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斯圖亞特被他兒子藍迪帶來見我時，才剛過完他的九十二歲大壽。「我這輩子從來不需要神經病醫生，現在當然也不需要。」他拒絕兒子的攙扶，步伐從容地走進我的辦公室，一邊大聲地說。他是個英俊的男人，鬍子刮得很乾淨，滿頭波浪銀髮整齊地梳到耳後。「我是為了我兒子才來的。這真是個愚蠢的主意，但是他認為我需要幫助。」他補充。
藍迪先前在電話上告訴我，他父親很憂鬱。他在報紙上讀到一篇關於老人憂鬱症的報導，而他認為斯圖亞特之所以憂鬱，是因為他的妻子雅德安娜，也就是藍迪的母親，半年前因肺炎住院而引起的。斯圖亞特跟雅德安娜已經結婚六十二年，根據藍迪的說法，在雅德安娜出院返家後，斯圖亞特就變成了一個「廢人」。他不再每週固定去他以前工作的法律事務所好幾次。他不再去散步或看朋友，也不再打電話給藍迪或他的兄弟。雖然他本來就跟孫子們不太親近，但現在更疏遠他們。在家庭聚會上，他會一個人坐在角落看報紙或看電視新聞。即使是跟雅德安娜待在家裡，斯圖亞特也顯得漠不關心、消極封閉。
但是當藍迪離開後，我開始跟斯圖亞特單獨晤談時，讓我感覺最強烈的不是他的憂鬱，而是一種空洞。斯圖亞特顯得很平板；語調缺乏變化，臉部也缺乏表情。他精力充沛、精神抖擻，描述這半年來的細節時，卻好像只是在講某個電視節目，顯得疏離，冷漠。
我望著斯圖亞特的眼睛，同時用我自己的感受與知覺來瞭解他內心可能的狀況。就如我先前討論過的，我們會運用自己的全身作為第七感的「眼睛」，而此刻我意識到的，最主要是缺乏了某種東西的沉悶單板感覺。你可能曾經發現，當你跟一個憂鬱的人在一起時，你自己也會開始覺得情緒低落──沉重、哀傷、疏離、孤單。但是跟斯圖亞特在一起時，一開始我感覺不到任何東西，然後我感覺到了一絲模糊的恐懼、一種隱藏的憂慮。那是我自己的恐懼？恐懼我可能幫不了一個九十幾歲的老人──而且事實上他才剛宣稱我不可能幫得上忙？還是我只是在投射我自己對老化、或疾病、或失落的恐懼？又或者事實上是我的共鳴迴路準確地反映出斯圖亞特內心的某種東西？
幾分鐘後，他似乎比較安穩了，也對於在這裡跟我「聊天」感到比較自在了。我對斯圖亞特的人生也有了更多瞭解，包括他是個智慧財產權律師、他喜歡的美式足球隊跟棒球隊、他的教育背景以及他認識雅德安娜的經過等。他十年前才從當地一間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職位退休，但現在仍繼續擔任顧問，也很享受他身為睿智前輩的地位。即使在雅德安娜住院期間，他還是會去事務所開會，但是他承認現在他都待在家裡，花很多時間看書。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好」。我在他說話的時候持續尋找失智症的跡象，但是完全沒發現。斯圖亞特的記憶、注意力、對現實的理解力，似乎都完整無缺。
然後我問他，當雅德安娜生病時，他有什麼感覺，他回答：「我知道這樣聽起來不太正確，但老實說，我其實不太擔心。她有很好的醫生，而醫生都說她會好起來。」他繼續說，「你知道，即使是我事務所的一個合夥人被診斷出淋巴癌時，我都沒什麼感覺。人都會生病，都會死。我知道我應該要有點感覺，但我就是沒有。」
斯圖亞特說這聽起來不太「正確」，這點吸引了我的注意。他明白自己的反應不是很正常，因此他似乎想用一個分類──「正確」或「不正確」──來設法理解。或許我可以專注於我意識到的這件事，探索他是否可能有其他感受。我很好奇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如此僵化而疏離，以及我到底可以為他做什麼。
晤談快結束時，我請藍迪再度進來辦公室。斯圖亞特跟藍迪意見一致地認為他的脾氣很「平穩」。他們都承認他很「爭強好勝」，也喜歡「直接了當」地告訴別人他的想法，但是他們都想不起來他真的大發雷霆過。他們也想不起來他曾經長時間地悶悶不樂，或相反的，曾經亢奮高昂過。總而言之，就像藍迪說的，斯圖亞特一直都是「所有人生命中屹立不搖的磐石」。雖然斯圖亞特對此沒有回應，但他眼中的一絲光芒讓我意識到他其實深愛他兒子。這也給了我希望，讓我相信我能幫助他，我也如釋重負地聽到他同意再回來「談一談」。
斯圖亞特確實回來看我，但跟之前一樣渾身是刺。當我開始請他回憶童年時，他說我真是「荒謬無稽」。他說，我難道不懂，對一個九十二歲的人來說，他的童年根本「無關緊要」嗎？「現在去談那些幹什麼？我就知道你們這些治療師腦袋都有毛病。」
我很想說「抗議駁回」，但是我忍住了。幽默可以是很重要的連結工具，有時候甚至可能激發神經可塑性，但是用在這時候似乎不太妥當。我告訴他，根據科學研究結果，檢視他對過去的回憶確實會有助於瞭解他的內心。你可以想像斯圖亞特律師的回答：「我不需要幫助，所以這不重要。」
我在訪談中提問時，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獲得一個人生命故事的更多細節。第二則是要感受他如何述說他的故事。我要找尋的是他在成長過程中，曾經需要面對哪些挑戰，例如喪失或創傷。通常是經由基因來決定天生的性情，如內向或陰沉等，加上我們與父母、同儕、老師，在家庭與在學校的經驗等互動後，所產生的結果。除此之外，當我們在子宮裡，或早期生命中，甚至後來人生裡所發生的隨機事件，也會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影響我們的發展。我們會適應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並加以因應，除此之外我們別無他法，只能盡力而為。而我們的自我意識，就在我們天生的特質、對經驗的因應，以及隨機事件的交錯之舞中形成。
當我終於讓斯圖亞特開始談論回憶，他便講出許多鉅細靡遺的細節，包括他長大的城鎮、他小時候玩的遊戲、他第一輛車子的型號外型，甚至是當時的歷史與政治事件等。但是我一問到他小時候的家庭生活，或者任何時候的家庭生活，他的回答始終都很模糊。「我母親很普通。她負責管家。我父親工作賺錢。我想我的兄弟們跟我都還好。」對於他的家庭生活如何影響他的發展，斯圖亞特只回答：「沒什麼影響……我父母讓我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下一個問題？」
斯圖亞特堅持他的童年「很好」，即使他說他根本不記得他跟父母或兩個兄弟的互動細節。他堅持說他「就是想不起來」他們在家裡都做些什麼，或他小時候對生活有什麼「感覺」。他告訴我的細節聽起來像是事實，而非真實經歷過的經驗。即使當他告訴我，他跟他哥哥遭遇一次嚴重的滑雪意外，結果導致他哥哥失去一條腿時，也是一樣的感覺。他說他哥哥後來康復了，一切都「還好」。
這次頗有挑戰性的晤談給了我一些重要的資訊。斯圖亞特簡略歸納的回憶，不太記得家庭生活經驗，並堅持這些人際關係對他的人生都沒有影響等，都是我之前研究了數年的某種自傳敘述（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的典型特徵。大量的研究都顯示，這樣的敘述都來自於成長在缺乏溫暖情感的家庭裡1。
接下來那個星期，雅德安娜陪著斯圖亞特一起來時，證實了這點。她說斯圖亞特的父母是她所見過「地球上最冷酷的人。你真的無法想像人怎麼能這麼怪異，這麼冷冰冰的，毫無感情……可憐的斯圖亞特」。現年八十三歲，也保養得很好的雅德安娜帶著驕傲與情感望著斯圖亞特。當她轉向我時，她說她希望我能幫他「打破自己的硬殼」。
雅德安娜的說法讓我更相信，即使斯圖亞特在她感染肺炎後變得更疏離，但其實他之前在情感上就一直很冷淡。只是當雅德安娜住院時，他身上發生了某種變化，某種東西擊中了他，而他不能夠或者不願意討論。在雅德安娜看來，他似乎對他們共享的生活失去了興趣，主動地退縮到只有歷史書與法律期刊的世界裡去。她說，她希望心理治療能讓他「快樂一點」。斯圖亞特說他不確切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他覺得他太太應該有更好的伴侶，陪她安度晚年，因此他同意繼續治療三到四個月，看看他跟我能夠合作出什麼來。
斯圖亞特的基本個性之所以如此僵化強硬，或許是因為被「地球上最冷酷」的人扶養長大，又或許是因為他繼承了他們的基因，更或許是某些未知因素造成的2。但無論如何，我們並不需要確知原因，即能採取介入措施，這就是整合模式的優點。我們只要聚焦在身心健康的三角柱：心理、大腦跟人際關係，就可以讓整個系統朝「FACES」整合之流前進。我們只要回答幾個基本問題：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要做什麼事，才能促進整合之流所需要的分化跟連結？
要瞭解斯圖亞特，首先我們要探索左腦和右腦截然不同的感知現實與溝通的方式3。這些差異會形成神經的基礎，而影響到在我們晤談時斯圖亞特的回應。經歷冷漠的、情感空洞的童年生活，這樣的人通常一邊的半腦會過於缺乏刺激，而另一邊半腦則會變得過度主導。斯圖亞特缺乏自傳性細節，但善於陳述事實的敘述方式，以及他一生都從事需要高度邏輯性智力運作，但不需要在情感上與他人連結的職業，都強烈顯示他擁有主宰一切的左腦，以及缺乏發展的右腦。左右腦的用語經常出現在現在的新聞裡，甚至成為社交聚會上的話題（至少是在我會出席的聚會上）。但是我們很容易過度簡化兩邊半腦的差異，因此現在讓我們來仔細檢視一下。
從一出生，我們就開始用「非語言」的訊息跟他人溝通。我們會經由臉部表情、聲音語調、姿勢跟手勢，以及回應的時間與強度等，來傳送並接收訊號。當我們還是小嬰兒時，非語言訊號是我們的救命繩索，因為我們只能以這個方式傳達自己的需要與需求。我們會大哭、揮舞雙手雙腳，或皺起眉頭、掉頭不理人，藉此來表達我們覺得飢餓、恐懼、疼痛或孤單。如果我們覺得安全、安穩，飽足，則會微笑、發出咕咕聲響或緊靠著安慰我們的照顧者。當我們的照顧者也回應我們的訊號時，雙方就被這些非語言的能量和資訊連結在一起。琳娜就是經由這樣，而在芭芭拉車禍之前，能感覺到被她感覺。我們許多人也是藉由這樣而與父母成為一個「我們」的概念。
這些非語言訊息都是由大腦的右半邊負責製造與感知，而神經學家也發現，右半腦在出生後頭幾年發展得比較好、也比較活躍。我在頭幾次跟斯圖亞特晤談時，就注意到他缺少這類非語言訊號。我面對著一個頭腦聰明、能言善道、成就卓越的專業人士，但是他似乎缺乏這些與人對話的根本質地。當然我們也會以言語跟人連結，就像你現在閱讀的文字，以及斯圖亞特在工作上運用自如的言語。語言是在出生頭幾年過後，才開始變得比較重要──此時左半腦開始變得比較活躍。從我們的童年到青春期，左右半腦都會經歷好幾個成長與發展的循環。
右半腦跟腦部皮質下的區域有比較直接的連結。身體的資訊會傳到腦幹，然後到邊緣區域，再到右邊大腦皮質。而左半腦則比較遠離這些原始的皮質下方的資訊──身體的感覺、腦幹的求生反應，邊緣區域的感覺和依附等。
基於這樣的發展歷程及構造形態，我們的右腦會讓我們比較直接地意識到自己的身體、情緒的起伏，以及形成我們自傳性記憶的經驗的影像。右半腦是我們的情緒與社交自我所在之處。我們會使用右半腦皮質來創造自己與他人心理的影像。此外，右腦對於處理壓力，和調節皮質下方區域的活動，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這些劃分都不是絕對的。在正常的生活中，右腦主宰的活動以及左腦主宰的同樣重要，只是處理的資訊流各異，但都交織結合在一起。
就像為了傳達這些概念，我也必須運用我比較概念性的、以事實為基礎的、善於分析的左半腦──同樣的，你也需要運用你的左半腦才能理解。跟比較直覺的，情緒化的右半腦相比，比較不會直接受到下皮質區域活動影響的左半腦，就像生活在一個由觀念和理性思考構築的「堡壘」裡。但是這左右半腦確實會互相溝通。
左右兩邊的皮質層比鄰而居，是靠胼胝體連結起來。胼胝體是深藏在腦部，眾多神經元組成的條狀物，功能是在兩個半腦之間來回傳送訊息和能量。分別來看，左右半腦不同的能量與資訊流動模式讓我們類似有「兩套心理運作」，能夠互相合作或競爭，我們姑且稱為「右腦模式」跟「左腦模式」。當這兩邊半腦互相合作時，就是達到所謂的「雙邊」或「水平」整合。
左腦偏好線性的、邏輯的、文字的溝通。左腦也喜歡將事物貼上標籤，以便於列清單。它的專長是用推理思考，包括運用邏輯鏈，分辨因果關係等。我們知道當兩三歲的孩子開始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的時候，就是左半腦開始上線了。
在此簡介一下左右腦的模式：左腦──比較晚發展，線性的、語言的、邏輯的、拘泥於字面的、標籤與列表式的。右腦──比較早發展，整體的、非語言的、影像的、比喻的、全身的感官知覺、原始的情緒、壓力降低與自傳性記憶。
另一個看待左右腦模式的方式是，左腦比較「數位式」，會以開關、上下、對錯等將資訊分類，而右腦則比較「類比式」。而這兩個區域為什麼會有如此相對比的細部構造？腦部解剖揭露了這些差異的可能原因。
右腦模式創造的是「和」（AND）的立場，而左腦創造的則是「或」（OR）的觀點。當我運用右腦時，我所看到的世界充滿了互相連結的可能性：這樣「和」那樣，都可能是對的。而且兩者加起來，哇！還可以創造出新的東西！但當我運用左腦時，我看到的世界則比較是分割的：這樣「或」那樣，兩者只有一個是對的。對左腦而言，只有一個觀點可以正確地反映出現實。當我用左腦的「或」的鏡片觀看世界時，我不會意識到自己是選擇這樣看世界。看世界本來就只有這一種方法。而另一種方法，右腦的模式，則根本就是「錯」的。
我曾經治療過一對夫婦，一方由左腦模式主宰，另一方則由右腦模式主宰。甲說他覺得難過，乙就回答：「你瘋了，根本沒什麼好難過的。」甲顯得困惑，但說不出話來。乙似乎覺得自己贏了。這是什麼樣的遊戲？難受、疏離、絕非整合……，完全是雙輸的局面。
你或許會想，既然我們有兩套強而有力，卻又截然不同的神經處理器，那麼我們的腦袋裡是否必然會有爭執？我們也無可避免地會跟由不同半腦模式主宰的人相持不下，就像上面描述的伴侶一樣？有時候確實如此。當一種模式長期壓制另一種模式時，就會導致僵化，或混亂，或兩者兼具。我在晤談室裡面對斯圖亞特時，就是這種感覺──僵化而疏離。
一個人變得「左傾」，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如果我們想跟別人親近，想分享非語言訊號，想覺得安全並且被重視，而對方卻無法以關愛、樂意溝通、友善連結來滿足我們的需求，或者更嚴重的，這些早期的互動還令我們感到驚恐，那麼會發生什麼事？我們要如何跟這種不確定感共存？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情感沙漠裡，或者不斷被暴風雨拋來拋去，那麼我們的右腦很可能會因此枯萎。撤退到偏向左腦主宰的模式，會確保我們的認知處於安全地點。這是很常見的，很具適應力的求生策略。但是除此之外，還有更好的策略，我希望我能幫助斯圖亞特找出來。
為一位九十二歲的老人家心理治療，是不是「想教老狗玩新把戲」？如果斯圖亞特的右腦模式神經迴路已經沉睡了數十年，其實是將近一世紀，我們還可以刺激它們活躍起來嗎？不論沉睡的原因是來自經驗、基因、隨機事件，或這三者都是，我們還有方法可以改變他現在的神經運作嗎？而且即使我們啟動了這些神經迴路，但是我們能期望它們長出新的突觸連結，或甚至長出新的整合性神經元嗎？神經可塑性的研究，以及神經復健的臨床工作，都顯示答案是肯定的，這都是有可能的。以下是我告訴斯圖亞特的內容。
我畫了一張大腦的圖，對斯圖亞特簡介左右半腦。我說我們的目標是幫助他發展出比較平衡的完整的大腦──增加新的右半腦能力，來補強他已經很發達的左半腦。然後我介紹了我喜歡用的另一個字首組合「SNAG」，意指「刺激神經活動與生長」。我說我們可以「SNAG」他的大腦，以創造並強化更多神經連結。不論哪個地方的神經元被啟動，現存的神經元都可以經由所謂的「突觸新生」，創造出新的突觸連結，或強化舊有的連結。甚至可能刺激新的神經元生長出來──這個歷程稱為「神經元新生」。我也解釋說髓鞘也可能增厚，增加互相連結的神經元之間電傳導的速度。此外，就像我告訴強納森的，刺激神經元生長的關鍵包括新鮮感、注意力以及有氧運動等。斯圖亞特很喜歡「SNAG」這個字首組合，我也很高興他的左腦模式似乎能欣賞這個文字遊戲。
如果不用電傳導探針，我們要如何有策略地鎖定大腦中的特定部位？答案是注意力。當我們反覆專注於某些特定的技巧，當下的神經活動就可以經由神經可塑性的力量，慢慢成為固定的特質。我們首先要讓斯圖亞特練習一些技巧，幫助強化他右半腦的神經元生長，增強細胞分化，以他的注意力來「SNAG」他的右半腦。之後的工作則是讓右半腦跟左半腦連結起來。
我想確定斯圖亞特的左腦模式樂意進行這個過程。我告訴他我們會做哪些事，幫助他建立技巧，也告訴他研究顯示腦部會在學習樂器的過程中改變。就如我先前提到，研究顯示，如果所學的樂器是小提琴，專注於左手複雜的指法，會刺激調節左手感官知覺與動作控制的皮質部分生長。受到刺激的部位會比調節右手的部位大得多，因為操控琴弓的右手比較不需要細膩的動作。
接下來我告訴斯圖亞特，我們可以用特定方式使他的注意力專注，讓他的右腦發展得更好。我們只需要給予自己足夠的生理時間，讓這些新的突觸跟神經元長出來，成為重新整合的大腦的一部分。
斯圖亞特很欣賞我跟他分享關於我們治療計劃中有關大腦的邏輯性與科學性討論。我說的話都沒把責任怪到他頭上。我強調大腦如何對生命早期的經驗做出回應，以及我們會終其一生「盡我們最大力量」來因應。但無論是由哪些因素造成，只要他願意，他都能夠經由經驗，促使神經發展，而使自己改變。我向他說明的最後一點是，我們不是要改變他這個人，只是要促進他大腦中較少發展的神經迴路生長，而擴大他的潛能。我希望用這種方式定義我們的工作，能夠讓斯圖亞特對最終的目標──開放地去感受情緒，願意讓自己變得脆弱──有足夠的安全感，而願意配合。
在晤談結束時，斯圖亞特暫停了一會，然後提醒我，他在雅德安娜跟他以前的同事生病時，都「沒什麼感覺」。然後他說了一件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事：「我知道大家都會說他們覺得這樣，覺得那樣……，但是我這一輩子基本上都沒什麼感覺。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我希望能在死前知道。」這時我確定我們可以一起合作。我們兩個似乎都準備好迎接挑戰了。
既然斯圖亞特都承認他無法接觸到自己的感受，我們便從比較具體可見的事物開始。
為了接觸身體的知覺，我帶領他進行跟強納森一樣的身體掃描練習，從右腳開始，沿著腿往上移動。你可能還記得「掌中大腦模型」中提到的，身體的右邊感覺會表現在左半腦，反之亦然。事實上，全身的影像只有在右腦才會描繪出來，但是我想從斯圖亞特覺得比較有自信的左半腦開始。在他成功地將注意力集中在右腿後，我們接著對左腿做同樣的掃描。結果我們發現，他可以毫無問題地找到兩腿的感覺。這顯示將一側的身體連結到另一側大腦的基本神經迴路，其實仍完整無缺。
但是當我請斯圖亞特把兩腿的感覺同時「放在心上」時，他變得遲疑不決。「我看不清楚。感覺像個閃爍不定的東西。我只能先看到一邊，然後再看到另一邊。」所以他兩側半腦的基本功能都毫無損傷，但是他無法將兩側同時整合在他的認知裡。我於是在接下來的全身掃描練習中，反覆叫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一邊，然後到另一邊，接著再兩邊一起，藉此不斷鍛鍊整合大腦兩側的能力。
當我將掃描轉向身體內部，請斯圖亞特感受他的身體器官時，就更困難了。研究顯示，內在感知，也就是我們對內在身體狀態的感知，主要是經由右腦處理。就如我在「大腦剖析」專欄的「乘著共鳴迴路而起」一章中所說，我們會將身體內部，以及邊緣區域的訊號，經由所謂的「腦島」，往上傳到大腦的中央前額葉區域。我無法分辨斯圖亞特之所以難以獲得內在感知，是因為他的共鳴迴路缺乏發展，或是他的右腦缺乏通往左腦語言中樞的連結，以致於無法將這些內在感知轉換成語言。但是無論原因為何，就像任何技巧一樣，只要反覆練習，他就會變得比較容易專注於這類感覺，而且我也不希望讓他覺得太挫折，因此我們接下來往右腦模式的另一個面向前進。
我們是在生命的頭幾年，當右半腦的生長與活動都遠大於左半腦時，即開始發展人際關係，或許這就是右腦模式之所以專門處理親密的人際關係的原因之一。右腦同時也會負責自我安撫。小嬰兒會用左手（由右腦控制）來安慰自己，而右手通常會往外伸展，去探索世界。大腦造影也顯示，左邊的前額葉啟動似乎跟接近狀態相關。在接近狀態下，我們會尋求並接納新經驗。右邊的前額葉啟動則通常跟退縮狀態有關，讓人向內退縮，遠離新事物。有趣的是，社交規則──告訴我們在群體中該如何行動的暗號──是左腦的專屬功能。所以整體而言，左腦似乎是專注於外界，而右腦則是內在專家，負責探索自己與他人的內在世界。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斯圖亞特在法庭跟會議室這類地方都如魚得水，但在比較親密的關係裡就步履蹣跚。
為了讓斯圖亞特認識反思與人際關係的內在世界，我請他進行一系列的非語言溝通「遊戲」。一開始很簡單：我會做出一種臉部表情，請他標示出所表達的情緒──哀傷、恐懼、憤怒等。然後我請他模仿我的表情。他本來拒絕，而我告訴他練習的目的後，他雖然答應，卻還是做不出來。但是經過幾次晤談後，他就變得很會模仿我了。我給他的回家作業是，用靜音方式看電視節目。這會激發他右腦的非語言感知能力，或許還能讓他的左腦放鬆，甚至直接進入睡眠狀態（我們在一起時，我必須小心不讓他太投入於跟我的左腦交流。他很愛解釋，很愛問我許多關於研究的問題，也常用許多其他主題的故事引誘我。但是我們有工作要做，而且我們必須右腦對右腦地交流）。當我們進行非語言的「遊戲」時，我覺得這種遊戲似乎是他等了一輩子才終於獲得的，滋養大腦的食物。
當我們的非語言溝通有了進步，斯圖亞特也比較能與自己的身體感覺同頻率時，我決定我們應該開始探索他的內在世界中，由影像與自傳性反思構成的部分了。我請他回憶晤談的前一天晚上，以及他當天早上的早餐，然後用影像，而非事實，傳達他的回憶。一方面來說，這對斯圖亞特而言是安全的領域。這些都是中性的記憶，是不久前他自己的經驗的畫面。但是困難的地方是：自傳性表徵是由右腦模式主管，並非以語言形式存在。所以當我說：「只要注意看在你的認知裡出現的影像就好。」這個「注意看」的用語會引發比較接近右腦模式中，廣泛的感官經驗與影像，而非語言。斯圖亞特很想用歸納總結：「我昨晚過得很好」、「我的早餐是玉米片」。但真正困難的是讓他說：「我把玉米片舀進我的藍色碗裡，聽到它們發出脆脆的聲響。我拿著冰冰的牛奶盒，慢慢把牛奶倒進去，直到牛奶幾乎蓋過穀片為止。我坐下來，發現陽光剛好正對著我的眼睛。」
我跟斯圖亞特繼續進行其他中性場景的畫面，例如他最喜歡的海灘、他家裡的後院、他上次的渡假等。同樣的，這些畫面並不容易進入他的認知。語言概念主宰了他整個內心領域，他總是會想解釋──而非描述──解釋他渡假時去了哪裡，做了什麼。但是斯圖亞特熱愛挑戰，因此他慢慢學會了內心的活動並不僅限於我們在學校與工作上所分享的那些語言資訊，儘管這個模式讓他從年輕到成人後，一輩子都很受用。
你想必已經注意到其中的矛盾──我們是用語言，來進入主宰感官感覺、影像與非語言的右腦。語言不是左腦的專長嗎？是，但也不是。當我們在「解釋」一個科學實驗，或一項法律程序時，我們會大幅仰賴左腦。但是當我們在「描述」，而非解釋時，則是讓擁有豐富經驗的左腦，與擅長製造文字的左腦並肩合作。所以真正的挑戰是讓斯圖亞特的左腦參與，但讓右腦保持主導。這會開啟比較平衡的左右連結。
在一再的安撫與練習之下，一開始在斯圖亞特的內心中飛快閃過的畫面，現在變成了穩定的影片。他慢慢地浸淫在這內在的海洋裡。持續數月，每週一次的晤談中，斯圖亞特逐漸開始享受一開始很令他沮喪的練習。我給他的回家作業是送他一本本子，請他學會用右腦畫畫4。他也開始生平第一次寫日記。有時候他會拿來他的日記片段，一起閱讀，分享他對自己的改變，以及對他開啟的新世界的想法。有時候他也會寫到他覺得很不確定，有時候害怕自己「根本做不來」，或他壓根不會描述，他是個「感覺失敗者」。但是隨著時間過去，他說他有了「全新的眼光」。他說，關鍵在於學會調整，接受他事實上無法控制內心的影像要帶他去哪裡。這跟學習與從事法律，想必截然不同吧。一旦他學會了放鬆左腦對控制與確定的偏好，他的內心就能逐漸掙脫束縛，而自由開啟他的內在世界了。
最後我跟斯圖亞特來到感受的層次。斯圖亞特一開始只會說：「我不知道我有什麼感覺」，但現在已經慢慢改變，能夠說出他的手臂肌肉有什麼感覺，他的臉部哪部分緊繃，他的胸口是否感覺沉重，或肚子是否不舒服等。他有時候會從這些身體的感覺，察覺到一些影像。他的腦中會出現跟某個人在一起，或躲起來，或逃走的畫面。接收身體的訊號，以及隨著訊號而出現的畫面，也幫助斯圖亞特察覺到自己的感受，因為感受就是我們對於自己全身──從四肢到軀幹，往上到腦幹、邊緣區域跟皮質層──的主觀感覺。但是在我詢問時，他還是很難把這些感官知覺、影像跟感受，轉換成言語。
其實斯圖亞特並不是特例。找到準確的言語來描述非文字的內在世界，對許多人而言，終其一生都是一大挑戰。詩人為我們開了一扇窗，讓我們一窺這樣的神經技巧成熟的境界，但是只有極少數人有詩人那樣的天分，能將感受翻譯為文字，而且如果你認真細想，就會明白這真的是很困難的翻譯工作。我們會運用自己左腦的語言神經群，對別人的左腦提出問題，詢問他的經驗或感受（或對自己提出同樣的問題）。而被問的人必須解開這些訊號，然後經由胼胝體傳遞訊息，去啟動右腦，產生非語言的身體感官的影像，也就是感受的「內容」。然後他要把整個流程倒回來，將右腦的內在聲音傳到左腦數位神經處理器的語言中樞，翻譯出來，最後才終於能說出一句話。這真是驚人。
所以斯圖亞特才必須寫日記，並且不只記錄他的思考，還要記錄他察覺到的各種感官知覺、影像跟感受。隨著我們每週持續的練習，斯圖亞特的日記也顯露出越來越多的右腦的複雜世界，充滿了夢的描述、詩句，還有他切實感受到的，對自己人生的反思。他似乎也很樂於反思他現在可以接觸到的，內在的世界。
事實上，運用語言來描述並標示內在世界，不僅可以幫助像斯圖亞特這樣難以碰觸自己情緒的人，也可以幫助需要設法平衡感受過度活躍的人。後者可以直接獲得右腦模式的資訊流，卻因為跟左腦沒有足夠的連結，而可能陷入情緒失調和混亂的情緒爆發（相反的，斯圖亞特則是容易接觸左腦活動，但跟右腦沒有足夠連結）。他們可能會被支離破碎的自傳性畫面淹沒，腦中充斥著感官知覺，泛濫著難以理解的情緒。對這些人而言，唯有在左腦模式的庇護所中獲得一些心理上的距離，才可能保持平衡。由於右半腦跟產生情緒的皮質下方區域有較親密的連結，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原始的、自發的感受比較容易在右腦模式中被充分而立即地感受到。同時也不難理解，為什麼藉由左腦的語言功能，連結起左右半腦同時運用的模式，可以帶來必要的平衡。事實上，我在UCLA的同事所做的研究也顯示，說出情緒狀態有助於安撫邊緣區域的神經啟動5。有時候我們確實需要「加以命名以便馴服」，運用左腦的語言中樞，來安撫過度啟動的右腦區域。但是同樣的，關鍵是連結左右，而不是用一種不平衡取代另一種不平衡。
有一天斯圖亞特提到他最大的孫子在滑雪時摔斷了腿。我想起在最早的一次晤談中，他說過他哥哥滑雪時的意外，因此我想或許他對此有些尚未化解的情緒，而現在他或許可以開放地加以討論了。當我提起這個話題時，斯圖亞特立刻淚水盈眶，我以為我碰觸到了他記憶中脆弱的地方。我說或許這件事在他內心還沒有處理好。
斯圖亞特搖搖頭。「不，不是那樣。」他說著，抹去臉上的淚水。
「那麼你認為是什麼？」我問他，對於他為何會在此刻有這樣以他而言，如此不尋常的強烈情緒反應，感到不解。
「這跟我哥哥無關，也跟那件意外無關，」他直視著我說：「只是我不敢相信你居然記得我好幾個月前說的事……我不敢相信你真的瞭解我。」
我們就這樣坐在力量強大的沉默中，看著對方。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讓我感受到他截然不同的存在。我們談論了我們之間連結的感覺，還有一些他心裡想的事，這次晤談就結束了。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然後將左手伸過來，蓋住我們交握的右手。「謝謝你，」他說。「謝謝你做的這一切。這次晤談真的太棒了。」
我無法用言語形容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在進行心理治療半年之後，這房間裡似乎形成了一個「我們」。如果我們有個腦部監視器，我想監視器應該會照到我們之間的共鳴。就像斯圖亞特明白他的心在我心裡時，感動到落淚一樣，我也因為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心在他心裡，而深受感動。我們之間有了深刻而開放的連結。
一旦整合開始，一連串的正面效應似乎就會自己陸續發生。就像那個古老的物理學概念，在你把球推上山丘頂端之後，它就會從山丘的另一頭快速滾下來。你確實需要運用可觀的力氣跟刻意的專注力，才能超越最初根深柢固的非整合狀態──把球推上山丘。這是必須刻意進行的改變工程。但是最終形成的內心便會循著自然的道路，邁向整合，而球就會毫不費力地滾下綿延的山坡。因為整合才是內心的自然狀態。
剛開始時，我本來以為我會需要一步步培養斯圖亞特的同理心，先從接收別人的情緒訊息，然後同理地給予回應，這類基本步驟開始。在他能描繪出別人的第七感地圖之前，他必須先學會開放地與別人的情緒狀態產生共鳴，以及進入自己內心的類似狀態。但是我後來回顧時，發現我們之前已經努力做好這些基礎工程了。專注於身體感覺，建立了他的內省能力6；反思與寫日記開啟了他對感覺的認知；而影像練習則強化了他注意非語言經驗的能力。這些同理心的基本元素都是不同的整合形式。一旦我們讓球開始滾動，斯圖亞特美好又急切的心，現在已經有充分準備，去做它天生就註定該做的事，去跟自己和別人建立連結了。
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九個月後，我接到一通雅德安娜的電話。她問我是不是「幫斯圖亞特植入了新的腦袋」。她說她很驚訝斯圖亞特能如此敏銳地察覺她的感受，而他們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快樂。她想跟我分享前一天晚上發生的事。他們在跟一位客人道別時，她站在斯圖亞特身旁，而將一隻手放到他肩上。如果是在過去，他會變得僵硬或避開，但是昨晚他卻說：「哇，這感覺好舒服。」然後他甚至讓她幫他按摩肩膀──這是他們結婚六十二年來第一次。
當我再次見到斯圖亞特時，他提到雅德安娜對他有多重要。他終於明白，他父母的冷酷想必為他帶來很多痛苦，讓他躲到學校課業裡去，之後又躲進他的工作，而失去了自己與他人的連結。當雅德安娜生病時，他只能躲得更遠。但現在他終於察覺，他是因為害怕失去一個愛他如此之久的人，而覺得無法承受。我們在他面對生命的脆弱時，開始進行治療工作，學習如何深刻地在乎，同時又能接受我們其實無法控制自己的人生或關係如何演變。「我知道躲在書本裡比較輕鬆，」斯圖亞特在日記上寫道：「但是愛的感覺就是比逃避的感覺來得好。」
我還沒有問他，斯圖亞特就自己講到雅德安娜碰他肩膀的那一刻。「我想，我只是從來不願意感覺我需要她，這樣比較輕鬆，這麼多年來我都是這樣──不需要任何人。她過去一定都很辛苦……我真的好感激她這麼久以來都陪在我身邊。她說她很喜歡幫我按摩肩膀，雖然我花了三分之二個世紀，才學會說『好』。」至於斯圖亞特，當他告訴我那按摩「感覺真好」時，他眼中的光芒已經訴說了一切。
在我們最後一次晤談結束一年之後，斯圖亞特快過九十四歲大壽時，他寄來了一封短信：「我無法形容我現在過得多開心。生命現在有了全新的意義。謝謝你。」我也要謝謝他教會了我，以及我們所有人，整合性大腦是多麼堅韌而有毅力。
1 參見Siegel, The Developing Mind, 以及Eric Hesse et al., “Unresolved States Regarding Loss and Abuse Can Have ‘Second Generation Effects,’” in Solomon and Siegel, eds., Healing Trauma。
2 有關人格遺傳學的研究，請參見Lawrence A. Pervin and Oliver P. Joh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2001）。其中特別有關的部分，請見Robert Plomin and Avshalom Caspi, “Behavioral Genetics and Personality,” 251-76。
3 有關依附關係與大腦各邊主導的深入討論，請參見Siegel, The Developing Mind。關於右腦與左腦的差異，請參見Eran Zaidel and Marco Iacoboni, eds., The Parallel Bra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the Corpus Callosu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Sally P. Springer and Georg Deutsch, Left Brain, Right Brain: Perspectives from Cognitive Neuroscience（New York: Freeman, 1997）以及Chris McManus, Right Hand, Left H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參見Betty Edwards, 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 （New York: Tarcher/Penguin, 1979）。
5 參見David Creswell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During Affect Labeling,”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9 （2007）: 560-65。
6 參見Orin Devinsky, “Right Cerebral Hemisphere Dominance for a Sense of Corporeal and Emotional Self,” Epilepsy and Behavior 1 （2000）: 6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