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 1916～1988）發展出來的家庭治療成長模式異於其他學派的階級模式（Satir et al., 1991），重視的是人人價值都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其獨特性，可經由自我認可來界定自己的價值，也具備與生俱來的韌力和靈性，並因此展現出宇宙間存在的生命力。薩提爾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感受愛、擁有自我、有表達的自由，在痛苦中做改變，透過冒險創造機會而邁向未知，同時發現新的選擇與資源使自己不斷成長。

這個成長模式的發展與薩提爾的生命歷程息息相關，因為她自幼親近大自然、沉浸在體驗宇宙的生命力中。她出生並成長於美國威斯康辛州（State of Wisconsin）的一座農場，是家中五個孩子的老大。在農場中她觀察到大自然運行的季節變遷、時序交替和生命流轉，因此她熱愛生命，與宇宙生生不息的能量深深連結，並將注意力的重點放在人類的希望與正向結果上。在她五歲時，就已經決定要當一個探究家庭關係的小偵探了（Satir, 1988; Gomori & Adaskin, 2009）。她童年時因為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前一刻還恨得咬牙切齒，下一刻卻又興高采烈地去跳舞，使年幼的她對大人的關係好奇不已，決定將來一定要解開這些來自原生家庭所觀察到的奧祕（Gomori, 2013）。

薩提爾二十歲時拿到教育學士學位，之後當了教師，在教學中即發現與學生的家庭建立關係很重要，藉著深入了解學生的家庭才能真正幫助學生。1948 年她拿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社工碩士學位，在當時心理治療社群仍以精神分析取向和男性為主導的氛圍中，對治療實務的要求是只接見個別來訪者，但她並不認為這是最好的作法。直到 1951 年她會見了第一個全家來做治療的家庭後，不但打破了心理治療只見個人的基本教條，還創建家庭動力和系統會影響一個人生病的洞見（Satir et al., 1991; Banmen, 2008; Gomori, 2013; Satir, 2008）。於是她開始發展家庭系統性介入的方法與理念，認為改善家庭成員間的溝通以帶來整個家庭系統的改變，才能讓個人和家庭由失功能的狀態移動至另一種較為開放、彈性、良好功能的家庭關係（Satir, 2008; Satir et al., 1991），從那時開始，她就不斷邀請家庭成員加入病人的家庭治療過程。

1959 年薩提爾與美國心理治療師唐．傑克森（Don Jackson）等人成立了「心智研究院」（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專門研究病人家庭成員的關係，同年她開始進行家族治療的教學課程。1964 年出版的《聯合家族治療》（Conjoint Family Therapy），即在闡述家庭系統如何影響一個人以及她與家庭工作的理念。後來她往返世界各地，進行工作坊和訓練來宣揚這些理論，致力於促使人們與自己的生命能量連結並成長為完整的個人（more fully human）（Satir, 1988; Banmen, 2002）。1980 年間她將大多數時間用在大團體工作坊，以促進學習者的個人成長和專業進步；1983年她來到台灣，如天降甘霖般為當年求知若渴的學習者撒下了意義深遠的種子。直到過世前她都在倡議世界和平，宣揚「個人內在的和平、伴侶之間的和諧、人群之中的和睦」的（peace within, peace between, and peace among）精神，在這些理念中我們可看到她結合心理學與佛學，並巧妙地將東西方的哲學思維連貫起來（Brothers, 1996）。

薩提爾過世後（1988），她的同事及學生仍不間斷地繼續發展各種薩提爾的工具和理論，在 1991年與約翰．貝曼、珍．歌柏和瑪莉亞．葛莫莉出版了《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The Satir Model-Family Therapy and Beyond）（Satir, Banmen, Gerber, & Gomori, 1991），書中詳細介紹了薩提爾模式的哲學觀、正向的治療目標，以及各種工具和技術。此模式強調人們內在的資源和價值的平等，其特色是系統化思維、重視改變、過程中的體驗性，以及治療師運用自己。當治療師的人性與來訪者的人性在生命能量的層次可以深刻連結時，就會創造來訪者生命的轉化。

2002 年國際性專業期刊《當代家族治療》（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出版專刊介紹薩提爾的貢獻與發展，她被推舉為當今最有影響力的十位心理治療大師之一（Psychotherapy Networker, 2007）。薩提爾的學生暨同事則在這些年中又陸續針對薩提爾模式的應用（Banmen, 2002, 2006）、家庭重塑（Gomori & Adaskin, 2009）、專業技術與歷程（Loeschen, 1998, 2002）、伴侶與親密關係（Loeschen, 2005）、家庭治療（Gomori, 2013）、薩提爾的轉化和系統治療（Banmen, 2008）等方面，進行更多深入的探究。

以上簡單介紹薩提爾模式發展的歷史脈絡，讓我們不會只局限在固有狹隘印象中，而能由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認識薩提爾模式。本章藉助薩提爾及其相關重要文獻，佐以筆者過去三十年的實務經驗來介紹薩提爾模式應用在婚姻伴侶治療的基礎理論，其內涵亦可適用在個別治療、婚姻伴侶治療和家庭治療上。下面將由薩提爾模式的基本信念、五大要素、四大目標、常見的誤解、薩提爾模式治療師的養成五方面來闡明其理論。

基本信念

治療信念是治療師進行治療過程的基石，在此基礎上，治療師秉持著對人性、對世界、對改變、對家庭和對治療的相信，會釋放出因這些相信而衍生的能量，進而影響整個治療歷程和治療關係。薩提爾曾說：

如果我相信人類是神聖的，那麼我看著他們的行為時，就會嘗試讓他們活出自己的神聖性；如果我相信人類是物件、是可以被操弄的，那麼我就會想去操弄他們；如果我相信求助者是受害者時，我就會想去拯救他們。換句話說，在我的信念和行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所以我愈能接觸我自己的信念並承認它們，我就愈能具備使用這些信念的自由。（Satir, 2008, p.221）

由這段話可明瞭，當治療師能意識到自己所相信的為何，並選擇適合他的信念，對於他與來訪者的互動品質、目標設定和治療歷程都會有決定性的影響。

薩提爾認為每個人都是宇宙中的奇蹟，每個人的存在都是神聖的，都是宇宙中生命力的展現，因此她的治療思維是朝著人性本質是良善的、朝向成長的、可以改變的、有力量的、有選擇的、人性化的方向前進；同時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可以連結的、能相互滋養的。懷抱這樣的信念，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即能活出自己的生命力，並感染他的來訪者，在生命能量的層次上彼此相遇。但在探討這些信念時，我們不必照單全收，薩提爾鼓勵大家要選擇適合自己的信念再收下，而非勉強接受那些不適合自己的想法。

薩提爾模式的治療信念（Banmen, 2008; Gomori & Adaskin, 2009; Nerin, 1986）可簡單區分為下列四個範圍。

人的本質

家庭

選擇與改變

治療

以上這些信念貫穿在本書中，是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在進行個別治療或婚姻家庭治療時，用以引導治療歷程朝向正向目標的基礎。來訪者透過治療師堅定信念所散發出來的能量，體會到他和治療師一樣是個完整有力量的個體，不論生活中發生什麼困難，他依然是個有價值的人，也值得被自己和他人所尊重。正因為治療師確信來訪者內在生命力的豐富和珍貴，這份信念將鼓勵來訪者開始帶著希望去相信自己，運用自身的力量幫助自己的生命變得更美好，並且支持伴侶為改善親密關係全力以赴。

五個基本要素

逐步觀察薩提爾的治療過程，再對照分析相關的論述，可歸納出五項極為關鍵性的治療要素（Satir et al., 1991; Gomori & Adaskin, 2009; Banmen, 2002, 2006），反映出薩提爾模式的治療精髓，且在整個治療歷程中都不可或缺。在筆者進行薩提爾模式婚姻伴侶治療專業訓練時，也將這五項要素列為基本的核心能力和訓練內容的基礎，以及做為督導的評估項目（參見附錄 1）。

體驗性

我們觀察薩提爾進行治療工作時，可看到整個治療過程對來訪者來說都是體驗性的，在身體、感受、思想、能量、心靈方面都能經歷治療帶來的影響，同時這種鮮活的體驗發生在會談的當下，即使談話的主題是過去發生的事，治療焦點仍然會帶回到治療此時此刻的現在，讓來訪者能在意識中察覺過去事件對他們的關係所造成的衝擊。

在婚姻伴侶治療的脈絡中，來訪者會闡述在親密關係中曾經發生的事件或衝突、原生家庭在各自童年造成的影響，或伴侶關係形成僵局的發展過程等主訴，治療師則會運用薩提爾模式的工具，例如身體雕塑或冥想等帶領他們身歷其境，並於此時此刻再次親身體驗。治療師常用的技術包括同理、反映、歷程性問句、相互即席對話（參見第 2 章）、一致性表達（參見第 4 章）等，來引導他們使用語言分享，並經由身體覺知或覺察內在感受來達到治療中的體驗性。

薩提爾模式治療師要學習運用這些技術來配合治療歷程的流動——尤其是緊跟著來訪者的身心變化和語言所傳達的訊息，亦步亦趨地跟著來訪者的經驗起承轉合。另一方面，治療師還要在薩提爾模式理念和目標的軸線中主導治療過程，讓來訪者從故事的情節中逐步進入內在體驗的歷程。當治療師能在主導歷程與跟隨歷程兩者間取得平衡時，來訪者將可在這樣的體驗裡更深入地覺察自己的內在世界和外在行為，接下來才能朝著想要的目標做出轉化。

由此可知，運用薩提爾模式工具和技術的目的，在於使夫妻或伴侶能相互探索親密關係中身心靈各方面的狀態，增加他們對自己、對伴侶、對關係的覺察，尤其重要的是當他們能接觸自己內在生命能量和核心自我時，彼此才能在深層的渴望和自我的層面相遇並連結。

系統性

薩提爾模式婚姻家庭治療師在治療中，一直維持著由系統觀的視角，來看個人、看伴侶或家庭。家庭系統意指每位成員間都有著密切的關聯和相互的影響，牽一髮則動全身。家庭是個有組織、有結構的團體，每個部分都會影響其他部分，家庭系統亦是一個大於所有家庭成員總和的整體系統。當治療師能了解系統內成員間的動力關係時，會比只了解單獨個體更能得到清楚的資訊（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11），對此家庭或伴侶的介入歷程才能顧及全面的考量。

然而家庭成員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存在著權力爭鬥、合縱連橫、張力和控制等動力運作，不可否認的，也可能充滿濃烈的親情、愛情、恩情於其中。每個家庭成員似乎都存在著一條或多條的連線牽引著彼此，它們就好像用來傳遞信息和情感的線路，把所有個體從四面八方聯繫起來。因此每個人都受到家庭中其他人的牽動，每個人也都可能成為這些拉力的中心，薩提爾曾形容家庭像許多蚯蚓糾纏在一起的蚯蚓罐（the can of worms）（Satir, 1988）可見一斑。

薩提爾對系統提供的簡單定義為：行動（action）→反應（reaction）→互動（interaction），這一連串重要因素相互作用之後，發展出一個次序而產生連動性的結果。意思是家庭中的每件事都影響其他的每件事，每件事也都交織在一起而產生了某個結果，並且這個結果又反過來交互影響。薩提爾不像一般的精神醫療專業工作者會對案主做出僵化的診斷或分析，而是永遠都會考慮難題背後的系統和個人背景中的家庭，這些系統一直都處在過程的運作中，所以她不使用病理的診斷做分類，而將注意力放在家庭系統的互動模式，並且相信每個時刻家庭系統都在不停地改變（Satir, 2000; Gomori, 2013）。

家庭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它存在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中，並且與外在的大系統相互交流和互動（Nichols, 2010）。家庭是系統中的系統，夫妻或伴侶則是家庭中的小系統，每位伴侶又是夫妻或伴侶各自的個人系統。薩提爾模式治療常常都在這四個系統中工作，即文化社會系統、個人內在系統、伴侶互動系統和原生家庭之跨代系統（Gomori, 2013; Banmen, 2002, 2008），後面三個系統受到社會文化脈絡影響而形成其獨特的樣貌和內涵，因之社會文化的大系統在治療中更不可被忽略。

婚姻伴侶治療常常在來訪者生命的內在系統與關係的互動系統裡來來回回，而這兩個系統又因原生家庭系統的深刻影響加以型塑而成。這三個系統交互作用的結果，又繼續影響這對夫妻的子女，這對夫妻目前形成的核心家庭即成為其子女的原生家庭系統而代代相傳。所以每個系統環環相扣，彼此間如鏈條般相互產生連動效應。這些交織作用的每個系統，都是我們在進行婚姻伴侶治療時，所要考慮和關注的情境層面（Gomori, 2013; Banmen, 2008）如圖1-1所顯示。

　

　

在婚姻伴侶治療中，兩位來訪者在其關係中所呈現的困境是「前景」，即來訪者和治療師所看到的明顯的、突出的難題，也是來訪者在意識中能表明的、被卡住的地方。隱藏在這些卡點背後的，是那些隱而未顯的心理動力和原生家庭的「背景」（Gomori, 2013）。治療師的任務是與來訪者一起深入探索這些背景中的系統，待來訪者更深入、全面地認識自己和伴侶，更加理解兩人之所以成為現在這個獨特個體的緣由後，即能對彼此產生更多的慈悲和接納。

夫妻或伴侶各自有其個人的內在系統，包括情緒、觀點、期待、渴望和生命力，這些部分都以系統化的方式相互交替運作，又直接影響雙方的互動和溝通，產生了他們獨特的雙人互動舞步，並又會產生作用力，影響各自的內在系統，就這樣不斷交織牽動，於內在與外在間相互運作。其中任何一部分、任何系統的變化都影響整個系統或另一個系統的變化，反之亦然；當個人內在系統的能量轉化了，其他系統的能量也會隨之轉化。

這些伴侶互動系統和個人內在系統型塑的根源，往往可以回溯至夫妻或伴侶各自的原生家庭。每個人大部分都由原生家庭來學習「我這個人是誰」、「我是否重要」、「我是否被愛」、「我如何溝通」、「我如何看自己」、「我如何看待他人和世界」、「我如何處理關係中的難題」等；也在成長過程中學到各種價值觀、文化論點、溝通模式、性別內涵、權力與控制，以及與人連結的方式。成年後我們帶著所學到的一切進入社會、人際關係和工作場域（Gomori, 2013）。這些學習塑造了「我」這個人以及我的內在架構，這些內涵也會毫無保留地反映在親密關係中。

當兩個人相遇，他們背後原生家庭的根源就在潛意識中默默主導著彼此的溝通、態度、應對和互動歷程。當我們思考一對伴侶的背景時，若將他們的原生家庭放在一個更大的脈絡中——即社會文化源遠流長、潛移默化的影響時，往往會發現背後這個更為廣泛的情境脈絡也是我們在治療中必須去了解的重要線索。香港大學李維榕等人的研究（Lee et al., 2013）發現，亞洲五個地區中（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不同的文化背景影響人們在親密關係中處理和協商衝突方式的差異。此研究結果對治療師來說是一個重要提醒，即當我們在治療室會見兩位來訪者時，要帶著敏銳的覺知去關注對他們產生影響的文化背景因素。

由於以上這些環環相扣的系統相互交織影響的結果，我們看待家庭系統中夫妻或伴侶的親密關係時，就不能只著重於解決婚姻中的表面問題，而要以宏觀的角度，更加深入和廣泛地去探索他們個人和家庭的多面向、多層次和多元因素的複雜性，而非以線性的因果關係來解讀伴侶關係的動力發展。由於系統的整體性，任何一位成員的行為都會影響整個系統，而該行為也受到其他家庭成員對他的影響，當每位家庭成員能在治療中意識到彼此間這種交互影響的各種效應時，他們往往會發現解決困境的關鍵所在。

後現代主義（Anderson & Gehart, 2007）和女性主義學者（Hare-Mustin, 1978; Brodsky & Hare-Mustin, 1980）對傳統家庭治療的系統觀曾提出評論和質疑，認為許多家庭治療師常以一種專家的姿態，透過結構和策略的操作手法來修正家庭缺陷，而忽略了相關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性別脈絡。這些質疑值得我們警惕，因為治療師並不是高高在上的權威，指導來訪者該怎麼辦；或帶著評斷去論定誰錯得較多、誰病得較重；或僵化地將系統觀套用在每對夫妻或伴侶身上，而未考慮更廣泛的情境影響。雖然有這些批評，不可否認的是，由系統的角度來思考親密關係，可提供治療師豐富的線索，用以理解夫妻伴侶關係，並做為治療中個案概念化的具體依據。

正向性

薩提爾模式並不著重在來訪者的病態和症狀，亦非局限於問題解決，而是朝著來訪者的成長、健康、資源與韌力的方向邁進，使他們從治療中看到自己內在的積極力量、希望感和各種新的可能性。因此薩提爾模式的治療目標會聚焦在發展正向的、來訪者想要達到的目標上（Satir et al., 1991; Gomori, 2013; Banmen, 2002）。這對初學者或其他學派的治療師來說，常是最不易掌握的部分。

家庭中所產生的困境與危機有多重原因，雖然會因此而有傷痛，有時卻也帶來珍貴的禮物，這時候是個重啟溝通途徑的良機，以喚醒家庭成員間彼此深入了解，激發他們一起療癒舊傷，為家庭關係和個人生命尋找新的意義（Walsh, 1998）。這種透過正向觀點探索家庭成員所具備的資源與韌力，來為關係中的挑戰尋找新的因應策略的思維，對習慣將人標籤化的醫療模式家庭治療師是很大的挑戰。

薩提爾婚姻伴侶治療師通常都希望在來訪者原來受限或卡住的僵局中，與他們一起發展多樣性的選擇，並且在安全信任的治療情境中促使他們為自己和親密關係冒險做出改變。因此治療師不會將力氣和時間花在負面的病理診斷和推論，也不會使用標籤化的字眼將人框架在疾病分類中，而是鼓勵來訪者發現自己內在的力量，並運用這些正向能量使自己成長和轉化親密關係。薩提爾強調整個治療過程都要著重在開啟來訪者內在的療癒能量，只有開發這樣的療癒力，治療才可能發生深層次的轉化（Satir, 2008）。

當治療焦點放在健康和正向的可能性上，治療師會與來訪者一起合作，找到他們內在最深的渴望，接觸其生命力；治療師的表現與此態度相互呼應，他可以運用重新界定、欣賞、肯定、同理心等技術來達成此目標。對於長期處在痛苦中的伴侶，則更需要治療師懷抱正向的態度，鼓勵他們由不同的視角來發現關係中的優勢和力量，特別是要讓他們有機會打開心扉，看到彼此是如何從過去的困境和挫敗中走過來、有哪些珍貴美好的時刻、有哪些艱難的轉折、有哪些珍貴的資源，使他們的關係持續到現在。

由於夫妻或伴侶來做治療時，雙方都已累積了長久又深刻的負面情緒，在習慣而熟悉的互動模式中彼此傷害、劍拔弩張，甚至疏離冷漠，此時伴侶兩人常因過去的負向經驗塑造了許多對對方的負面看法和成見。薩提爾模式治療師會在此時引導他們重新體認彼此在關係中的貢獻和付出，讓當事人將眼光從聚焦於對方的缺點或不足之處轉移至其他較持平或正向的觀點，或讓他們重新經驗對彼此的愛、當年的浪漫、感謝與欣賞、了解與接納，從中發展出新的正向體驗與思維。這能使夫妻或伴侶不會一直陷在死胡同中往下沉溺，而是在治療歷程中看到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要達到此目標，治療師內在需要先具備強而有力的信念來支撐，同時最好他自己也有機會體驗個人生命或親密關係中，曾因困頓產生力量、因痛苦找到出路的真實歷程，才能身體力行，示範每個人生命中都具備的正能量。

改變性

薩提爾認為這個世界無時無刻不在改變，我們的前一刻和後一刻就有不同，所以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真理就是我們一直在改變（Satir, 1996）。她相信每個改變都會創造一個難題，也會提供一個解決辦法；每個改變都可能是個危機，每個危機也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改變總是帶領我們進入未知和不確定中，所以要歡迎它到來，但同時也要冒險進入它的未知之中（Satir, 2000）。

治療就是一個帶領來訪者進入未知的歷程，多數人都寧願處在不舒服但熟悉的狀態中，也不想做出改變進入這種未知且較不舒適的狀態中（Satir et al., 1991）。然而無論來訪者是否願意改變，主權都在他們的手中，治療師帶著對改變的開放態度來引導來訪者，讓他們看到在親密關係中想要改變的部分，並給予來訪者充分的機會去體驗這些改變的歷程。

在整個薩提爾模式治療過程中，都是朝著來訪者積極改變的目標邁進，來訪者所要改變的內涵，則視其想要的生命有何不同而定。所以治療首次會談，就訂出以來訪者為自己的人生目標負責、為自己想要的全力以赴、為自己做出改變的基調，這也是在會談一開始時，治療師就需與夫妻或伴侶訂出的治療合約。治療師如同一種催化機制，協助雙方看清前面的方向，排除關係中的阻礙，並運用來訪者自己或關係中的資源和力量來達到改變。

薩提爾相信所有的問題家庭都能變得和諧，因為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來自後天的學習，而每個人都可以重新學習，改變舊有的模式並加上新的行為（Satir, 1988）。當伴侶或夫妻來做治療時，是帶著他們的難題困在僵局中，此時治療師可創造一個安全的氛圍，使他們願意冒險打開心門，重新接納彼此，逐漸改變自己，以發展更為和諧和滋養的親密關係。薩提爾建議要實現這個目標的具體步驟為（Satir, 1988, p.18）：

　

在這個改變過程中，伴侶需要看到自己在關係出問題時，各自參與的部分，並為之承擔責任，繼之做出適當的調整，才能使伴侶關係產生實質上的轉化。治療師會運用歷程式問句，引導來訪者探索個人內在系統的每個層次，同時兼顧夫妻或伴侶互動循環的調整，使其中一個系統的改變產生另一系統之改變。這些改變不只發生在治療室中，還需要來訪者在日常生活中持續執行下去，使得治療效果發生的責任是由來訪者而非治療師來承擔。

此外，薩提爾還發展出一些重要工具和技術來提供適合的情境，以促進伴侶們做出改變，包括隱喻、雕塑、冥想、幽默、天氣報告、互動要素和面貌舞會等，這些工具將在後面幾章說明。

治療師運用自我

薩提爾模式的獨到之處在於致力使來訪者接觸內在的生命能量，取用自己豐富的資源，來達到靈性和自我層次的轉化。在婚姻伴侶治療中則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讓來訪者學習在彼此之間，由一方的真實自我與另一方的真實自我產生連結，使他們的生命力在關係中都能得到豐富的滋養。

然而這並不是一蹴可幾的速成班，而是需要治療師運用自己做為改變的媒介，透過治療師居中做為橋樑，使他們能開始對話，清晰看見彼此的真實面貌。在薩提爾模式中，治療師運用自我提供信任、安全感、關心、接納、希望、真誠、一致性和慈悲心，才能在合作的治療關係中促成轉化和改變（Satir, Stachowiak and Taschman, 1990; Satir, 2008; Gomori, 2015）。

薩提爾非常重視治療師的養成訓練，她曾說：

運用自我是治療師一項可敬的任務，他需要持續發展自己的人性面和成熟度。我們處理的是人們的生命，學習做治療師與學習做水電工不同，水電工通常靠的是技術就能完成工作，不必去愛水管才能修好它；然而治療師所需具備的條件就更多元了，即使他學習了所有家族治療的技術、哲學觀或學派，在與人工作的過程中，仍舊必須透過我們身而為人的管道才能進行。（Satir & Baldwin 1983, p.227）。

薩提爾在論述中也常提到她無法教導技巧，而是訓練學生們用一些方法有效地運用自己。因此在她的訓練過程中，把治療師的個人發展列為最關鍵的訓練重點：「在我們的模式中，會假設治療師這個人是引發改變最重要的工具。」（Bandler, Grinder and Satir, 1976, p.2）。因此她教導治療師對自己有更多覺察，將技術用在合宜的時刻，最關鍵的是要在信任和安全的情境中運用，才能收到最大效果（Satir, 1983, 2000, 2008; Gomori, 2009, 2013）。同時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在治療歷程中所提供的所有方法和觀點，必須是他自己信服、自己在實踐、也能為來訪者示範榜樣的，因為任何模式的治療，都是來訪者與治療師共同建構的一種能量場域，在其中兩者的能量會相互交流和影響。

當治療師運用自己內在的慈悲和接納，使得來訪者願意看見和解除其個人在關係中的保護機制，脫下防衛盔甲，才能與伴侶重建關係中的平衡與對話橋樑，從過程中找回自我、重新與自己和伴侶的生命力連結。除了薩提爾外，近年來亦有其他學派，如家庭治療大師米紐慶（Minuchin et al., 1996, 2014）、後現代主義治療師（Anderson, 1997）都強調運用自我的重要意義，主張治療師自己就是最好的轉化媒介，而非將治療重點只放在技術操作上。

薩提爾強調（Satir, 2008），只有來訪者內在的療癒能量被開啟，改變才會發生，而開啟此療癒能量的途徑是透過治療師能運用自己。薩提爾非常強調治療師運用身體、皮膚、觸碰、眼神和自己所有的感官來接觸來訪者，並經由這些能量的流動與他們深刻連結（Satir, 1983, 2000, 2008）。她認為除非治療師能整合自己，真正體驗到自己的完整性，所送出去的能量才能傳達出這些重要的訊息，也才能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來訪者。這不是花招也不是策略，而是生命之間彼此來回流動的能量，薩提爾認為在人與人之間處於能量連結的狀態中，才能真實地接觸另一個人（Satir, 1983）。

薩提爾在家庭治療「岩石與花兒」（Satir, 1983）中，示範了一段很美的運用自我的過程，她讓兩個曾經受虐的年幼孩童把小手輕柔地放在她的臉上，再鼓勵他們對自己的父母做一樣的事，讓他們透過肢體接觸學習溫柔的觸碰。這種愛和溫暖的身體接觸，傳達了任何語言都無法傳達的內涵。

當治療師要帶領來訪者進入靈性的生命能量時，治療師本人的一致性是最不可或缺的要件，即治療師內在是安詳自在、踏實和諧的，並由內往外散發出他獨特的仁慈、愛心、接納、希望、真誠、實在，使得來訪者能在這樣的能量中，感受到安全和信任，並因此願意開放自己。薩提爾說：「當我能接觸我自己、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和我所聽到看到的，我就是在朝向成為一個更加整合的人在成長。我愈一致、愈完整，就愈有能力與另一個人接觸。」（Satir, 2008）。在薩提爾模式治療過程中，治療師藉助自己這個人去啟動案主內在的療癒能量，這份珍貴的能量，是治療師內在最深的自我與來訪者內在最深的自我相遇的那一刻產生的。當這個美妙的經驗發生時，就創造了一種脆弱的情境，帶給來訪者對改變的開放和意願，而療癒的能量於焉展開（Satir, 2008），這是一種發生在靈性層面的治療歷程，也是治療師運用自我最美麗的時刻。

四大目標

每個治療學派都有其特定的治療目標，做為治療過程前進的方向。薩提爾模式的四大目標，不但可適用於團體治療、個別治療、家庭與伴侶治療，對於個人追尋生命成長或運用在自己的家庭關係中，都極為合適。在每次會談中，來訪者與治療師可能會根據當時的狀況訂出當次會談特定的目標，但依舊不會超出這四大目標的範圍。因此這四大目標彷彿一把大傘，籠罩著整個治療歷程，其他衍生的次要目標也都居於其下，而不與之相違背。當個人或家庭朝向這四大目標有意識地邁進和成長，就會發現生命可以無限美好、關係可以蘊含希望、在困境中仍然有力量。

提升彼此的自我價值

自我價值是一種對自己所形成的概念、態度、感受或圖像，並經由行為表現出來（Satir, 1988）。它也是一個人對自己存在的價值判斷、信念或知覺，同時與一個人生命能量的體驗息息相關。薩提爾相信自我價值是生命能量的泉源，且無關乎這個人的社經背景、成就高低和職業好壞，她認為自我價值感對每個人的內在感受和外在關係來說都是重要的因素。因為我們對自己的認識、評價與感知，會決定我們能否有效運用內在力量來應對生命中的挑戰。

一個高自我價值感的人，會展現其統整、誠實、責任、慈悲、愛和能力；他會帶著關愛、尊嚴、開放來善待自己和他人，並且願意冒險嘗試新行動。因為每個人的存在都是獨一無二的，生命的本質也是有價值的，所以我們不需要他人的認可即能珍視和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Satir et al., 1991）。

在治療中，當兩位伴侶開始學習重視自己、關愛自己時，就會源源不絕地湧現內在力量，並在關係中活得更真實、更堅強、更尊貴、更有愛人的能力，在此同時兩人也才能學會關愛對方、重視對方和滋潤對方。治療師需協助夫妻或伴侶在治療過程中願意真正接受彼此背景、成長、個性、需要、感受等的差異，當他們再也不想掌控對方或改變對方時，才可能真心接納對方且欣賞對方的獨特性，一起並肩成長、相互提升自我價值感，在信任和尊重的親密關係中做自己，並同享高自我價值感的平安和喜悅。下面這段文字是薩提爾對高自我價值的闡釋，無論放在個人生命或伴侶關係的脈絡中都極為適用。

自我價值宣言

我是我自己。

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完全像我。有些人某部分像我，但沒有一個人完全像我。因此，我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實的我自己，因為是我自己選擇的。

我擁有我的一切：我的身體，和它所做的事情；我的心智，和它所想所思；我的眼睛，和它所看到的影像；我的感受，不論是憤怒、喜悅、挫折、愛、失望、興奮；我的嘴，和它所說的話，不論是禮貌、甜蜜或粗魯的，正確或不正確的；我的聲音，不論是大聲或小聲；和我所有的行動，不管是對別人或對自己。

我擁有我的幻想、夢想、希望和害怕。

我擁有我所有的勝利和成功，也擁有所有的失敗和錯誤。

因為我擁有全部的我，因此我能對自己更認識、更親近，也因此，我能愛自己並友善地對待我的每一部分。於是，我就能為自己的最大利益全力以赴。我知道某些關於我的部分使我困惑，有些我做的事自己也不了解，但是只要我能友善地、充滿愛地對待自己，我就會充滿勇氣和希望去尋求方法來解決困惑，並找到途徑更加發現自己。

任何時刻，無論我所看到、聽到、所說、所做、所想或所感覺的，那都是我。是真實的我，也代表那時刻的我。

當我回顧過去所看到、聽到、所說、所做、所想或所感覺的，有些可能並不合時宜。我能去除那些不合適我的，並且再創造新的部分來補足。我能看、聽、感覺、思考、說和做。我有方法使自己生存、親近別人、有生產力、能為自己由外在的人事物找到意義和次序。

我擁有我自己，因此我能主導自己。

我是我自己，而且我是好的。

　

為自己和關係做選擇

薩提爾認為每個生命的存在都是有選擇的，在任何困境中，我們至少都可以找到三個可行性，並激發內在力量為自己做選擇。治療師自己首先要能如此實踐，才能協助來訪者為自己思考所有能做的選擇，然後去覺察每個選擇所帶來的利弊得失和接下來所需付出的代價。

當人們感覺到痛苦和不舒服時，就是改變自己最好的契機，也是需要積極做出選擇的時刻。我們可以帶著興奮、開放、好奇和愛去面對改變，去發現新的可能性和內在資源，並且冒險走向未知。在親密關係中，當兩個人體驗到掙扎或痛苦時，很容易自動化地怪罪對方使自己受苦，這會導致自己成為受害者而陷入更大的糾結和痛苦中。此時治療師可以鼓勵來訪者勇敢地面對自己當下各種行動的可能性，為自己積極正向地做出改變，就會經驗到做選擇之後所創造的新局面。

在任何一個關係中，我們都要不斷地做選擇。在婚姻伴侶治療中，最根本的選擇是治療師要確認來訪者是否願意承諾在此關係中和伴侶一起共同努力。如果他們決定繼續做夫妻或伴侶，這個承諾對雙方來說，即意味著我之於你、你之於我是同在一條船上，要建立一個屬於我們的關係，所以我會考慮你、你也會考慮我，我們可以相互靠近，亦可各自獨立，然而當下最重要的目標在於創造使我們都滿意的關係。倘若夫妻或伴侶的治療目標不是維繫彼此的關係，雙方對未來人生計劃已有歧見、兩人間已失去關聯、或已不再相愛時，治療師更需要陪伴他們在矛盾或差異中，找出各自在此情境中最適合的選擇。

許多伴侶和夫妻在關係發展的歷程中，隨時都需依照當下的情境來調整自己做出改變，而這些改變都是人生必須面對的選擇。當我們能主動為自己和關係做選擇時，便能積極掌管自己生命和關係的主權，才不會被動地留在受害者的位置中。來訪者在婚姻伴侶治療中，常常要面對的選擇為：

  1. 夫妻或伴侶為彼此的關係努力做改變：包括停止對自己和對方的攻擊與傷害、為自己或對方設立界限、真實表達內在感受與渴望、冒險給予和接受愛、真誠欣賞自己與對方、為彼此療癒受傷、處理衝突和差異等。
  2. 維持原狀不做改變，不前進也不後退：這種現象在夫妻伴侶治療中很常見，有時他們會為了某些特定原因既不能走近對方又無法分離，最常見的理由是為了孩子勉強在一起，兩人卻無法好好相處。即使如此，來訪者需要看見不做選擇其實也是一種選擇。新手治療師常會因為伴侶們不做改變，急於想幫助他們而比他們更賣力，來訪者卻仍然處於原狀。如果夫妻或伴侶並無意願做出改變，治療師可以協助他們覺察不改變的利弊得失及其背後真正的原因，並將兩人關係的責任仍然留給他們。
  3. 當兩位伴侶對親密關係不抱任何希望，勇敢做出結束關係的選擇：不論對伴侶或治療師來說，這個選擇都是極為艱難的，在此過程中會帶來很大的痛苦或掙扎。薩提爾認為，在一段關係中，若是沒有機會改善、沒有願景、也看不到任何改變的可能性時，結束關係可以是一個選項，我們可以允許自己離開一段關係而不必有所愧疚（Satir, 1988）。

為自己和關係負責任

每個人出生後都要依靠父母或照顧者的養育而逐漸成長，所以很多事都由大人來替孩子做決定。隨著年齡增長，每個人會慢慢開始學習照顧自己和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於是在長大成人之後，我們就在心理上脫離父母，成為獨立自主的成年人。薩提爾將一個人成長的生命週期比喻為園丁栽種花木的過程：開始種植、等待發芽、枝幹長出後結出花苞，最後終將開花結果。

在人生的發展歷程中，每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成長任務、責任和權利（Satir, 1988）。薩提爾認為對大多數人來說，在進入法定成年的那一天，我們與父母或照顧者的關係，就在依賴和責任之間產生極大的變化。成年人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無法再像小時候一樣依賴父母主宰他的人生。我們的感受也是自我負責的一部分，因為感受是屬於我們的，我們能主宰自己的感受，並且透過感受經歷生命的豐富和喜悅。在薩提爾模式中，讓來訪者學習為自己的這些部分負責，是治療目標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成年之後，在親密關係中我們不只要為自己負責，還要為此關係負責。因為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自己、對方和親密關係，所以在關係中對待自己和對方的方式就會產生某些特定的結果。俗話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怎麼收穫就要先怎麼栽」，放在親密關係的脈絡中很容易能讓來訪者理解，如果伴侶雙方想要有良好的親密關係，就需要他們一輩子用心經營；如同栽種一棵樹或一株花，如果栽種者不悉心呵護付出努力，植物很難得到健康美麗的成長。當夫妻或伴侶選擇想讓關係更好而前來治療時，治療師就要讓他們開始意識到，他們想要的關係是需要兩人全力以赴的。當他們願意為此負責任時，即意味著他們不再一味地責怪對方，而能反躬自省，看見自己這一方必須改善和調整的部分，這樣才能共同合作，創造兩人都想要的親密關係。

伴侶雙方都要各盡本分才能擁有持久美好的關係，只有單方面的投入和努力通常是行不通的，而且長期下來，較投入的一方容易因為未收到另一方相對的回應而感覺疲乏、孤單、憤怒，最後因絕望而想放棄。薩提爾認為夫妻是一個團隊，同時各自也是獨立個體，藉著雙方皆願意為關係承擔責任，一起合作成為建造家庭的建築師，才能預防兩人關係的惡化並創造幸福健康的家庭（Satir, 1988）。

在健康的家庭中，每個人可以自在表達真實感受而不用害怕被懲罰，每個人都會被尊重、相互欣賞、彼此聆聽和分享，因此也都具備高自我價值感；他不用擔心自己會犯錯，他可以與別人不同，也可以在犯錯和差異中學習。薩提爾模式的這些理念在近代的實證研究中已得到支持，高特曼等人（Gottman & Gottman, 2006）指出，夫妻要建立健康幸福婚姻的最佳行動如下，這些行動也是每對夫妻或伴侶為了維繫彼此關係所要承擔的責任：

促進與自己和相互間的一致性

一致性是一個人存在的狀態，內在處於穩定踏實的能量中，外在則展現出通暢清晰的溝通和人際關係的品質。選擇一致性意味著在關係中尊重自己、選擇做自己，讓自己來定義個人的價值，同時允許對方也可以如此，這樣雙方在關係中都可以保有完整的自我，並帶著關懷、正直、誠實、創造力和對情境的覺察相互連結（Satir, 1988）。

當一個人重視自己和處於高自我價值感時，即能欣賞自己的獨特性、真實接觸內在的感受、能接納自我和人性的共通性；在肯定自己存在的同時，亦能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伴侶，因而與自己和他人達到一致性。此時他不需要用自動化即時反應（reaction）（參見第 4 章）來防衛自己或反擊回去，而是能夠真實清晰地表達內在經驗，讓彼此安全自在地在關係中做自己。

在親密關係中，當雙方都願意以一致性交流時，意味著他們身心靈各方面的訊息都表達出同一種意涵。語言中的意思和身體的姿勢、表情、語氣、音調也都相互吻合，這樣可以創造人際關係中的相互理解、連結、自由和真誠。由於在一致性關係中雙方不會感覺到自我價值感受到威脅，所以不需要用討好、指責、超理智和打岔來保護自己；即使在緊張或衝突中，他們仍然可以用一致性的回應來緩解對立、打破僵局，建立溝通的橋樑。

在我們的重要關係中，如果想要有一致性的關係，首先要先對自己真實一致，回歸真我做自己；願意接受自己不完美卻仍能重視自己、愛自己，並同樣給予對方這樣的權利。此外，雙方都願意選擇真誠與對方分享自己的脆弱、感受和需要，不會害怕因此受傷害或被懲罰。一致性的關係不需用愧疚感來維繫、不玩心理遊戲、不用爭辯對錯、不是交易算計、不是掌控索求、也不是權力爭奪，而是相互信任、真心承諾、彼此尊重、分享脆弱、冒險與成長、給予和接受、支持與滋潤、開放與成長的關係（Gomori, 2003, 2006, 2007, 2009, 2014）。

每個人都希望在與他人的重要關係中感到溫暖、安全、被尊重，尤其是在親密關係中，更希望所愛的人也能這麼做。由於親密關係中的伴侶常是我們一生中除了父母以外，最熟悉、最靠近，也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以致伴侶的一言一行常對自己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能聽到一句好話、看到一個帶著愛意的動作，就能使內在產生溫暖的化學變化。

然而在親密關係中，當我們感覺疲倦、生氣、壓力大時，就容易使用無禮、粗魯，甚至傷害、攻擊的方式與所愛的人應對。許多夫妻在結婚多年後就不再輕聲細語、好好說話，而是出口傷人、指責攻擊，造成雙方傷痕累累，處在痛苦的深淵中。這時候他們來到治療師這裡，滿心期待能排除關係中的障礙，重新找回失去已久的親密與和諧。治療師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示範和引導他們在親密關係中勇敢冒險去一致性地表達自己，並且專注清楚地聆聽對方。

這個治療目標的重要性已在高特曼（Gottman, 1999）的研究中得到支持，高特曼在諸多論述和研究中指出，親密關係的最大殺手是：批評挑剔、防衛抱怨、否定輕視、逃避退縮，他也藉由觀察這四項特點來預測夫妻未來是否會離婚。這四大殺手即為薩提爾當年在上千個家庭中，所觀察到不一致應對的極致表現。高特曼發現夫妻間大部分爭吵都無法解決，但幸福的婚姻中夫妻之間會減少這四大殺手的出現，而較多使用正向、清楚、尊重的互動方式來相處。

伴侶間的衝突和差異在關係中是可預期且無法避免的，大多數夫妻或伴侶都以為衝突是造成婚姻危機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盡量避免衝突，也不去處理造成衝突的原因。然而過去數十年研究已告訴我們，親密關係能否有良好的品質，彼此的差異和衝突往往不是重點，而是雙方能否用有效的方法來解決它們（Gottman, 1999; Gottman and Gottman, 2006）。因此在薩提爾的論述和近代研究中都可看到，夫妻或伴侶若要能調和彼此的差異和衝突、兩人間擁有深刻的連結和滋養、雙方都感受到愛和安全，那麼一致性的溝通是不可或缺的元素。這裡指的一致性溝通包含：尊重彼此的差異，分享內在真正的感受，表達自己的渴望，說出心中的顧慮和脆弱，並且在伴侶面前做真實的自己。

有關薩提爾模式的三項誤解

在筆者學習薩提爾模式的三十年中，聽到許多專業助人工作者對此模式的評論，大家都站在自己所理解的觀點上表達看法，有些與現階段我們這些學習者所認識、所實踐的薩提爾模式有很大出入。這些誤解和迷思，容我在此一一說明，就教各位家庭治療先進。

誤解1：薩提爾是靠個人魅力而成功，別人是學不來的

許多人認定薩提爾的成功源於她個人的溫暖、親切和獨特的魅力，她的治療工作彷彿是她個人的魔法創造出來的奇蹟，普通人是學不來的。神經語言程序學（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簡稱 NLP）大師班德勒曾認為不太可能有人能習得薩提爾所做出的那些成效，也許大家可以模仿她的聲調或用語，但很難學到她的技術和歷程（Bandler, 1991）。的確，當我們從薩提爾當年所留下的書籍或錄影帶中，看到她行雲流水般的治療歷程，似乎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技術，家庭就自動轉化了，而後進如我輩好像怎麼努力效法模仿也只能學到皮毛。

雖然多數人都認為薩提爾的治療歷程是學不來的，但其實薩提爾曾強調：「我們每個人可以是緩慢的學習者，但我們也都是可造之才。」（Bandler, 1991, p.xiii）她相信每個人身上都有魔力，也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魔力。她的學生兼同事瑪莉亞．葛莫利（Gomori, 2015）發現她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神奇魔力時，就相信薩提爾說的是真話。因此葛莫利也在後續教學中不斷鼓勵我們，不用模仿她或任何人，而是為自己找到個人獨特的魔力。

葛莫利（Gomori, 2015）認為薩提爾的魔力展現在與人的接觸和連結中，因為薩提爾深信每個人都是生命的奇蹟，各自展現出神聖的生命力，不論一個人的外在行為多麼負面，她都能從中發現正向意涵。由於她能在人們身上發現力量、資源和可能性，而非病理或問題，所以當人們感受到她的深刻重視與尊重時，即會發自內心願意重視自己而產生力量和希望感，甚至做出改變。

治療師能用正向的態度與來訪者相遇，自由運用自己所具有的真誠、直覺和創造力等資源，讓來訪者在治療過程中體驗到自己是珍貴且有價值的，並一起發現生命中新的可能性時，自然會創造出治療歷程的魔力。每一位薩提爾模式的實踐者，都可以有其獨特的理解和運作方式，透過各種形形色色的角度來表達此模式的個人特色是非常有價值的。因此現在我們能夠累積各種不同的詮釋，衍生出各種豐富的歷程，使得此學派可以海納百川、益加枝繁葉茂，每位薩提爾模式治療師也都各自發展自己獨特的風采，而不再僵固呆板地依循薩提爾的「正確」作法。

誤解2：薩提爾模式缺乏清楚架構的理論和技術

許多治療師在評論薩提爾模式時並未深入理解其理論精髓，即認定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只靠個人魅力、創造力和直覺，天馬行空地做治療，臨床上缺乏條理分明的理論架構（Nichols, 2010, Goldenberg and Goldenberg, 2011）。

其實薩提爾的治療理念源於人本心理學，將當事人中心治療、完形治療、心理劇、經驗性團體歷程和家庭系統理論等技術融合而成（Bitter & Corey, 2001; 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11; Loeschen, 1991; Satir et al., 1991; Gomori & Adaskin, 2009; Brubacher, 2006）。薩提爾的同事及學生在她過世後約三十年間，陸續在世界各地推動薩提爾模式，相關理論和技術的討論也愈來愈能讓後進學習者一窺薩提爾治療藝術的奧妙。

薩提爾在出版經典之作《聯合家族治療》（Satir, 1983）、《新家庭如何塑造人》之後（Satir, 1988），又與貝曼、葛莫利和珍．歌柏（Jane Gerber）共同撰寫了《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Satir, Banmen, Gerber and Gomori, 1991）。其他如《薩提爾治療實務》（Satir and Baldwin, 1983）、《訓練者的訓練》（Duhl et al., 1994）、《跟薩提爾學溝通》（Satir et al., 1989）、《心靈的淬鍊：薩提爾家庭重塑的藝術》（Gomori & Adaskin, 2009）、《大象在屋裡》、《越過河與你相遇》（Gomori, 2013）、《薩提爾轉化式系統治療》（Banmen, 2008）、《薩提爾成長模式的應用》（Banmen, 2006）、《薩提爾歷程》（Loeschen, 2002）、《薩提爾技巧訓練》（Loeschen, 1998）等諸多著作，提供了系統性的架構讓薩提爾模式的學習者來理解這門學問。

當我們仔細揣摩薩提爾及其學生、同事，現在也是訓練導師的瑪莉亞．葛莫利和約翰．貝曼等的教學，可以發現薩提爾模式有其完整且多重層次的理論架構。這個理論架構因為闡述的是一個人生命發展歷程的神聖性、複雜性、多樣性，因而在治療中所發生的經驗和過程無法使用簡化單一的概念來描述。

每位薩提爾模式的論述者，都針對薩提爾某些重要理論或工具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但對多數治療師來說，若沒有機會深入了解、長期耕耘，就只能霧裡看花或瞎子摸象而無法理解其精髓。由於這個學習過程並無捷徑，可能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浸泡其間，不斷透過實務演練和督導，才能逐漸領略和掌握其真諦。培養一位薩提爾模式治療師，起碼要投入八到十年的時間，對許多人來說，這是極大的投資和挑戰，若無深厚的決心和承諾則無法達成。

從薩提爾的語音文字檔案、相關論述和幾位老師的教學訓練中，我們逐漸發現薩提爾的工作歷程有其縝密複雜的脈絡可依循，甚至有很多獨特的技術和次第在其中（Bandler, 1991）。但多數人卻寧願相信薩提爾模式是空泛抽象又沒有清晰理論架構的學派，形成這個刻板印象的主因是薩提爾常說她的工作是「極度直覺性的」（highly intuitively）（Andreas, 1991），殊不知這樣的直覺性背後，其實蘊含她廣大的臨床經驗和多元的理論背景做支撐。

薩提爾當年在宣揚她的理念和教導此模式時，大部分是透過經驗性工作坊來傳遞授課，她不強調治療技術的訓練，以免治療師只會制式地運用技巧而失去身而為人的核心價值。在她的工作坊中，所有學習者可深入跟隨歷程，將自己投入其中去體驗學習和成長。這種心傳心、由體驗中學習的形式，仍被大多數的薩提爾模式專業訓練沿用至今，這對很多習慣用頭腦來理性分析治療理論，而無法進入個人內在經驗的專業助人工作者來說，的確是難度極高的挑戰。

誤解3：薩提爾模式只著重溝通和感受層面

關於薩提爾模式的論述，尤其在家族治療的教科書中，大多聚焦於她早年關於溝通姿態和感受的論述，以致一般專業助人工作者對此模式理論的理解只局限在這些片面和表層的觀點上。事實上，薩提爾模式早已超越這些淺層的理念，並且提供了一個全人整體和全相觀（holistic）的藍圖（McLendon, 2006），甚至放眼在靈性與世界和平的層次上了（Satir, 1988; Satir et al., 1991）。

薩提爾發展溝通理論時，有其重要的發展脈絡，而非只局限於溝通與感受。她認為一個人若想與他人建立親密或開放的關係，一致性是重要的基礎，而她發展人際關係和家庭關係中溝通歷程的一致性時，有三個演進階段（Satir et al., 1991）：

1950年代：「一致性」是指一個人能覺察、承認和接納感受，並且能真實直接地表達出來，在語言和非語言之間並無矛盾存在。

1960年代：「一致性」被視為個人內在的一種完整性，他能意識到自我且接納自我的高自我價值狀態。

1980年代：薩提爾開始更清楚指出「一致性」的第三種層次是接觸靈性，與宇宙間的生命力連結而創造人類成長的自然現象。

由以上薩提爾「一致性」的發展過程即可看到，這個模式不是只著重在表層的溝通行為。對她來說，溝通為人們所有經驗的總和，不但與其過去的生命和原生家庭背景息息相關，同時反映出個人內在自我價值感的高低。一致性是薩提爾模式治療至關重要的目標之一，也是婚姻家庭治療評估和介入的重要環節。我們可以透過與自己的一致性、在重要關係中選擇與他人一致性溝通，讓我們有機會與伴侶建立親密與開放的關係，進一步與自己和他人在生命力和靈性的層次深刻連結。

進行薩提爾模式婚姻伴侶治療時，經常由兩人的溝通模式進入各自內在的感受、觀點、期待、渴望和自我的每個面向，來協助夫妻或伴侶用新的眼光理解自己和對方。此外，在過程中治療師亦會具備清楚的藍圖，在個人內在系統、伴侶互動系統和原生家庭系統的每個層面及其相互作用中，不斷來回介入運作。因此，治療師在跟隨治療歷程時，有其發展的次第與方法，而溝通和感受是進入這些複雜的系統工作中最明顯和直接的入口。

薩提爾過世前，曾針對人的神聖性、生命力和靈性提出論述（Satir, 1988），她過世後，相關文本陸續被整理出來（Banmen, 2008; Lee, 2001, 2002）。她晚年關注的焦點已超越個人和家庭，而轉向更大的視野，期望能致力於倡議世界和平，她認為世界是由各個國家民族組成的大家庭，這些國家是由人所組成的，如同家庭也是由人組成。當一個人能從自己做起，給自己足夠的愛、珍視和尊重，願意與人合作而非競爭，能彼此一致性且清晰地溝通，人們就能由個人創造出改變這個世界的漣漪效應（Gomori & Adaskin, 2009; Gomori, 2015）。如果有許多同樣想法的人聚在一起，更大的改變就會發生，而能由個人內在的和諧推展至人際之間的和睦，再擴大至群體中的和平（Satir, 1988）。

薩提爾模式治療師的養成

大部分人觀看薩提爾的工作後會有幾種反應：其一是讚嘆她的神乎其技，認為那是薩提爾個人獨特魅力所創造的奇蹟，一般人無法學成；有些人則學到表象技巧之後就大膽運用，卻未理解其歷程背後的理論根據；有些人則認為薩提爾是異教徒的宗師在行使特異功能，所以不會重視薩提爾在家庭治療界的貢獻和對人們所產生的正面影響（Satir & Baldwin, 1983）。薩提爾謙稱她的工作很多是出於直覺或當場的靈感，但其實這是她長期累積對人們和眾多家庭敏銳觀察和臨床經驗而來的結果。

最關鍵的是她一直強調治療師需先接觸自己內在的生命力，成為統整的人，才能接觸來訪者的生命力並與之連結。這種人與人之間在生命力和靈性上的相遇，是來訪者改變的重要契機。我們透過一直以來與薩提爾的弟子和同事瑪莉亞．葛莫利長期的學習與對話後，後進學習者亦可以幸運地認識薩提爾模式的精華，而能「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在這個治療師與來訪者的靈性之旅中，尤其重要的是，治療師要成為一個高自我價值和統整的人之後，才能有效地運用自己（Satir, 1983; Satir & Baldwin, 1983; Gomori, 2006, 2009, 2013, 2015）。因此薩提爾治療師的養成過程中，強調的是個人統整與專業素養兼具、人性化與專業化並重（ Satir, 2000）。

專業訓練

薩提爾模式沒有結構化、按表操課的教科書，薩提爾或其同僚在做專業訓練時，甚至會避免教授固定的工具性技巧，以免失去自發性和創造力，或因著重技巧而忽略與來訪者人性的接觸。每位治療師都有其獨特性和風格，每位學習者也都可以運用自己的強項和長處來發揮其治療效能，所以在訓練過程中，治療師不只要學習薩提爾模式的所有理論和工具，還要能深入認識自己和原生家庭的影響，並能因此成為一個獨立完整和專業素養兼備的個人。

她常強調治療師需要達到個人成長和自我整合之後才能善用自己（Satir, 1983; Satir et al., 1991; Gomori & Adaskin, 2009, 2013; Satir, 2008; Satir & Baldwin, 1983），因此曾在早期國際阿凡他網絡（Avanta Network）為治療師們提供長達一個月的住宿團體來進行家庭重塑和個人成長的訓練，讓治療師能經由自己的家庭歷史和動力，利用角色扮演和雕塑，深刻體驗其原生家庭的影響。當治療師能意識到自己在原生家庭舊有的學習，並覺察和接納父母的人性時，才能發展完整和獨立的個體，並以成人的觀點重新定義自己（Aponte and Winter, 2000; Gomori & Adaskin, 2009）。

治療師經過這樣的成長過程，才能在婚姻和家庭治療中體會來訪者在親密關係中的掙扎、痛苦和愛，並從人性的角度接納他們；也才能分辨自己的過去如何影響現在，這些又如何影響治療關係。治療師這種成長經驗很重要，他可藉此發現自己有哪些強項和弱點會影響治療歷程和來訪者，並且避免因為個人原生家庭的恩怨情仇勾動了自己的情緒和偏見，而將之投射在來訪者身上。

接受薩提爾模式的訓練後，往往要經過約八到十年時間，才能慢慢發展為有能力勝任專業又具備人性的家庭治療師（參見附錄 2：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培訓架構）。這是一條漫漫長路，薩提爾和包德溫（Satir & Baldwin, 1983）鼓勵治療師將下列的工作態度做為自己專業涵養努力的方向：

薩提爾欣賞不同的專業助人工作者能建設性地運用薩提爾模式，她也尊重他們具備各自的人格特質、風格和技術，所以她鼓勵學生們盡量去嘗試她所提供的概念和方法，但要注意不必勉強接受那些不合適的東西：「去品嘗……、咀嚼後，才將適合自己的吞嚥下去。」（Loeschen, 2002）因此在學習薩提爾技術時，治療師要先確認薩提爾的信念和價值觀是否適合自己，再選擇是否相信且做出承諾，接下來才能完成專業技術的學習與實踐，否則只能學到表層的形式而無法展現此模式的內在精神。

由於薩提爾模式治療師不只是與個別來訪者會談，還需要與其他相關人士或不同的群體一起工作，例如，他在必要情況下需要會見伴侶以外的家庭成員，這些學習是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在養成過程中不可或缺，卻又充滿挑戰和樂趣的必經之路。薩提爾模式的訓練常以三人組、小團體、大團體的方式進行。三人組象徵家庭中原始三角關係，即父母和自己；小團體象徵三人以上的家庭或團體，需要一起面對和處理困難；大團體意指社群，即我們每個人都是社群的一分子，藉由大團體學習社群中的關係，可以讓治療師更能發現和覺察自己和其他多數人的互動（Satir & Baldwin, 1983）。

培養七項特點

薩提爾模式治療師真正難學的在於如何成為一個整合、高自我價值、一致性的個人，同時必須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能和素養（Andreas, 1991; Satir & Baldwin, 1983; Gomori, 2006, 2009, 2013, 2015）。所以薩提爾和包德溫（Satir & Baldwin, 1983）建議治療師在養成的過程中，認真思考是否要選擇薩提爾的哲學觀、人性觀，做為他個人和專業的承諾，將之積極投入實踐在個人生活和專業中，並且努力敦促自己達成下列七項特質（Seven Cs）：

  1. 一致性（Congruence）：對自己真實一致，在生活中也選擇對他人做到一致性；願意在治療中示範一致性，也教導來訪者一致性。
  2. 涵容性（Compatibility）：因來訪者來自不同的階層、族群、職業、性別、文化、政治等背景，與來訪者建立關係時，帶著尊重去接納每個人的差異性和不同的家庭及社經背景，不帶批判和指責，充分允許和接納每個人能成為他自己。
  3. 專業勝任力（Competence）：獲得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在專業上成為有效能的治療師，運用自己的生命經驗融合過去所學，知道自己可勝任和不可勝任的部分，並不斷學習和成長。
  4. 合作力（Cooperation）：有能力與他人一起工作，彼此溝通協調，不是分化和競爭，也不是看輕自己或他人，而能在價值平等的立場合作。
  5. 慈悲心（Compassion）：有同理心和悲天憫人的胸懷，帶著發自內心的關懷，感受他人的感受，真誠傳達對他人的敬重、欣賞和認可，並因而與他人連結。
  6. 覺知力（Consciousness）：覺知與宇宙連結的生命力，覺察自己每部分的感官知覺，同時以此為基礎敏銳觀察來訪者的語言和非語言訊息。
  7. 社群化（Community）：能意識到每個人都是人類的一分子，也是群體的一部分，能參與在團體中，共同學習和成長。

薩提爾治療師的角色

薩提爾模式的治療是一個教育的歷程（Gomori, 2013; Satir, 1976），治療師在婚姻伴侶治療中的角色也是多元化的，他可以是教育者、示範者、催化者、聆聽者、陪伴者、翻譯者、情緒涵容者、和連結者等。

治療師需具備專業知識和技術，但不是全能的專家知道所有的答案，他是溫暖的同行者，可以摘下專業光環的帽子，表現出與來訪者共同擁有的人性面，陪伴他一起冒險，分享當下對不清楚的狀況的疑惑，信任內在的判斷和直覺，並且隨時與來訪者澄清和確認。

治療師可以在自己的專業知能和覺察個人內在之間，達到微妙細緻的平衡，既能安住於自己的內在，又能發揮專業判斷做最好的介入，透過穩定自如地貼近治療歷程，並掌握治療過程的主導權，彷彿是機場塔台的航管員，協調掌管飛機的順利起降。他以來訪者的需要為依歸，在適當時機使用適切的工具協助他們達成治療目標，並且藉由運用自己，分享他所思、所見、所聞、所感，使這些回饋拓展夫妻或伴侶的思維，並成為來訪者一致性溝通的範本。

治療師接納自己和來訪者身而為人會有的情緒，並能適時、真誠地表達出來，他這種對自己和對來訪者情緒的涵容，能創造出更多尊重接納的空間，使來訪者因此學到如何不加批判地去接納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另一方面，治療師因為內在的穩定和諧，而能夠與來訪者安處在不確定和模糊的狀態中，不會因此失去專業判斷和效能；提供夫妻或伴侶一個安全信任的氛圍，讓他們更有力量承受關係中的不確定和未知，成為包含彼此情緒的容器，進而產生更大力量冒險去做改變。

薩提爾的貢獻不僅限於婚姻家族治療，此學派現在亦應用在各種場域，舉凡企業組織、學校教育、親職教育、司法系統、創傷療癒、個人成長等，各種文化族群的學習者都能從中受益（Banmen, 2006, 2008）。此外，薩提爾模式與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正念觀照取向（mindfulness-based approaches）（Lewis & Banmen, 2008; Loeschen, 2015）和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多所相容，並與佛教經論和中國哲學也有相通之處（Englander-Golden, 2006; Lewis & Banmen, 2008; Brothers, 1996）。以上這些豐富多元的內涵，是包羅萬象又平易近人的，所有專業或非專業的實踐者，都可以將自己過去的人生智慧和經驗所學融合進來，在各種情境脈絡中做最大效益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