式中則是在僵化與雜亂之間擺盪。只有在混亂模式中，這種流動會超過我在第七章所介紹的「容忍限度」，而導致適應能力的崩潰。在本章後半的部分，我們會看到這些早期的行為模式如何延續下來，成為之後內心運作的特徵。
最早接受「嬰兒陌生環境」實驗的許多孩子後來接受持續追蹤，至今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儘管在這段時間，他們的發展還受到許多其他因素影響，但他們出現的不同人格特質，似乎都是朝預期中的方向發展。
大致而言，有安全依附模式的孩子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智能潛力，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受到同儕尊敬，也能夠適當調節自己的情緒。雖然依附模式的研究者並沒有直接觀察腦部，但是整體的實驗結果在許多方面都與大腦中央前額葉的功能相吻合：有安全依附的孩子會發展出良好的身體調節功能，能夠體會別人的感受，能夠保持情緒穩定，反應方式富有彈性，能夠調節恐懼，並擁有同理心、自省力，以及道德意識（中央前額葉的第九種功能，也就是直覺力，則還未獲得充分研究）。從人際神經生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強烈地顯示了安全的親子互動能夠促進孩子腦部中央前額葉區域的整合性纖維發展。
相反的，對主要照顧者有迴避依附模式的孩子在情感上比較受到局限，並經常被同儕描述為冷漠、愛控制人、不討人喜歡。矛盾依附模式的孩子則會顯露出強烈的焦慮與不安全感。而擁有混亂依附模式的孩子則經常無法與他人建立連結，也難以調節自己的情緒。除此之外，許多人還有解離的症狀，使他們在經歷創傷事件後，有很高的風險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你可能會懷疑，這些性格差異難道不會是來自遺傳？其實我也有同樣的懷疑。這些實驗中的親子配對絕大多數都共有一半相同的基因，所以或許依附模式與之後性格發展之間的相關性，並不能歸因於父母所做的事──或沒有做的事？許多研究確實顯示，兩個人在基因上越接近，就會有越多相同的特質5：從智商到性情，到明確的人格特質，例如政治傾向、抽菸與否或看電視習慣等。但是依附模式則確定不屬於遺傳項目中。而且這還不只是心理學界的意見。人格遺傳學的一位頂尖研究者在一場全國性的科學會議表示：依附模式似乎是人類生活中少數幾個幾乎完全不受遺傳影響的面向之一6。從同一個孩子會對不同照顧者有截然不同的依附模式，就能看出這點。如果依附模式是由基因決定，那麼一個孩子的單一一組基因怎麼會容許顯現這些差異？除此之外，寄養與收養的孩子與照顧者並無基因上的關連，但對他們的研究也顯現出同樣的模式7。
當然，我們會長成什麼樣的大人是由許多因素共同決定，除了在最早期階段與照顧者的依附模式外，還包括基因、機遇與人生經驗等。但是任何人如果懷疑父母對孩子有多大的影響力，都得正視這些為數極眾多的依附研究8，因為它們清楚顯示了父母的所作所為，確實影響深遠。
創造連貫的人生敘述
我們為什麼會成為某種樣貌的父母？當研究者提出這個問題時，他們的假設與我們許多人一樣，都認為我們童年時與父母相處的經驗，可以預測我們如何對待自己的孩子。這聽起來很合理，但研究結果發現這項假設並不完全正確。
我最初聽到這些研究者的發現時，我的人生以及我對內心運作的理解，幾乎完全為之改觀。要預測一個孩子能否建立安全依附，最佳指標並非他的父母在自己童年時所受到的對待，而是父母對自己童年經驗的「理解」。而且，只要問幾種特定的自傳式問題，我們就可發掘出一個人如何理解自己的過去──他們的內心如何影響他們的記憶，而塑造出他們現在的樣子。我們對過去經驗的感覺、我們對別人行為的理解，以及這些事件對我們成長過程的影響，都是我們人生故事的素材。每個人對這些根本問題的答案就會顯露出這些內在敘述──他們告訴自己的故事──為何會在當下局限他們，或導致他們將自己生命之初所受的創傷經驗，傳給下一代。舉例來說，如果你父母有很辛苦的童年，又無法理解當時發生的一切，那麼他就很可能將這樣的痛苦延續到你身上──而你也有可能將同樣的經驗傳到你的孩子身上。然而，研究發現，雖然有痛苦的童年，但後來能夠理解這些經驗的父母卻能讓孩子對他們有安全的依附。他們停止了代代相傳的不安全依附模式。
我對這些想法感到很興奮，但是我也有些疑問：怎麼樣才算是真正「理解」？我們要怎麼樣才能達到理解？而它在腦部的運作過程又是如何？
理解的關鍵在於研究者後來所稱的「人生敘述」（life narrative）──也就是我們如何用語言向別人傳達自己的生命故事。一個成人如何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其實可以透露非常多訊息。例如一個安全依附的人通常會同時承認自己在家庭中的正面與負面經驗，也能說明這些經驗與他們後來發展的關係。他們可以協調一致地描述自己的過去，以及自己如何長成現在的樣子。相反的，有痛苦童年經驗的人所描述的人生故事，經常會在很多方面顯得不連貫，詳細情況後續會提到。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就是像瑞蓓卡這樣的人。以他們早期的童年經驗，他們應該被預期會在小時候發展出迴避、矛盾或混亂的依附模式，並在成人後有不連貫的人生敘述。但是如果他們能跟一個真正與他們同頻率的人建立關係──不論是親戚、鄰居、老師或諮商師──這樣的連結就能幫助他們建立內在的整體感，讓他們有空間反思自己的生命，理解自己的人生旅程。他們就會擁有研究者所稱的「爭取得來的安全人生敘述」。這樣的安全故事會有一個特定的輪廓，具備一定的特徵。更重要的是，就像瑞蓓卡一樣，即使我們本來沒有「連貫」的人生故事，但之後仍然可以發展出這樣的敘述，而改變我們的人生。
這個重點極其關鍵，因此我要再重複一遍：我們是否能找到方法理解這些經驗的影響，會比我們生命初期的艱難經驗，更能決定下一代會對我們有什麼樣的依附模式。理解是力量與韌性的源頭。在我二十五年的治療師生涯裡，我也越來越相信，理解是獲得身心健康與幸福不可或缺的關鍵。
成人依附訪談
衡量我們如何「理解」自己人生的研究工具，被稱為成人依附訪談（Adult Attachement Interview），或簡稱AAI9。如果我要對你進行某種形式的成人依附訪談，我會問你一連串的問題，大致上包括：你的童年是什麼樣子？你跟父親和母親的關係如何？你小時候有沒有其他關係親近的人？你跟誰最親密？為什麼？我會請你用幾個辭彙形容你與父母雙方或其他照顧者的早期關係，然後我會請你說幾段可以說明這些辭彙的記憶。接著我會繼續問：你們分開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難過？受到威脅？或恐懼？你小時候曾經歷過重大的喪失嗎？如果有，那麼你還有你其他家人有什麼反應？你們的關係是否隨著時間有什麼改變？你認為你的照顧者當時為什麼會有某些行為？當你針對這些問題回想時，你覺得你最早的生命經驗對於你的成長過程有什麼影響？另外，如果你有小孩，我還會問你三個問題：你覺得這些經驗對你教養孩子有什麼影響？你對孩子的未來有什麼期望？還有，等你的孩子二十五歲時，你會希望他說，他從你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基本的訪談內容大致就是如此。
回答這些開放式問題，就像是潛入未曾挖掘的記憶庫。在我做成人依附訪談的研究時，許多受試者都說這項訪談是他們接受過的最有幫助的一次晤談。身為治療師的我對此尤其覺得驚訝，因為研究規則要求我必須儘可能地中立，但是這些問題卻莫名地能夠一次次地激發出新的發現，即使對接受過多年治療的人也是如此。
如果我是在研究情境下對你進行成人依附訪談，則你的反應會被錄下來，然後謄寫成逐字稿。逐字稿之後會由受過訓練的研究員詳細分析，並記錄結果。我們會觀察你如何呈現回答的內容，並特別留意你記憶的細節是否與你所歸納的結論吻合，注意你的故事發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邏輯，同時觀察你的反應模式，例如你是否一再堅持不記得過去的事，或經常把過去式跟現在式搞混等。研究人員在評估逐字稿時，還會注意你在說故事時如何監督自己敘述的內容，以及你講話時是否將我考慮在內──你是否會設法確定我瞭解你的話？如此一來，「敘述分析」就不僅是評估你自己的內在歷程，同時也可以評估你的人際溝通。
進行成人依附訪談時，我們會承認記憶並不可靠。就如之前提到的，記憶並非影印機，而且極容易受到暗示，很容易迎合別人或自己的期望。即使是在最誠實的時刻，我們也會說出我們認為別人想聽的話，並且用我們希望的樣子說出來。基於這些原因，這項分析並不會預設事實就跟言語所陳述的一模一樣，而是要注意敘述是否連貫一致。
分析成人依附訪談的回答，可以顯露出受訪者「相對於依附模式的成人心態」，而研究發現，這些心態分類可以準確預測受訪者的教養行為，以及他們的孩子在陌生環境實驗中的反應。後來的研究也顯示，孩子在童年的依附行為可以預測他成人後會發展出什麼類型的生命敘述。我會在本章逐一探討這些連結，但是在此我們先快速瀏覽大致的主要分類。
雖然這裡呈現出彼此間的因果關係，但是就如之前所述，這樣代代相傳的家族遺產，不見得是無法改變的命運。就像瑞蓓卡的情形一樣，一個人儘管在童年初期有過不安全的依附，和不好的生命經驗，最終仍可能發展出「爭取得來的」安全人生故事。
內心的另一扇窗
從我初次埋首成人依附訪談的敘述分析資料，至今已經過了二十年，但是成人依附訪談仍在我與病人的日常工作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今天我聆聽病人的敘述時，想瞭解的早已不只是以統計結果而做的分類。我發現這類敘述可以揭露內心的許多層面。成人依附訪談的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探索童年時的關係如何形塑內在世界的模式，尤其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容忍限度，以及我們反思自己內在世界的能力。擁有連貫人生敘述的病人通常會有較高的容忍限度，以及較強壯的第七感技巧10。換句話說，安全的依附似乎與整合是密不可分的。相反的，如果病人有不安全的依附模式，成人依附訪談也會幫助我們找出方法，以增進整合，創造出「爭取來的安全」。
接下來我會分享一些病人在成人依附訪談中的回答，並解釋這些答案如何揭露他們對自己人生的理解。我會探討這四種兒童依附模式──安全、迴避、矛盾與混亂──如何在成人敘述中呈現。我也會解釋照顧者的容忍限度如何直接影響他與兒童的互動。最後我則會探究我們如何能脫離僵化或混亂的不安全依附模式，而獲得和諧與連貫的安全依附關係。
安全的心理
為了替我們的討論立下一個準則，首先我們來看一小段非常連貫的人生敘述。這個故事摘自我的第一本書，《人際關係與大腦的奧祕》（The Developing Mind）。
「我父親當時很煩惱失業的事。我想有好幾年的時間，他都很消沉。在他身邊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他會出去找工作，如果沒找到，他回來時就會對我們亂吼。我想我小時候一定覺得很難受。我跟他一點都不親。但是等我年長許多以後，我母親慢慢幫助我瞭解這種情況不僅讓我痛苦，也讓我父親很痛苦。我必須先處理好我對他的憤怒，才能在我青春期過後，逐漸發展出跟他的感情。我想我今天有這麼強的動力，有一部分是因為那段時期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很困難。」
這位女士跟許多人一樣，都有不完美的童年，但是她能夠客觀地談論過去，平衡正面跟負面的影響，並反思她的理解如何隨著時間改變。她能夠輕易地從回憶轉到對回憶的反省，也提供足夠的細節，讓我能瞭解她的經驗。
不是所有擁有安全人生敘述的人都這麼能言善道，但是當我們接下來看擁有不安全依附模式的人時，你就會發現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伶牙俐齒的人，在開始敘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時，都可能變得很不連貫。
排拒的心理
你或許已經在第六章中發現，我在與斯圖亞特工作時就問了一些成人依附問題。我們再來看一遍，我詢問他早期的人生歷史時他的回答。即使年屆九十二歲高齡，他仍可以清楚回憶起種種事實，包括他小時住的地方、他上的學校、重要的運動賽事，甚至是他第一輛車的車型和顏色。相反的，跟人際關係相關的事物，在他的人生故事中則毫無地位。他堅持他就是「想不起來」小時候跟家人相處的經驗。尤有甚者，斯圖亞特還說他的家庭生活對於他的發展毫無影響──除了他父母給了他「良好的教育」以外。他似乎急著離開這個話題而接著說：「下一個問題？」
如果斯圖亞特根本記不得小時候的家庭經驗，他又怎麼知道這對他毫無影響？這就是人生敘述不連貫的一個例子──聽起來就是不合理。換句話說，斯圖亞特沒有證據可以支持他的陳述。這發生在一個律師身上，顯得格外令人注意，也顯示出他的敘述整合出現了障礙。人的左腦負責處理事實形式的外顯性記憶，而他擁有許多這類記憶。人的右腦則專門處理自傳性記憶細節，而他則很缺乏這類細節。斯圖亞特過度主宰的左腦模式有說故事的驅動力，但是它得不到來自右腦的自傳性「材料」。結果就是他只能「輕描淡寫」地捏造出一個故事，當中充滿沒有實質內容的歸納總結，例如他的童年「很普通」或「都還好」。
斯圖亞特顯露出成人依附訪談中的「排拒」（dismissing）心理狀態所具有的三個特徵：無法記起過去人際關係的細節；回答很簡短；以及堅持家庭關係對他的發展毫無影響。根據我的臨床觀察，排拒狀態經常與左腦過度主導有關。
一個人如果擁有「排拒」的成人依附模式，則小時候通常太早自主，表現得像個「小大人」。他們對於需要他人的容忍限度很低，因此必須降低右腦的參與，以免超出容忍限度。他們則以左腦傾向的適應策略，以免感受到缺乏情感連結的痛苦和渴望。這是他們在當時情況下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你認為，斯圖亞特的兒子藍迪小時候會跟父親有什麼樣的依附模式？我們不難想像這個父親會提供兒子優渥的環境，但是在情感上很疏離。斯圖亞特或許會在兒子年紀較長後，與兒子有知性的交談，卻會對兒子的感受視而不見，基本上根本無法察覺到兒子的非語言訊號。斯圖亞特的父母既然被雅德安娜描述為「地球上最冷酷的人」，那麼斯圖亞特很可能跟父母雙方都有迴避的依附模式，而藍迪也很可能對他有迴避依附模式。依附模式便因此代代相傳。但藍迪還好有雅德安娜這樣的母親，能夠給予他較多的肢體接觸與情感連結。
排拒型成人依附的人都有一個中心思想：我是孤單的，我只能靠自己。自主是他們自我認同的核心。人際關係不重要；過去不會影響現在；他們不需要別人給予任何東西。但是他們的需求當然還是存在──所以我才能激勵斯圖亞特去跟自己的右腦連結，最後終於跟雅德安娜連結。依附模式研究人員曾經對接受成人依附訪談的成人，以及接受陌生環境實驗的嬰兒，測試其皮膚上的壓力反應11。結果發現，當排拒型成人在敘述中表示不在意人際關係時，或迴避型兒童在父母回來時加以排拒時，他們的皮膚測試還是顯示出皮質下方的神經啟動，表示他們仍會感到焦慮。
這樣的成人與嬰兒都顯露出相似的適應策略：關閉依附系統。然而，即使他們的皮質層可以採取迴避或排拒的立場，但大腦的邊緣與腦幹區域仍然知道生命的意義來自與人的連結。就是這種不被承認的驅動力促使斯圖亞特的治療不斷往前進步，終於來到他將手覆蓋在我手上，那開啟情感連結的一刻。
對於有排拒型人生敘述的人而言，整合就像是冬眠了數十年的種子終於茁壯開花。終於獲得發展的右腦準備好參與人生，並邀請皮質下的連結進入生活當中。這樣的右腦還能經由胼胝體的連結，創造出雙邊的整合。到這時候，感受終於可以跟事實一樣重要了。不過並非一切事物都能恢復：像斯圖亞特這樣的人通常無法找回童年的自傳性記憶──因為這些記憶恐怕從一開始就沒被記錄下來。但是新的敘述整合將使他們在當下，對自己有更豐富的社會性、自傳性與身體性的理解。「理解」，絕對不只是對過去的事件有合理的理解──連貫的故事必須包含我們從頭到腳所有的感官感覺。當斯圖亞特念他的日記內容給我聽，或告訴我雅德安娜幫他按摩肩膀「舒服極了」，就是這種理解正在發生。親身經歷的本人，和他們身邊親近的人而言，那都宛如見證一項奇蹟。
先入為主的心理
如果同居四年的女友莎拉下班後晚回家，而沒有先打電話讓葛瑞知道她要幹什麼，葛瑞就會開始恐慌。葛瑞是個英俊的三十五歲演員，而他的焦慮和不確定感，跟他自信成功的公眾形象形成強烈對比。他經常質疑莎拉對他的忠誠，因此莎拉說她沒辦法答應結婚，就是因為他「太沒安全感」。葛瑞告訴我，其實他自己也很猶豫，他很懷疑他們的關係能否長久。一方面他知道莎拉愛他，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不能相信她說的話。過去也曾有其他女人離開過他──她跟她們又有什麼不同？
我跟葛瑞進行成人依附訪談時，特別注意到這樣一個在其他方面都顯得井井有條、頭腦聰明的人，居然會在敘述中顯得如此雜亂無章。我問他對於早期跟父母的關係有什麼記憶，他的回答是：
「嗯，這個問題沒那麼簡單。我是說，以前我覺得我跟父親的關係還不錯。他常在週末時跟我和我哥哥玩，那感覺很棒。但是等我大一點，大概是十幾歲的時候，我爸就不太能接受我的獨立。我想，他是忙於工作，而沒時間理我了。但是我母親就不一樣。有時候我跟她在一起時，她會顯得很焦慮，我始終不瞭解她在擔心什麼事。那種感覺讓人很不安，讓我覺得很怪。我不知道她跟我哥哥在一起時，是不是這樣。我是說，她愛我們兩個，但是可能因為某些原因，她就是比較偏愛我哥哥。我們打架的時候，即使我輸了，她也會罵我。有一次我還受傷了，可是她說那是我自己的錯。像上個星期，我母親來城裡，就先去看我哥哥，但其實我家距離機場比較近。我是說，到現在她還是比較喜歡他，而他也知道。例如昨晚我們在我哥哥家吃晚飯時，我母親就顯得很以他為傲，我遠遠不及我哥哥。他有小孩、老婆跟一棟房子。我則是有我的事業、我的公寓、一隻狗跟莎拉。你知道，就是不一樣。」
我問葛瑞的是他小時候的記憶。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回應突然來到現在，而開始告訴我一個星期前他跟他母親、他哥哥的事。斯圖亞特的敘述中有許多空白，這是一種不連貫。而葛瑞的不連貫雖然性質不同，但仍顯示出不安全的依附模式。他的依附模式是成人依附分類中，典型的「焦慮」型，也就是來自過去的問題會延續下來，侵入到他現在的經驗中。
小孩子凝視父母的臉時，是在尋找能反映他自己內心的回應。如果我們在小時候獲得的溝通是開放而直接，接納而同頻率的，我們就會對於自己是誰，發展出清楚的意識。我們的共鳴迴路會讓我們從別人臉上，看到自己，而我們的第七感鏡頭也會發展得很清晰。但是如果這反映的鏡子，因為父母自己的焦慮跟內心狀態，而變得扭曲呢？矛盾的童年依附模式，通常是因為父母跟孩子的同頻率溝通時有時無，加上父母有時候會出現侵擾正常生活的行為。孩子無法在照顧者眼中清楚看到自己，結果就會形成混亂的自我意識。焦慮的人生敘述，其中心主題就是：我需要別人，但我無法依靠他們。
我們也可以藉由「情緒糾纏」的觀點來瞭解矛盾依附。像葛瑞這樣的孩子會跟母親連結在一起，無法分化，無法有獨立的情感生活或自我認同。母親因為她自己的焦慮而表現出令人困惑的回應，破壞了整合所需的，分化與連結之間的平衡。葛瑞即使在自己不感到焦慮時，內心也會感受到母親的焦慮。不論他一開始處於何種內在狀態，母親的狀態都會影響他的狀態。他們不再是兩個分化的個體，可以跟對方建立可靠的連結，而是互相糾纏。他母親無法清楚看見他，以及他母親因為自己過去未化解的問題而產生的困惑，都融入了他的第七感鏡頭裡。葛瑞的整合受到阻礙，於是便陷入混亂──就像莎拉晚回家時，他會陷入極端焦慮中。現在的葛瑞也無法將莎拉視為一個分化獨立的人，而一個獨立的人會有成千上萬個晚回家的理由。但他只擔心，她之所以晚回家是因為她對「他」的感覺。
對葛瑞而言，成長的關鍵不在於責怪他的母親，而在於瞭解他的不安全感的來源，以便我們能共同合作，整合他的大腦。解釋跟藉口截然不同，葛瑞只是需要解釋，藉由理解自己的人生，來提升他在親密關係中的能力。
我最初的目標是先提升他的中央前額葉的監督功能，而希望最終能夠修正他被過度激發的依附系統。（這與斯圖亞特的依附系統關閉完全相反。）你可以想像葛瑞正在等莎拉回家，而當時鐘的指針滴答移動，終於超過他預期她到家的時間時，葛瑞尚未化解的在情感上被拋棄的問題，便主宰了他的內在世界，讓他變得焦慮煩躁。在可能遭遇失去與不確定時，葛瑞的情緒就衝破了他的容忍限度，將他推向混亂。他陷入了完全的恐慌。過去所遺留的問題猶如一個開關，一觸即發地讓他陷入焦慮，主宰他對親密關係的觀點。
為了讓葛瑞從這些感覺中解脫出來，我首先教他用認知輪整合意識的基本練習。我也教他專注在自己的呼吸上，並想像一個安全的地方，藉此鎮定自己。光是學會安撫自己，對葛瑞而言就是很重要的一步。接下來，藉由停留在認知輪的軸心──也就是他的前額葉區域──他就能多少遠離來自右腦的感覺、身體知覺跟自傳性影像的入侵。他不再被不安全的恐慌感覺淹沒，而能開始辨別這些感覺只是發生在認知輪邊緣上的感受。
我也利用掌中大腦模型，讓葛瑞瞭解他的右腦如何淹沒他的左腦，而讓他的前額葉區域無法因應。接下來他就能想像我們要努力達成的雙邊整合。當他學會「單純注意」他的身體知覺，能夠尊重這些感覺，而不被它們恐嚇，也不試圖壓抑它們時，就提升了自己的垂直整合。至於過去遺留下來的，他認為母親偏愛哥哥的問題，我們只需要說出這些內隱性記憶的真實情況，讓他瞭解是因為過去的深刻痛苦未經海馬迴的整合，而可能在他不自覺時被引發，讓他現在仍會被「不受關愛」的感覺淹沒。對此命名後，葛瑞就能加以馴服。也就是，當葛瑞現在能穩定注意力後，他就能直接專注在這些內隱性記憶上，將它們整合成比較顯性的形式。
葛瑞後來慢慢理解，他對莎拉的懷疑其實是來自他過去在情感上被拋棄的感覺。這些感覺深植在他的內隱性記憶裡，而主宰了他的右腦資料庫。雖然他沒有像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那樣的「記憶重現」，但是他明白是過去事件所引發而入侵的這些強烈情緒，現在仍在主導他的人生敘述。而現在有了新發展出的第七感技巧後，葛瑞就可以開始一個重要的歷程，解開內在焦慮與外在現實的糾纏。他的左腦模式就可以找出方法，將他混亂的右腦資料加以分類、檢選、排列，成為比較連貫的人生故事。在他能清楚指出自己焦慮的源頭後，他就能以新的方式看待莎拉，以及他們的關係。
共同工作幾個月後，葛瑞有一天驕傲地報告說：「莎拉說，她認為我比較瞭解她了──或至少我比較願意嘗試去瞭解。因此她覺得我比較安定了。我想這對我們兩人都是好事。」
尚未化解與混亂的心理
有時候童年的人際關係留給我們的，還不只是持續糾纏我們至今而尚未化解的問題。當過去的經驗是非常恐怖且讓人難以承受的，則我們的內心還可能因此崩潰，變得混亂無章。我們內在世界的組織會因此分解，讓我們失去方向，有時候會無法與他人維持清楚的連結，甚至無法維持連貫的自我意識。如果過去的創傷或失落沒有化解，我們的內在敘述也會瓦解。如果我們嘗試告訴別人我們的故事，而尚未被整合到我們更廣泛的人生故事中的感受或影像，很可能就會將我們淹沒。
「每次他哭鬧，我就會抓狂。」茱麗告訴我。她努力描述她跟她的兩歲兒子畢達哥拉斯，互動時的問題。這位四十歲的高中老師之所以來尋求治療，是因為她「解不開」教養她第一個孩子應有的「方程式」。她顯得比實際年齡蒼老，而她有些邋遢的外表也表現出她的沮喪，顯示她多希望有個「方程式」，可以乾淨俐落、清清楚楚地解決她的麻煩。
茱麗的先生之前結過一次婚，而他已經十幾歲的兩個女兒經常出入家裡，但她們不需要茱麗照顧。「她們都不會來煩我，」她說：「不像畢達哥拉斯。他的一些行為真的快要把我逼瘋。」茱麗知道幼兒在滿兩歲到三歲之間會開始有自己的意見，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書上讀過「恐怖的兩歲」的描述，對她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她的兒子叛逆和反抗的行為還是會「扣下她腦袋裡的板機」，讓她「整個人崩潰」。
茱麗的反應似乎遠超過一般父母的焦慮，她不只是擔心自己偶爾「失去控制」而發脾氣。她說，當畢達哥拉斯反抗她時，她會覺得自己就要「瓦解」。她會與他正面對抗，為刷牙或洗頭這類事情僵持不下，而越來越憤怒。上床時間已經變成每晚上演的惡夢，只見畢達哥拉斯滿屋子跑來跑去，不斷從小床中爬出來，直到茱麗痛哭起來。她說，下班後還要親上火線已經夠辛苦了，但是她覺得內心好像不斷在爆炸，讓她根本無法思考。「我好像一開始會覺得驚恐而動彈不得，然後我會很怕某種東西突然斷裂，我就會尖叫或大吼起來，或甚至出手打他。我覺得我快瘋了。」
根據茱麗告訴我的關於畢達哥拉斯的一切，他聽起來都不過只是個活潑好動的孩子。茱麗的先生面對畢達哥拉斯時完全沒有這類問題。他告訴茱麗，畢達哥拉斯的充沛精力讓他覺得「很來勁」，還說他兒子就是「男孩子該有的樣子」。這些話當然只讓茱麗覺得更被貶抑而孤單。
我對茱麗進行成人依附訪談時，發現她同時顯露出焦慮與排拒的兩種立場。如果我們小時候曾與一個照顧者有矛盾依附，焦慮的立場可能會以右腦模式的回憶與情緒出現，在左腦嘗試敘述線性的、邏輯的、連貫的故事時，加以干擾。有時候茱麗的敘述很像葛瑞。例如她跟我說：「我母親從來不曾在我身邊──至少她都沒有時間好好陪我。我的意思是，她在乎我，可是她很忙……也不是，比較像是她總是心不在焉。很怪。」她一開始是在回答我所問的，她們過去的母女關係，但是她很快就變成用現在式描述。
茱麗人生故事中的排拒層面，則表現在她想不起來童年的太多細節，並且說她覺得童年對她並沒有多大的影響。我們在此再度看到跟斯圖亞特一樣的不連貫性：如果茱麗想不起來童年的細節，她怎麼能如此肯定童年對她的人生沒有影響？
但是當我提出訪談中的標準問題，問茱麗童年時期的驚恐經驗時，新的情況隨之出現。一開始她只是盯著我好幾秒。然後她說：「我不會說我有過什麼恐怖的經驗，頂多只是害怕，也不是很多。有幾次，但其實這很少發生。就是我父親喝酒的時候，他是個酒鬼，然後他回來的時候我在家裡，比如他半夜回來的時候。大多時候他只會昏睡過去。但是我會在車子開進車庫的時候仔細聽，聽他摔門多用力。如果他喝了太多，他就會直接昏過去。如果他沒有喝那麼多，就只會一直講話。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反正我就學會衡量他喝了多少，以便知道，嗯……反正，有一次，他大概喝了中間的量。我也不知道。他那天晚上大概先跟我媽媽吵了架，或之類的，因為我媽媽通常都在家。但是他很生氣，我在廚房裡看到他的時候，他告訴我，嗯，我想……他手上拿著刀，切肉的刀。但是他喝醉了……我想他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要追我，說我這樣十幾歲的女生不應該待在家裡，不應該穿那種衣服等等，我也不曉得是什麼意思……我就跑……跑到浴室裡，但是他撞開了門，我就尖叫起來……那天晚上的事我不太記得了……嗯，那確實很恐怖，應該是，我想。」
茱麗已經說不出話來。她坐在我對面，但是我覺得我已經無法碰觸到她。她似乎撤退到很遠的距離之外，迷失在她自己的內心，被當時的恐懼充滿。她已經不見了，已經不是在對我重述自己的故事，而是在重新經歷我認為是解離的狀態。
我們最好在此複習一下我在第八章描述過的解離機制。在經歷感覺會危害生命的經驗時，如大浪湧來的壓力荷爾蒙，以及驚恐與無助的內在狀態，都會關閉海馬迴。因此內隱性記憶的原始材料不會被組合成比較整合的外顯性記憶形式。當我們的認知被分割──例如我們會專注在經驗中沒有威脅性的部分，以便求生──那麼創傷經驗就會被記錄成僅止於隱性的記憶。
這類內隱性記憶很可能會讓我們常體會到突如其來的感受、感知、行為反應與身體感覺。許久以前曾開啟過的「戰鬥―逃跑―凍結」反應可能會停留在僅止於隱性的狀態，而只要在特定情境下，受到一點點刺激，就會隨時準備發動。當這些隱性的元素被一個跟創傷有關的提示喚起──例如小孩子生氣的哭泣或叫喊──我們自己深藏的傷痛就會突然滿起來，淹沒我們此時此刻的經驗。這種與創傷相關的提示也可能是內在的：茱麗在面對孩子哭鬧時的無助感，無法安撫孩子的無能感，也可能強烈地喚起她看到父親喝醉酒回來時的感受。
同樣的，大腦是一個聯想器官：一起啟動的神經元，就會連結在一起。而大腦又是一個預測機器，因此眼前發生的經驗會促發大腦聯想到我們認知以外的事物。以茱麗的例子來說，她的小兒子面對母親無可避免的「抓狂」，因而產生的憤怒與反抗，會在她心中引發一種近乎痛苦的恐懼狀態。她的反射反應並不會感覺像是在喚起過去的回憶。茱麗的記憶聯想網路──在此是未化解的，混亂無章的內隱性記憶──就會自動瓦解她平常井井有條的大腦。
驚恐萬分的小孩面對一個生理上的矛盾。她的求生迴路會吶喊：「危險！快離開這個恐怖的人！」但是她的依附迴路同時也在狂喊：「快去找你的依附對象，尋求安全跟安慰！」當同樣的一個人同時啟動你大腦中的「逃離」以及「趨向」訊息12，那麼這樣的恐懼是沒有答案的──是無法可解的困境。此時這個孩子的自我不會像在迴避依附中感到疏離，也不會像在矛盾依附中感到困惑。相反的，這個孩子的自我意識會變得分裂破碎。這就是所謂的混亂依附模式，其特徵就是尚未化解的創傷與失落狀態，以及茱麗在當時所經歷的解離狀態。
所以我們來總結一下。內心未化解的創傷或哀傷會使一個人的人生故事在碰到有關驚恐或失落的時刻，就容易變得混亂而失去方向。研究者稱此為「未化解／迷惘」（unresolved / disoriented）模式。它的中心主題大致是：「有時候我會四分五裂，所以我不能依靠我自己。」
在未化解的創傷中，當敘述者超過了忍耐的限度時，本來連貫的故事可能突然分崩離析。這就是解離的徵兆。同樣，一個為人父母者可能本來跟孩子有同頻率而安全的關係。但是當某些特定的壓力源出現，他適應能力中的漏洞就會顯露出來，而他的容忍限度也會大幅下降，於是他的行為便會失控潰散。在這些情形下，未化解的狀態可能會引發一些下下之策的反射反應，讓我們怒氣沖天而失去控制。茱麗害怕自己會動手打畢達哥拉斯或對他尖叫而嚇壞他，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當這類爆發很強烈而頻繁時，對孩子就可能造成重大創傷。除非造成的斷裂得到修補，否則孩子就可能發展出混亂的依附模式，反映出父母自己的童年經驗。
我於是開始慢慢幫助茱麗檢視自己與父親的經驗。剛開始時，她無法說出連貫的敘述，幫助自己遠離以內隱性記憶記錄下來的記憶。她沒有足夠的脈絡可以瞭解自己的反應是令人害怕的過往所遺留下來的產物。在她覺得，這都是她此時此刻與她兒子的關係中，令人害怕的現實。她被困在她的內心認知輪的邊緣上，完全脫離她的認知軸心。
當茱麗跟我開始探索她的過去與現在的連結時，某些敘述主題開始浮現。她看到她跟畢達哥拉斯相處時失控的感覺，其實來自她與父親的經驗。背叛的感覺也在治療中浮現，她不但覺得被父親背叛，也被母親背叛，因為母親對於茱麗受到酒醉的父親虐待，始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有很多理由不去記得那些時刻的細節，也因此她的敘述中有排拒的部分。她會躲到左腦跟數學的抽象世界裡，也就情有可原。但是她現在終於開始看到，過去她對待兒子極不理性又難以解釋的反應，其背後的道理與歷史。
在這段期間，茱麗也加入了一個幼兒母親的團體，而發現分享彼此共有的感受──包括惱怒和幽默──非常有幫助。她也參加了匿名戒酒者協會（Al-Anon）所辦的聚會，幫助自己理解並分享與酗酒父親相處的經驗。但是正念練習與寫日記等內在工作，似乎為茱麗帶來更大的幫助。寫日記可以啟動我們內心的敘述功能。研究顯示，光是寫下一項困難經驗，就能夠降低一個人生理上的反射反應，並增進身心健康感，即使我們從不把所寫的內容給其他任何人看13。
有一天，茱麗在晤談一開始時告訴我，她兒子之前又大吵大鬧。然後她說：「我看到畢達哥拉斯憤怒的臉真的變成我父親的臉，而我的心準備要爆炸。我那時候就知道我有麻煩了──我看到了幻影。」但在日記中寫下這段經驗，並在正念練習中選擇對此反思後，她開始將這樣的挑戰視為機會。幾個星期後，她評論說：「我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但是我現在很感激畢達哥拉斯這麼強壯。我必須小心處理我自己的問題，治療我自己，不要陷入陷阱中，以為這是他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已經知道從哪裡開始了。」
治療提升了茱麗的容忍限度，讓她能將令人害怕的右腦影像，與她左腦的理解能力結合。治療也讓她有外在的安全資源，包括一個安全的空間，以及跟他人，也就是治療師的個人連結。而且治療師的目標就是要幫助她擺脫過去的扭曲，清楚看見自己的內心。這在一開始時很重要，但她逐漸就會發現，她加入的團體、朋友跟她的先生都是支持的來源。隨著她的內在軸心獲得增強，她就能擷取認知輪邊緣上的原始材料，組合成連貫的故事，而明白自己是誰，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茱麗有勇氣不迴避，而正面地面對自己過去的創傷，因此得以掙脫創傷對她心理的隱形桎梏。她運用了我們目前為止討論到的所有領域的整合，包括意識整合、垂直整合、水平整合跟記憶整合，而能達到敘述的整合。她現在能夠真正活在自己的人生裡。看著她逐漸有自信能擔任母親這個角色，真的令人感動。她正在學習她確實可以依靠自己。
從這段療癒過程中受益的還不只茱麗而已。畢達哥拉斯也將因此能與她形成安全依附，而這會是他一生的韌性的來源。茱麗將可以阻止虐待與恫嚇的親子關係代代相傳下去。由此可見，第七感不僅有益於我們自己的身心健康，也讓我們有能力為孩子或其他人付出很多。療癒自己的心靈，帶給自己和周圍的人由療癒和整合而生的同情心與溫柔，永遠不會太遲。
照亮我們的人
當我們看到別人的心靈時，便會將好奇、開放與接納等種種特質，帶進彼此的關係裡。我認為這些特質就是常被濫用且誤解的一個字的精髓：「愛」。在我看來，好奇、開放、接納與愛的態度，就是安全依附的核心。一個有連貫人生敘述的人跟自己的關係，就會散發出這些特質。
當我們在人生早期與照顧者有連貫、持續而充滿關愛的關係，而建立安全依附時，自我同情與自我接納就會自然出現。而如果你擁有「爭取得來的安全依附」，就像我的朋友瑞蓓卡，即使有過痛苦童年，自我同情與自我接納仍舊會出現14。就像瑞蓓卡說的，只要我們覺得我們「在別人心裡」，那一點愛的燭光就會亮起來，照亮我們的人生。
對大多數人而言，點亮這根蠟燭的，是我們的父母。對瑞蓓卡，則是她的阿姨。覺得自己被阿姨感覺到，讓她即使面對家裡混亂的親子關係，也能意識到自己是真實而有價值的，也讓她最終能獲得連貫的人生敘述。只要我們跟某個親戚、老師、諮商師或朋友有正面的關係，我們就能夠遵循這條路，建立與自己的正面關係，並在之後用第七感照亮自己的內在世界，將自己的人生視為連貫而有意義的故事。我之所以經常鼓勵老師和治療師為學生跟病人提供堅實、同頻率的連結，這也是原因之一。當一個人感覺到被感覺，覺得自己的心被放在別人的心中，美好的事物就可能發生。
我的朋友瑞蓓卡現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一出生就獲得了一項很重要的禮物──與母親有開放而關愛的關係。如果你看到瑞蓓卡與他們相處的樣子，你絕對不會想到她有過這麼痛苦的童年。早期經驗並不是註定的命運：只要我們能理解自己的過去，能夠整合自己的敘述，就能脫離原本可能代代相傳的，痛苦而不安全的依附。瑞蓓卡總是不斷啟發我、提醒我，只要我們能為自己的內心負責，就能獲得自我的解放，而有能力給予下一代滋養與愛。
1 參見Sroufe, Egeland, and Carls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另參見Eisenberger and Lieberman, “Why Rejection Hurs,” Critchley et al., “Neural Systems,” 以及Bechara and Naqvi,“Listening to Your Heart”。
2 參見Jude Cassidy and Phil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New York: Guilford, 1999）。接下來有關嬰兒依附模式（嬰兒陌生環境實驗）以及成人依附關係（成人依附訪談）的討論，請參見同樣這項文獻，以及Sroufe, Egeland and Carls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
3 本項統計數字是針對美國人口。研究對象所處的社會文化，以及研究進行的時間，都可能導致不同的統計結果。新近的研究結果可能有所不同，而且研究高風險人口，例如研究對象生活貧窮、有毒癮，或有其他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時，非安全依附的比例可能相當不同。此外，人類學家也建議我們應該避免將研究對象「病態化」，因為說一個孩子具有「不安全」依附模式可能造成貶抑的傷害。換句話說，問題並不在於一個孩子是「沒有安全感」的人，而是他所擁有的關係不佳，因此無法帶給他安全。
4 這個模式的另一種說法是「抗拒依附」（resistant attachment），意思是孩子會在「嬰兒陌生環境」實驗中，抗拒被父母安撫。
5 參見Robert Plomin et al., Behavioral Genetics, 4th ed. （New York: Worth, 2000）。
6 這句話是由Robert Plomin在二○○四年五月於紐約舉辦的「美國精神醫學會年會」中主動說出。關於遺傳與依附的討論，可以參考以下兩篇文章：Kathryn A. Becker-Blease et al., “A Genetic Analysi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issociative Behavo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5, no. 3 （2004）: 522-32，以及Caroline L. Bokhorst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Shared Environment in Mother-Infant Attachment Security: A Behavioral Genetics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74,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1769-82。以下兩項文獻則十分周詳地討論了孩子所處的環境對於孩子的依附模式有決定性的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第一項文獻的研究發現了遺傳可能導致一個孩子的「全神貫注」（absorption）──或稱「正常解離」（normal dissociatiion）──的傾向較高，因此後天的無法獲得心理支持，或處於心理驚恐狀態，就可能引發病態性的解離。另外一篇值得注意的相關文章則發現，多巴胺分泌迴路的基因與大多數人相異的孩子，對於難以承受的事件會有較強烈的反應。以下是相關文獻：Marian J. Bakermans-Kranenburg and Marinus H. van Ijzendoorn, “Research Review: Genetic Vulnerability or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in Child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Attachment,”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8 no. 12 （2007）: 1160-73; Krisztina Lakatos et al., “Further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the Dopamine D4 Receptor （DRD4） Gene in Attachment Dis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of the Exon III 48-bp Repeat and the 521 C/T Promoter Polymorphisms,” Molecular Psychiatry 7 no. 1 （2002）: 27-31。
7 參見Mary Dozier et al., “Attachment for Infants in Foster Care: The Role of Caregiver State of Mind,” Child Development 72 （2001）: 1467-77。
8 關於相反的觀點，以及提醒我們，父母的行為並不能決定一個人所有的發展，同儕和基因也很重要，請參見Judith Rich Harris, The Nurture Assump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另請參見Steven Pinker為本書所寫的前言。此外，他對於現代思維太過強調父母對子女影響的立場，請參見How the Mind Works （New York: Norton, 1997）。雖然基因對於決定個人天生性情很重要，但天生的性情和遺傳基因無法主宰依附模式，相反的，兒童與照顧者的相處經驗卻有決定性影響。參見Brian Vaughn and Kelly Bost, “Attachment and Temperament,” in Cassidy and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198-225; Marian Bakermans-Kranenburg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Shared Environment in Mother-Infant Security,” Child Development 74, no. 6 （2003）: 1769-82。
9 參見Hesse et al., “Unresolved States,” in Howard Steele and Miriam Steele, eds.,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New York: Guilford, 2008），以及Mary Main, “The 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Fear, Attention, Safety, and Discourse Process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8 （2000）: 1055-96。
10 在正式的研究中，跟第七感相應的歷程被稱為「心理化理解」（mentalization），或稱「反思功能」（reflective function）。在早期先驅的學術文獻中，這項歷程還有其他多項名稱，例如「心理理論」（theory of mind）、「對心理的認知」（ psychological-mindedness）、「對心理的心理認知」（mind-mindedness），以及「心理語言」（mentalese）等。參見Allen, Fonagy, and Bateman, Mentaliz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11 這些研究可以在Handbook of Attachment書中找到。另請參見R. Chris Fraley, Keith E. Davis, and Philip R. Shaver, “Dismissing-Avoidance and the Defensive Organization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Jeffrey A. Simpson and William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Guilfor, 1997）, 249-79; Mary Dozier et al., “The Challenge of Treatment for Clients with Dismissing States of Mind,” Attach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3, no. 1 （2001）: 62-76。
12 這是由Mary Main 與Eric Hesse所提出，他們認為這種生理上的矛盾，會造成「無法解決的驚恐」（fright with solution）。參見Hesse et al., “Unresolved States”。
13 參見James Pennebaker, “Telling Stories: The Health Benefits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19, no.1 （2000）: 30-18，以及Opening Up: The Healing Power of Expressing Emotions （New York: Guilford, 1997）。
14 關於如何運用這些概念，發展出爭取得來的安全，請參見Siegel and Hartzell, Parenting form the Inside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