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或伴侶走進治療室之前，往往已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痛苦、爭執、冷漠、衝突之中。對他們來說，願意接受陌生人（即治療師）進入他們的關係是個極大的冒險，雙方都要有很大的決心，承認「我們已經無法解決問題，需要尋求外界的協助來處理困境」。這個行動背後蘊含著來訪者無比的勇氣、冒險、智慧、愛心和堅定等力量，值得治療師欣賞和尊重並懷著敬意和謙遜的態度與他們會面。

夫妻或伴侶帶來的難題通常都是與子女教養、金錢、工作、生活方式、家事、性、婆媳相處、疾病、習慣、外遇、創傷等外在事件相關的多重壓力所導致的關係失調（Banmen, 2012），使彼此無法順利溝通，逐漸形成慢性又重複循環的負面互動模式。最常見的是伴侶之間處於「追與逃」、相互指責或權力鬥爭的糾纏中無法解套，使得雙方陷入關係僵局而痛苦不堪，益發不能處理生活中的差異，而不斷重複上演無效、失功能、失衡和衝突的因應模式。

薩提爾模式是個強調成長和教育的模式而非聚焦在問題解決上，薩提爾相信來訪者內在就具備了珍貴的寶藏盒，蘊藏豐盛的資源和智慧，能為自己的問題找到答案（Satir et al., 1991; Gomori, 2013），這樣的信念與後現代主義治療的思維不謀而合（Anderson, 1997; Anderson & Gehart, 2007），即來訪者是他們自己最好的專家，治療師對於他們的現狀要給予尊重和敬意並認真對待。當夫妻或伴侶帶著難題來到治療室，治療師不會與他們一起捲進難題，也不必變成指點解決路徑的專家，而是與他們共同在困頓中拓展新的思維和觀點，從卡住的僵局走向深層的渴望和連結。

薩提爾在其《協助家庭改變》（Helping Families To Change）（Satir et al., 1983）中說明她在家庭治療的階段，在此也沿用這四階段來闡釋婚姻伴侶治療的過程（見圖3-1）：階段一：建立安全信任的合作關係；階段二：拓展探索與覺察；階段三：改變與轉化；階段四：鞏固與落實。

　

　

每個階段之間並非涇渭分明、分界明確，有時前後兩個階段之間會有重疊，甚至四個階段同時發生，所以圖表內用表示。有時四個階段會隨著治療的進行形成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例如，在十二次的會談中逐漸形成這四個階段；但也可能在兩、三次，甚至一次會談中就已完成四階段，這種情形可在葛莫利的家庭婚姻治療中見到實例（Gomori, 2013）。

筆者嘗試以分解動作來說明這四個階段，以方便讀者閱讀和理解。 在此要提醒的是，薩提爾模式的治療階段並非一成不變、嚴格僵化的，治療師可以彈性自由地運用，跟隨歷程的發展，在最合宜和關鍵的時刻介入、催化、引導夫妻或伴侶內在及關係的轉化。治療師會因自己專業和個人經驗的不同，而有相異其趣的治療路徑，所選擇的介入重點也會有差異。很重要的是，在薩提爾模式中，治療師主導的是歷程，而非來訪者，即主導和改變來訪者的是他自己（Gomori, 2013）。

在治療歷程中，治療師與來訪者一起探索和轉化的關鍵為三個重要的系統：個人內在系統、伴侶互動系統和原生家庭系統（Banmen, 2002, 2008），它們可稱之為薩提爾模式婚姻伴侶治療的三把金鑰匙。此處沿用薩提爾使用的隱喻「金鑰匙」（Satir et al., 1991; Banmen, 2003; Gomori & Adaskin, 2009）來說明這三個系統的重要性。她用金鑰匙表達出當我們拿著它去打開任何一扇門，即可提出想問的問題、說出無法說出口的話、將做不出來的行動表現出來。金鑰匙代表的是打開更多可能性、做出新的冒險、意識到所有新的變化。薩提爾也建議我們在此時戴上「偵探帽」（detective hat）而不是「法官帽」（judge’s hat）（Satir et al., 1991; Banmen, 2003; Gomori & Adaskin, 2009），手上拿著金鑰匙，打開治療過程中那扇美麗的門，進去之後就會發現門裡有各種新奇美好的事物。當治療師能熟練地運用這三把金鑰匙，就能引領來訪者從三個重要的系統中，循著有效的新地圖，跨越彼此關係的鴻溝，遇見自己和對方，建立更深的親密感。

階段一：建立安全信任的合作關係

治療師與每個家庭、夫妻、個人會面時，都是一次生命的學習，也是與人深刻連結的關係。尊重來訪者、相信每個人都有珍貴的韌力與資源，是薩提爾模式治療師的基本態度。治療師會在過程中協助來訪者接觸其生命力並找到這些資源，讓他們加以運用來幫助自己。

在人性的層次上，人們都是平等的，所以治療師不會站在較高的位置對夫妻或伴侶下指導棋，而是發自內心真誠地與他們合作完成這趟心靈之旅。這是一個合作的治療關係，在人類價值平等的基礎上，來訪者與治療師為了來訪者所決定的福祉一起努力，因此，這也是一個生命的給予與學習的歷程（Satir, 2008）。在與來訪者的關係中，與後現代主義相呼應的是，治療師採取去專家化的態度，相信來訪者的內在智慧，也相信他們心中自有答案。此時治療師不是了解一切的全知者，而是以一種「不知道」（Anderson, 1997; Anderson & Gehart, 2007）的謙遜、好奇、帶著興趣聆聽伴侶們在關係中的經驗和故事。

許多案主選擇薩提爾模式治療，是因為喜歡過程中治療師的真實、尊重、接納、熱情、創意、幽默和活力，他們可以做自己而不必擔心受到批評，也可以表達自己而不會受到壓制。兩位伴侶如何在治療歷程中被清楚地聆聽尤其重要，治療師彷彿是夫妻間的橋樑和鏡子，透過治療師來來回回地聆聽、理解和反映，使得雙方能跨越對話的障礙，重新聽見彼此的心聲。

試著想像，如果你是案主去見一位治療師時，心中滿是忐忑不安，深怕自己被治療師評斷，甚至會擔心被看不起。如果此時治療師採取專家姿態，抱持一套非常高超深奧的理論直接套用在案主身上，這將會對他造成多大的沮喪和挫折！後現代主義合作語言系統取向大師賀琳．安德森（Anderson & Gehart, 2007），曾用一個饒富趣味的隱喻來形容治療關係：治療師好像是主人但同時也是客人。因為是主人，所以溫暖尊重地接待來訪者；但他同時也是來訪者生命中的一個客人，不會喧賓奪主。這個隱喻放在薩提爾模式依然貼切，在婚姻伴侶治療中，治療師是治療情境中的主人，他帶著好奇、愛心及關懷，盛情款待來訪者，他端出許多上等好茶和搭配得宜的點心——薩提爾模式的各種工具，客人是否要享用主人提供的這些美意，則由他們自己決定；於此同時，治療師的身分也是客人，只有這對夫妻或伴侶自己才能做主，決定要擁有怎樣的關係和他們的人生要往哪裡去，治療師則全然尊重和接納他們的選擇。

每對夫妻或伴侶會將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原生家庭、成長過程、內在經驗等帶入婚姻，造就其多樣性和豐富性，因此每對伴侶都有其特殊的親密關係樣貌。伴侶們來到諮商室都希望有人能深入了解他們獨特的相處方式，理解他們的痛苦和掙扎，聆聽他們內心深處的聲音，與他們一同克服關係中的困境，而不想被治療師套入某個理論的樣板中。

如果治療師能肯定他們關係中的優勢，鼓勵他們而不是否定他們，重視他們而不是看輕他們，支持他們運用內在力量協助自己並改善關係，讓他們的自我價值感都得以增長，對來訪者和治療師來說，都是一段美好豐富的成長之旅。

預備自己

治療師與夫妻或伴侶會面時，首先需要一個準備歷程來安頓好自己的身心靈，以便能全心全意地與來訪者同在。治療師這個人是薩提爾模式治療過程中的主要核心，也是改變的關鍵。如果要建立安全涵容的治療氛圍，治療師首先要準備好自己，放下纏身的思緒和瑣事，打開心房接納來訪者，讓慈悲和愛流淌心中，運用內在的同理心、慈悲心、平等心與夫妻或伴侶會面。

他要保持身心靈在最合宜穩定的狀態，同時檢視自己能否全神貫注地與來訪者同在（Satir, 2008; Gomori, 2013），帶著對人性的正向信念，創造出使來訪者安心信賴的空間。在此空間中，治療師可以完全地處於清明之中，接觸自己的內在，同時也允許自己充分地分享觀點與思考，自由地與來訪者核對是否對他們有助益。

治療師需提醒自己要保持好奇、避免類化和貼標籤、避免刻板印象和偏見、避免以偏概全、並且不預設立場、不妄下斷言、不做負面評價、學習和尊重在地知識與文化、不以全能的拯救者自居，而是與來訪者平起平坐，建立彼此尊重和平等的合作式治療關係。

治療師不妨嘗試下面這個簡短的冥想練習，讓自己在短時間內安頓好自己的內在與來訪者會面：

請坐在椅子上，先做幾個深呼吸……跟自己的內在核心、就是你這個人的自我連結，體驗到自己生命力的無限美好，也感覺到你是宇宙間珍貴美麗的生命……。

下一個呼吸中請送出對自己的愛和欣賞的能量，並在呼吸時讓自己的生命能量與大自然宇宙的能量深深連結……在此刻你可以準備好自己，慢慢打開你的心，把思想放空，不帶任何評價或防衛，只是全然地接納自己，同時也接納來訪者和他們生命中的痛苦、喜悅和所有感受……並帶著深深的關愛去體會他們的感受與掙扎。

接下來你可以讓自己與內在的慈悲心、關懷心和平等心連結，這樣你就會更深入地陪伴他們的悲苦、傷痛、喜悅與成長。同時相信來訪者跟你一樣是值得尊敬、喜愛和有價值的人。

接下來，請在每個呼吸中都與自己內在最美麗的資源連結，包括你的直覺、內在智慧、判斷力、靈敏的耳朵、冒險、對來訪者的關懷和善意……並保持內在此刻最大的安寧與穩定來迎接他們！

做出接觸

信任和安全的治療關係是薩提爾模式治療的基礎，在其中，與來訪者真心誠摯地做出接觸，則為歷程之重要關鍵。薩提爾所有的著作和實務，不論是個別諮商、婚姻或家庭諮商，都強調治療師與來訪者會面時，首要之務就是與來訪者做出接觸。薩提爾（Satir, 2008）及葛莫利（Gomori, 2013）極為重視治療師與來訪者的首次見面，運用自己做出接觸與他們連結。對薩提爾而言，治療是動態的對話過程，是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交流，也是治療師整個人和來訪者整個人的相遇，在初次會面時，他們就因為彼此生命的交會而產生接觸（Satir, 2008）。

薩提爾與來訪者初次會面時，多半會與家庭成員一一握手並介紹自己，有時也會表達對來訪者的感謝或欣賞做為開始。薩提爾曾說：

當我伸出手時，你把手伸向我，我就感受到一種連結。那一刻我看著你，感受到你皮膚的觸感和我皮膚的觸感；在這一刻，這世界上除了你和我，沒有其他人。這一刻我全身心都關注你，同時我也在微笑，我的微笑在向你和你的生命問好。這種體驗使我感覺到與你的生命有了連結。（Satir, 2008, p.182）

治療師處在當下、無所罣礙地與每位來訪者真心相遇，並盡可能與他們連結，是治療歷程的第一步。薩提爾認為這不只是技巧而已，而是在治療師的「自我」和來訪者的「自我」層次上連結，也是「我的冰山」和「你的冰山」（冰山相關內容參見第 5 章）的接觸。因此治療師可以常常反思：與來訪者會面時，我是用專家姿態、用治療師的角色與他連結？還是出於「我這個人」與「你這個人」的連結？

在治療師與來訪者的互動中，其實來訪者可以很清楚地感知到治療師是如何與他們接觸的。薩提爾在遇見一個人時，會注重眼神接觸、身體接觸、保持身體同等高度、詢問每個人的名字、對每個人表現出專注而非只看見問題（Satir et al., 1998; Gomori, 2013）。葛莫利（Gomori, 2013）再三強調，治療師無法用技巧與來訪者會面，而是運用自己這個人為工具，包含治療師的身心靈和純真的自己，在靈性和自我的層次上與他們相遇。薩提爾模式治療師不會立刻把注意力放在特定問題上，而是試著去理解和熟悉每位來訪者如何生活、如何與自己和伴侶相處，也會嘗試讓他們都感覺到治療師對他們的重視，使來訪者知道自己是有價值的、重要的。薩提爾相信，除非來訪者意識到自己是有價值的，否則不可能發生改變，此時治療師就成為人們體驗到自己價值感的最佳途徑。

發展安全信任

大多數的夫妻或伴侶走進治療室會見一位陌生的治療師，談論目前關係中遇到的難題，將隱私暴露在外人面前，都會覺得極尷尬又難堪。他們感覺來做婚姻伴侶治療不僅是人生中重大的突破，也是極為勇敢的冒險。他們不只帶著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焦慮不安，也懷著治療師是否會責罵批評他們的害怕，因此薩提爾在會談一開始即試圖創造一種輕鬆友善的氛圍，有時她會嘗試用人性化、簡單的交談與來訪者連結，並真誠地歡迎來訪者，目的在於建立安全信任的治療情境（Satir and Baldwin, 1983）。

治療過程的每一步對來訪者來說都是新的經驗，他們是否感覺到安全信任會直接影響其參與和合作的意願。薩提爾強調，當來訪者即將進入一段探索或冒險之前，治療師務必要先建立來訪者的信任感，同時清楚告知接下來可能會進行的步驟。治療師可以向來訪者表達：「我在想有些事我們可以現在來試試看，可能會對你們有幫助，你們有興趣嗎？」在過程中，任何一個活動，包括相互對話、三人練習、角色扮演、雕塑等，都要有信任安全做為基礎。

治療師的一致性是來訪者產生信任感的重要關鍵（Satir and Baldwin, 1983）。每對走進治療室的夫妻或伴侶，若感受到治療師的能量是穩定、關懷、溫暖和真誠的，就會感覺放鬆、安全。如果治療師採取超理智或指責姿態，很容易讓來訪者感覺治療師高高在上；如果治療師的姿態是討好、打岔，來訪者就不容易信任治療師有能力勝任其角色。因此要建立安全信任的治療關係，治療師的全人同在和一致性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薩提爾（Satir and Baldwin, 1983; Andreas, 1991; Satir et al., 1991）和葛莫利（Gomori& Adaskin, 2009; Gomori, 2013）常運用肯定、重新界定、欣賞等作法提升來訪者更多的自我價值感。她們都認為在功能不佳的家庭中，家庭成員帶著低自我價值感一起生活，當他們進入治療室時，治療師若能帶著一個重要信念：「每個人都是一個奇蹟，值得被愛、被重視」，能使來訪者感受到治療師的尊重和認可，而對治療產生更多的信心和安全感。

在婚姻伴侶治療中，來訪者會與治療師形成特殊的三人關係（Jacobs, 1991），所有人們在三角關係中產生的動力也都會在此時發生，治療師要帶著敏銳的覺察分別與伴侶建立具有療效和滋養的三角關係。鮑文（Murray Bowen）建議在婚姻治療中，治療師刻意與兩位伴侶創造三角關係，再以一種中立的位置與伴侶中的個人連結，即能將緊繃的三角關係化解（Gilbert, 2004）。

因為大多數人來做治療時，通常都是無法在生活裡的三角關係中有效地發揮功能，所以治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協助他們建設性地處理三角關係（Satir and Baldwin, 1983）。這對現實生活中已處在三角關係的衝突卻解不開的夫妻或伴侶來說，尤其是個敏感的處境，例如：婆媳問題、子女教養衝突、婚姻出現第三者等。治療師要有靈敏的覺察避免治療關係變成較敏感一方的傷痛，尤其需謹慎自己不會與其中一方伴侶結盟而與另一方形成競爭和較勁，亦要避免凸顯自己的優秀而壓抑其中一方伴侶。以上這些狀況常是治療師不自覺會造成的負面效果，不但會因此失去治療師的可靠性和信任度，亦將使得夫妻或伴侶的親密關係因著治療師的介入反而更加困難重重。

在薩提爾模式中，傳遞希望感（Satir et al.,1991）也是發展安全信任治療關係極為重要的一環。治療師需要帶著一種相信，信任來訪者有足夠的資源來幫助自己、相信改變是有可能的，也相信來訪者都想要讓自己生活得更好。治療師帶著這些信念，引導過程走向正向積極的目標，三方共同密切地合作，在每次會談中都不斷看見希望並朝向新的可能性邁進；同時，在每次會談結束前，最好都在正向積極的地方做結尾，使來訪者帶著希望感離開。

聆聽難題

夫妻或伴侶大部分的難題，造成伴侶雙方無法處理的衝突和動彈不得的僵局，都已在過去有一段長時間的發展。這些難題包括：管教上的歧見、婆媳問題、子女行為異常、疾病、憂鬱症、酗酒或賭博、溝通障礙，或因金錢、性、工作、家務產生的分歧和矛盾等。許多夫妻或伴侶常因突發事件或情境轉變產生莫大的壓力、關係嚴重失衡時，才願意接受治療。

治療初期最常見的情況是伴侶雙方都認定自己才是對的、對方是錯的；自己付出較多、對方付出太少；自己受苦較深、對方卻不痛不癢……。此時，治療師不可避免地要花許多時間聆聽他們訴說生命故事和關係發展史。雖然薩提爾模式的治療大原則是不會聚焦在故事的內容和細節上，但因來訪者初次遇見治療師，都認為要把事情交代清楚後治療師才能幫助他們。同時他們都期待治療師是個專家，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有效靈藥；或希望治療師能做仲裁者，判定他們誰對誰錯。薩提爾模式治療師此時不會跟著兩位伴侶迷失在繁雜的故事內容中，亦不必去做夫妻或伴侶之間的審判官，而可以盡量撥雲見日、跟隨歷程，進入他們個人內在系統和關係的互動系統中進一步去探索。

聆聽夫妻或伴侶敘說難題時，治療師要盡量處於中立和公平的立場而非選邊站，這點亟需治療師個人有高度的自我覺察，才不會流於形式，變成超理智的機器而失去人味。要做到中立和公平、不偏袒任一方極為不容易，治療師只能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做到平衡並兼顧兩方，包括給予雙方的時間、注意力、回應和連結等，都要盡可能等量。例如，治療師聽完一方說明難題後，可以簡單做一摘要，接下來則要轉向另一方：「這是妳先生的故事，妳的故事是怎麼樣的呢？」同時也要給予他們相同的空間和關注去聆聽各自的敘說，並在整個治療期間都需保持這樣的平衡。

聆聽來訪者敘述難題時，薩提爾和葛莫利都會採用重新界定（Satir et al., 1991; Gomori, 2013），將一般人認為不好的負面材料轉換成正向的意涵，使雙方能以新的角度來解讀思考彼此的行為、觀點、意圖及內在情感。此外，當夫妻或伴侶各自陷入痛苦的掙扎或鬥爭時，常常看不到希望，加上因無效的溝通失去連結，會感到異常的絕望和無助。薩提爾的重要信念是：每個人都在他可能的範圍中盡了最大力量；每個人內在都有足夠的資源供他使用。所以治療師可以帶著這些信念去支持他們，引導他們去接觸關係中的優勢和力量。最常用的方法是讓夫妻或伴侶回顧當年彼此初相識時，如何因對方而心動、如何為對方所吸引。這樣的分享可使他們重新體驗當年的美好和浪漫，再度接觸內在的愛和柔情。

對於婚姻較長久的夫妻，可以請他們分享在婚姻中克服困境的強項和資源：是什麼使他們支撐到現在而不離不棄？在彼此的關係中他們認為最珍貴的是什麼？過去他們如何攜手度過危機？或請他們回憶在過去的相處中，曾經有哪些體驗到彼此愛和溫馨的時刻（Satir, 1983）？這些問題可讓他們回憶當時的情景和感受，重溫過去的美好與浪漫，再次與彼此的愛連結。

建立正向的治療目標

在薩提爾模式中，不論進行何種形式的治療，治療師都要與來訪者合作發展出積極正向的治療目標，重點放在來訪者想要、想改變的部分，而不強調其個人或關係中病理或有問題的部分。

這點有別於其他以個案診斷或問題評估著手的治療學派——首先詢問來訪者：你們的問題是什麼？你們需要什麼協助？你們有何困擾？你們為什麼來這裡？接下來再依其診斷內容發展後續治療計畫與介入方式。

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在第一次會談時，會根據這對夫妻或伴侶想要從治療中得到的東西，來逐步發展出治療方向和目標，並以此為基礎產生接下來的治療計畫與介入過程。治療師會以正向導向的願景為前導詢問來訪者：你們最想要的是什麼？希望在此發生些什麼？你們想要彼此的關係有何改變？

這類問題代表治療師對來訪者這個人的存在和渴望的重視，且將治療目標放在他們想去而非治療師想去的方向（Bandler, Grinder and Satir, 1976; Satir 1983; Satir et al., 1991; Andreas, 1991; Gomori, 2013）。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從來訪者想要的為出發點，指出一個積極正面的方向，使夫妻或伴侶與治療師三方，都可以由現在起，以行動達成未來新的願景。這個起始點蘊含重要的意義，即治療師重視來訪者的渴望，使來訪者也開始重視自己，他可以直接清楚地表達自己的願望、積極為自己達成目標，因為他是值得的。

一般來訪者習慣性常敘述他們不喜歡或不想要的東西，例如：「我不喜歡他講話常常語帶諷刺和批評，我們常吵架，吵完就冷戰，我不想要這樣。」治療師可詢問：「我聽見你說你不想要什麼，那可否告訴我你想要的是什麼？」來訪者對這樣的問題通常會停頓一下答不出來，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一般人很少用這樣的角度思考。

在薩提爾模式中，這些經典的問句，不但可提供來訪者新的思考角度，並使他們與自我的內在渴望開始產生連結。雖然治療師會為了建立治療關係和為了更理解來訪者的背景而聆聽故事，但仍會將治療的重點聚焦在來訪者想要的結果，這樣的作法即將大家的注意力由「過去」導向「現在」和「未來」；由「難題」導向「改變」和「行動」上了（Andreas, 1991）。

下面介紹在建立正向目標時可能發生的歷程，每對伴侶的狀況都不一樣，形成目標的過程及其結果也不相同，所以不必拘泥於固定的程序或步驟。

分別詢問兩位來訪者「想從治療中得到什麼？」

對大多數來訪者來說，聽到治療師問他們：「你想要什麼？」時，第一個反應常常是錯愕、困惑、不知如何回答。因為他們的思考脈絡幾乎都是：「對方有什麼問題？」、「誰的錯比較多？」、「是誰造成現在的麻煩？」所以他們通常會回答得很簡單、籠統：「我想要有更好的溝通」、「我希望我們的衝突少一點」、「我們想要婚姻關係更好一些」、「少吵一點架」、「不知道，沒想過這個問題」……，或是繞開這個問題直接談論目前關係中遭遇的難題和困境。

來訪者所陳述的故事，通常就是他們在關係上的阻礙，而且注意力大多放在問題、挑毛病上，這是很普遍且正常的現象，因為他們已卡在關係僵局裡很久才會尋求幫助。此時治療師需要具備同理及彈性，跟著他們的思路去理解他們是如何看待自己、對方、問題及關係，然後進一步釐清他們想要的治療目標。

不論來訪者能否清楚陳述自己想要的目標，治療師都有以下的重要任務需要跟進：

  1. 協助來訪者將模糊的字眼變成與行動、情感或認知有關的具體敘述；帶領來訪者將其故事性的敘說導入冰山的層次。
  2. 讓來訪者盡可能接觸並表達其內在自我最深的渴望。
  3. 從一開始的接觸，治療師就要運用肯定、重新界定及欣賞來促進其對自己和伴侶正向力量的覺察。

治療師引導來訪者發展出正向的治療目標時，常見的提問如下（Satir, 1983; Andreas, 1991），這些提問在葛莫利（Gomori and Adaskin, 2006, 2009; Gomori, 2013）的家族治療和家庭重塑的歷程裡亦清晰可見：

如果達成目標會如何？

當來訪者做了初步的探索，很重要的是，他就從治療師的提問中經驗到這是一個需要自己投入、努力和改變的歷程。他無法在治療室等待治療師變出魔法或提供特效藥來解決他的問題；他得認清治療師不是他的照顧者，能餵養他、滿足他和消除他所有的痛苦。這個探索過程展現出薩提爾模式治療師的基本信念：不聚焦在負向的病理或問題角度，而是正向、健康、資源、力量、可改變的和有希望的部分；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負責，治療師不會為來訪者承擔責任。

由於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對文字語法的運用講究精準確實，不同的來訪者即使說出同樣的字眼，卻不一定代表一樣的意義，所以會根據當事人所說他想要得到的東西進一步探究下去，並且運用其他各種行為的、情感的、認知的問句，使當事人更精確具體地描述想要的東西或畫面（Gomori & Adaskin, 2009）。

接著治療師可能會對伴侶各自提問：

　

例如，一位伴侶說他來做婚姻治療的目的是想在此關係中擁有「自由」；治療師可以做的探詢有：

　

有時薩提爾會請來訪者以「感官知覺用語」（sensory-based terms）（Andreas, 1991）來回答以上這些問題，讓來訪者盡量描述其感官方面的知覺，而不是模糊籠統的答案。縱使來訪者仍對過去的故事多所著墨，也會運用這些材料建立一種處在當下的新觀點——即以正向、增能為導向重新改寫過去發生的故事。支持這種作法和問句的信念是「改變是有可能的」，治療師亦需在歷程中傳遞對改變的希望感。當治療師能為治療和來訪者帶來希望，而且相信改變會發生時，就能使來訪者對關係改善產生初步的信心。

達成「想要的目標」的阻礙為何？

接下來則根據來訪者想要的目標，探索有哪些因素阻礙他們去達成。治療師可提出下列問句引導治療歷程由設定目標進入後續可以努力的具體方向：

　

這些問題有時並非絕對必要，因為伴侶在探索治療目標的過程中就會主動告知。

透過來訪者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治療師可發現阻礙來訪者達到目標的可能成因。它們通常包括無效的互動模式、個人內在干擾因素、原生家庭影響、外在環境壓力因子，以及其他重要關係的涉入等。當來訪者能辨認出這些阻礙，治療師與來訪者即可共同探討治療計畫、有哪些優先順序，以達到來訪者想要的目標，同時治療師要盡可能平衡中立地考量夫妻或伴侶雙方的意見、感受、需求、敘說的故事等。

設定正向積極治療目標的大原則與個別治療相似，但在婚姻伴侶治療中則要不斷考慮雙方和各自敘說的觀點，並加入其關係脈絡的背景，找出他們願意共同努力的方向，而非只以一位伴侶的目標或治療師的目標為治療目標。

有時夫妻或伴侶處在強烈的情緒和掙扎中，以致無法條理分明地敘述這些阻礙，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多數來訪者都是一邊說一邊聯想到其他問題，使得當下所有的困擾和問題都混在一起，此時最容易因為彼此觀點不同而發生爭吵。治療師要盡量給予雙方平等的機會，以及等量的時間，讓兩方的聲音都被聽到，即使兩人的陳述南轅北轍，治療師仍要盡可能保持中立，不使任何一方感覺治療師有特定立場或選邊站。

治療師此時可以做的是詢問雙方：

　

此時夫妻或伴侶雙方都被鼓勵各自表述，而且沒有絕對正確的版本，也許在對方觀點中可能是不合情理的、情緒化的、極端的或荒謬的，治療師仍要不帶評價地讓雙方有充分的表達機會。說明一件事時，最好不要讓一方占用太多時間，而另一位只是沉默以對。因為如果一方陳述太多太久，輪到另一方時，就無法從複雜的支線故事中找到想要表達的脈絡，如此會使另一方感到挫敗和被忽略，並失去溝通的動力。

在治療情境中，治療師可運用同理、反映、肯定、導引對話等技巧，協助他們由事情的內容逐漸進入互動的歷程中。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夫妻或伴侶體會在治療情境中的互動歷程與他們在家裡的不同。因為他們自己私下談話時，為了爭輸贏對錯，可能互不相讓，也不想深入自己和對方的內在世界，而不斷糾結在事件內容的細節上。透過治療師，他們可以經驗到從不同的角度看待關係及事情，避免重複無效且負面的對話。因此在初次會談中，治療師要盡可能使伴侶雙方不以抱怨和指責作結束，而需要留些時間為此次會談做摘要，並轉化彼此的抱怨成為新的可能性，發展對未來關係目標的希望感。

治療師：

從你們兩位今天所分享的內容，我可以感覺到有很多深刻的感受，同時我也看到你們非常努力地想讓對方了解自己真實的想法，證明你們都很在乎這個關係，也很想要改善目前的情況。你們所做的都會給對方重要的訊息——就是你們都想要更加努力使關係改善。我非常欣賞你們這麼做！

　

◎治療師在此階段的任務：
發展來訪者和治療師三方都接受的目標

如果伴侶雙方對治療目標都有共識，治療師可摘要所有討論的內容，簡明扼要說明治療目標，使夫妻或伴侶在逐步朝向目標前進的治療過程中，自然經驗到彼此的進展和關係品質的改善而獲得鼓舞，進而更有動力再努力下去。這樣的正向回饋是當事人自己贏得的，遠比治療師的肯定更有力量。

要使治療目標做為整個治療過程的前導，治療師需要仔細聆聽雙方所敘說的內容，根據前面的步驟做適當的評估和判斷，並邀請當事人一起發展出三方都同意的正向目標。這些目標是建立在雙方的渴望、動機、準備度和願意學習的基礎上，並與薩提爾模式四大總目標的範疇相吻合。這些目標也是來訪者可以感覺到、做得到並經驗到的內容，而不是抽象、模糊、不能實踐的概念。治療師可提出下列的問題：

　

有時候，夫妻或伴侶並沒有共同的目標，可能在各自表述後發現想要的東西不相同，例如，一方想要在關係中更親密、有更多時間共處，另一方則想要有更多自己的空間和自由。此時治療師就需要邀請他們一起合作，以找到適合雙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只以其中一方的需要為目標，卻忽略另一方的需求，或由治療師主觀判斷，逕自為他們決定治療目標。

伴侶會有不同的目標，反映出他們在關係中的差異性，包括個性、需求、觀點、感受、原生家庭背景、價值觀等的不同，及因而衍生出許多其他相關的問題。因此，治療師來來回回聚焦核對，協助他們找到適合雙方且可以一起合作的標的，不僅能夠使他們學習尊重和協商彼此的差異性，同時也開啟他們與治療師合作的可能性。

如果他們想要的目標不同，治療師的任務是協助伴侶雙方從相異的願望中找到雙方共同想要的東西，或彼此可能會有的最大交集。先從簡單的、易於達成的小目標開始，之後再討論下一步較困難的目標。一方面邀請他們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向，同時也要做出判斷和評估，提供其他可行的、權宜的、實際的、較容易達成的選擇。但如果在初始階段未能達成共識，整個治療過程就會變成三頭馬車，不知要往哪裡去，而容易形成更多混亂、爭執和挫敗。

彼此要達到對治療目標共識常需花費許多時間和耐心來探索：他們各自真正想要的是什麼？這些差異的根源為何？如何找到雙方最大的交集？彼此妥協的範圍在哪裡？他們能接受彼此差異的程度有多少？有時候，探索這些問題本身已可成為治療目標——即在治療一開始，給彼此一個相互了解的機會，並且確實聽見對方。所以不用急著去達成無法協調的、困難度較大的目標，而是透過雙方對話，認識和聆聽真實的內在，並尊重接納彼此的差異。

◎治療師在此階段的任務：
承諾與約定

確認治療目標之後，代表夫妻或伴侶與治療師共同承諾朝此目標邁進，治療師則根據此目標說明會談的次數、時間、保密原則、行政事項、費用等細節，三方都同意後即可口頭或以書面完成治療合約，依據實際需要決定彼此的約定，彈性做調整，並在信任的基礎上做出承諾。治療師讓來訪者掌管自己願意冒險的深淺程度，尊重他們而不踰越界限，亦不勉強他們做尚未準備好的事（Satir & Baldwin, 1983）。

案例練習：設定目標

明惠、永興結婚六年，他們因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相識，當時明惠的幹練、聰明、獨立吸引了永興，這些是永興從小所沒有的特質。永興的父母希望他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對他嚴加管教，使他常懷疑自己不行、不夠好，內心自卑和貶抑自己，心中常常充滿不安全感、害怕，時時要注意是否做錯事或表現不如人。明惠的開朗、積極、樂觀、直接都是永興很想要但卻做不到的；明惠則喜歡永興努力上進、專情、踏實、負責、照顧的個性，使她覺得很有安全感。

婚後他們住進了永興父母準備的新房，跟永興父母在同一社區，距離只有五分鐘路程。公婆有鑰匙隨時可以過來，不用告知，這對明惠來說非常震驚，因為有時在沒有準備時，公婆即已開門進來。為此明惠與永興在蜜月後沒多久就開始吵架。明惠覺得沒有隱私，生活隨時會被打擾。永興一方面想支持明惠，心疼她嫁過來很不快樂，但另一方面也不想傷了兩老的感情，因此卡在中間無所適從。當父母抱怨明惠時，他就替明惠說情；當明惠向他抱怨父母時，他又極力開導明惠，告訴她父母並不像她想的那麼糟。結果卻弄巧成拙，明惠覺得他老是替婆婆說話，是媽媽的兒子；母親則怪兒子老是站在媳婦那邊抵抗媽媽而傷心不已。

明惠長期感覺不到先生的支持，甚至後悔嫁給永興，讓她放棄了喜歡的工作，又傷心他原來是個長不大的孩子，未能跟她一起有個屬於自己的家庭，而且一直與婆婆同一國。兩人的關係愈來愈緊張，爭吵也愈來愈多。這期間他們生了兩個孩子，明惠更因為孩子小需要照顧，而把精神全放在孩子身上，心理上則刻意與永興愈來愈保持距離。永興除了上班已筋疲力竭，回家還要面對兩個女人的戰爭，在妻子那得不到溫暖，於是在第二個孩子出生沒多久就爆發外遇，因此兩人來做夫妻諮商，希望能挽救婚姻。

在諮商中，永興表示自己仍深愛明惠，但過去婚姻中不斷的爭吵使他負荷不了，因此當女同事送出溫暖和支持後就馬上出軌。他心中充滿悔恨，看到明惠這麼受傷也深深自責，願意承擔錯誤，負起責任，修復關係。明惠則因先生外遇深受打擊，加上想到在婚姻中所受的苦、與先生疏離的傷心，都讓她痛不欲生。雖然與永興一起來做諮商，但其實她心中七上八下，不知道明天在哪裡，也不確定她的婚姻是否還有希望。

永興來自小康家庭，父親嚴肅威權、自營公司，因父親忙於工作，母親與父親關係疏離，故將注意力轉向子女。永興因是家中長子，自小被賦予極高的期望，成為母親最大的精神寄託，永興的成就成為她最重要的價值。永興從小就因母親的嘮叨、批評、指責而覺得自己不夠好，內在有很多不安全感、沒自信，對人只展示最好的一面，即使婚後對明惠也不能顯示脆弱和感受。看到明惠與婆婆相處不來常有很多委屈、傷心，也不知該如何處理，只一味叫她「想開一點」，都是小事「不應小題大作」，使明惠因得不到支持而更加挫敗。

明惠在原生家庭中排行中間，自小父母的注意力不是在姊姊就是在弟弟身上，因為她的聲音很少被聽到，從小又乖巧不惹麻煩，因此更容易被忽略。明惠從小學到不要給人添麻煩，有不愉快忍一忍再說。但另一方面，因明惠的父母提供她自由發展的空間，她一直過著凡事可以自己做主的生活，只要她能說出正確的道理，父母就會尊重她的意見和決定；婚後因為住在公婆家附近，許多事都由不得她決定，且需聽命於婆婆，使她很沒有自主權而覺得非常痛苦。因從小在家都要表現乖巧聽話，不要惹父母生氣，使得明惠從未學到可以分享脆弱和感受，也從不說出自己的需求。因而她在與先生相處中有情緒時，只會不斷壓抑自己，一旦控制不住而爆發，永興招架不住時就反過來批評她「太情緒化」，使得明惠更加保護自己、遠離先生，也為了避免與公婆衝突而保持距離，相形之下，她在家中便更為孤單與疏離了。

練習

1.你與這兩位伴侶可以發展出哪些目標？

2.要達到治療目標會有哪些障礙？你有哪些評估？

3.你會如何概念化他們的難題？

　

促進合作

後現代主義治療大師湯姆．安德森（Tom Anderson）說：「與案主的對話是他們從未與自己進行過的對話方式，也是他們從未與他人進行過的對話方式。」意思是當夫妻或伴侶來見治療師時，治療師引導伴侶雙方進行的對話，常是他們從未有過的對話；治療師與他們各自的對話也是他們從未與自己有過的對話，對來訪者雙方來說這些都是新奇又陌生的。對話可以創造出來訪者對自己和對彼此新的認識和理解，這樣嶄新的經驗常在婚姻伴侶治療中為他們打開一扇窗，重新看到窗外的藍天和陽光。

傳統的治療關係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其性質是權利與控制，薩提爾則主張一種互動、尊重合作的夥伴關係。不是靠治療師的專家身分來解決問題困境，也不是由治療師賦予他們消除關係障礙的能力，而是創造一個對話的情境，使來訪者能取用他們在關係中的優勢和資源賦能自己，並幫助自己突破關係的困境。治療師與兩位伴侶共同創造這種合作關係要從三方面進行：兩位伴侶都願意從改變對方到改變自己、皆願為彼此的關係負責、並與治療師共創三方的合作團隊。

由改變對方到改變自己

來訪者在治療中多半都認為，關係會觸礁都是對方的錯，所以只要對方改變痛苦就會解除、關係也會變好。他們也會懷抱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願望，想要治療師能站在自己這邊，或想說服治療師錯的是對方不是自己，並希望治療師能成功改造對方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此時治療師則需要敏銳地洞察此狀況，在發現他們有這種微妙心情時，就要不帶評價地提出來討論，一方面正常化他們這種心情，另一方面要與他們澄清，改變對方可能是不實際也遙不可及的願望。

此時治療師的任務是認可雙方過去的努力，但因各自都著力在改變對方，以致無法達到改善關係的目標。治療師可以與伴侶們一同探索：如何要求對方做改變？使用哪些策略和手段？如何因此削弱各自的力量使得自己和親密關係都付出極大的代價？要求對方改變時，會對自己、對方及關係造成什麼影響？在此過程中孩子們的感受如何？孩子們會學到些什麼？

他們會發現，積極努力去改變對方的結果常演變成彼此控制和威脅，使得自己很累、很辛苦、很挫敗；對方則感覺很煩、很生氣，更抗拒改變；對關係來說，兩人的爭執衝突更激烈，造成關係更緊張和疏離。

治療師可以挑戰夫妻或伴侶：

　

很奇妙的是，當夫妻或伴侶有一方明白了這個道理，有決心先改變自己時，關係就會產生美好的變化。伴侶們會發現，當他們雙方願意改變自己的程度愈大，治療效果就愈好，彼此的關係因此產生蛻變和轉化，各自內在的生命力會在這樣的成長中更加豐盛。

伴侶共同合作為關係負責

在薩提爾模式婚姻伴侶治療中，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如何將伴侶帶來的難題轉化為治療的正向目標後，再繼續鼓勵他們倆就此目標共同合作，為彼此的關係承擔責任，這是薩提爾模式重要目標之一。尤其是當夫妻或伴侶前來進行治療時，他們的關係多半都瀕臨破碎邊緣，或面臨極大的壓力或危機，不得已才來做治療，他們的難題都歷時久遠，非一朝一夕即能解決。當帶著長期形成或急性發作的難題來見治療師時，他們各自都有自己主觀的故事和深藏的痛苦，只想在治療師面前一吐為快，而不想一起合作為關係負責。

當他們的方向如上節所述，從改變對方轉向願意改變自己後，治療師則要在這個最適宜的時機邀請兩位伴侶成為一個團隊，一起努力來對付關係中真正的敵人——即那些使他們彼此無法靠近的障礙，而不是互相對付成為彼此的敵人。換言之，真正能使關係改善的主角是自己，他們各自都需為關係承擔一半的責任無法推卸。當他們在治療中承諾一起努力合作時，才能朝著共同目標前進，接下來的治療過程即能事半功倍，兩人加成的力量也會大於他們的總和。

共同面對的結果是他們將不再孤單，能重拾往日的情感，並重建彼此想要的親密關係。即使有時夫妻或伴侶並不能在治療中完全處理他們的難題，所遇到的衝突似乎也未能全部解決，但當彼此能在合作的基礎上創造對話空間時，就足以為雙方開啟往前移動和彼此靠近的可能性。

此時，他們會體驗到我們是在一起的，我不是孤孤單單一個人在奮鬥，而是一起戰鬥抵禦外侮的盟友。當他們共創這種合作的氛圍時，即能在關係中開始有更深、更廣的連結，經驗到彼此是在同一條船上的「我們」感，而從「你」和「我」的孤立個體進展到「我們」。

這種我們同在一起的感受，是夫妻或伴侶在治療中最珍貴、最渴望的心情，即使原來分歧的議題依然存在，但當雙方產生這種親密的「我們」感時，問題常常就不重要了，這就是薩提爾所說的信念：問題本身不是問題，如何應對才是問題。因此治療師在整個會談中，需要不斷催化和鼓勵兩位來訪者同心協力、共同合作，以提升他們之間「我們」的共同感，同時讓他們意識到，只有兩人同心協力為彼此關係承擔責任，才可能達到他們的治療目標，而治療師只是他們生命中的過客，他們才是彼此關係中的主角。

與治療師共創合作關係

許多案主來進行治療時，不見得已準備好要與治療師合作，他們以為只要來做婚姻伴侶治療，透過治療師一切難題就會消失無蹤；他們可能也會相信，治療師手中有根魔術棒，輕輕一揮伴侶就會被改變。他們並不理解，在治療中來訪者與治療師共同合作，盡全力達到所要的目標，才是治療成效的最佳保證。

治療師若想與來訪者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首先，要從權威的位置下來，拿掉角色的冠冕，由人到人平等的角度與來訪者會面，並成為相互合作的夥伴。在這樣的治療過程中，共同整合了來訪者對自己和對關係的認知，一起發現新的覺察、理解、意義和可能性，即能因此開拓更深遠、更寬廣的視野。在合作式的治療關係中，治療師不會用專業術語強迫來訪者接受或配合；也不會將病理診斷的標籤套用在來訪者身上，而是盡可能用案主熟悉的語言來交談，用他們能理解的字句來表達，並且為所有家庭成員的聲音和意見創造對話的空間。

治療師的角色在於使治療對話的過程透明化，呈現出夫妻或伴侶關係的真實面貌，這對伴侶雙方尤其重要，因為真實地面對自己和衝突，才有激發出新的思維和行動的可能性。許多家庭和婚姻中常存在著彼此都意識到但卻不願去碰觸的問題，長久下來，大家都習以為常假裝它不存在，不想去揭露也不願意去面對。如同家中客廳裡一直存在著一頭大象，大家都視而不見。治療師能做的是讓每個人開始覺知到大象的存在，而且一起來討論它（Gomori, 2013）。

對於這些隱而未顯的重要議題，表面上大家都相安無事，每個人都不想因此破壞表面和諧，也害怕說出來後會一發不可收拾，所以很難直接去面對。一旦有一方伴侶很勇敢地表達了他們在關係中一直避而不談的事，治療師要肯定他的勇敢和冒險，並鼓勵另一方再補充他所知道的其他部分，甚至支持他表明其個人完全不同的版本。

為了創造合作式對話，治療師使用「集合式語言」（collective language）（Anderson, 1997）更能呈現出其特色，例如：「讓我們一起來試試看」、「我們的治療目標是……」、「現在我們大家的氣氛和心情似乎有些沉重」、「這是讓我們都很開心的事」。這些是治療師內在的自我與來訪者的自我連結時，發自肺腑的自發性反應和語言。來訪者會因為彼此能量的交流，能體會到治療師是站在他們這一邊、也想要與他們一起努力的態度。

進行家庭治療時，葛莫利（2013）會與每位家庭成員做出真誠的接觸，同時亦邀請案主與她緊密合作，一起參與所有對話與互動。她用了一個饒富深意的隱喻，形容來訪者與治療師中間好像存在著一條河，治療師可越過河到彼岸與來訪者相遇，與對方的生命力連結，但彼此仍能保有適當的界限。治療師與夫妻或伴侶之間的關係是合作的、有界限的；是深入連結的，但仍然保有各自獨立的主體性。

薩提爾曾強調，治療師需要具備清晰的覺察，與家庭系統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必須既能置身於整個家庭系統中，又置身於此之外；他能與家庭保持足夠的距離，以便清楚看見整個家庭，並觀察到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模式；他能在不評價、不指責的態度下運用自己進行觀察和評論，塑造一個開放和探索的積極過程，家庭成員才能有效地改變他們之間的負向互動過程（Satir, 2008）。

觀察與評估

薩提爾會很仔細地觀察來訪者的口語和肢體語言以獲得資訊，這些資訊對於治療師和兩位伴侶來說都是極富價值的。尤其是當治療師能把所觀察到的訊息以一種尊重、不批判、不帶標籤的態度反饋給來訪者時，不僅提供極有助益的訊息以促進他們對自己的覺察和對伴侶的了解，同時也幫助治療師加速催化夫妻或伴侶之間的關係和個人的轉化，她所關注的訊息一般來說包括下列各項目（Satir and Baldwin, 1983; Loeschen, 1998; Gomori, 2013）：

觀察來訪者的語言和非語言表現

1.肢體反應

2.溝通與互動

3.其他

透過上述觀察所得的資訊做評估，可作為之後個案概念化與治療計畫的基礎。

評估

薩提爾教導治療師在治療歷程中，要一直帶著敏銳的觀察來蒐集資料，藉此評估來訪者的狀態，將家庭系統由病理的角度轉向正向的改變方向（Gomori, 2013）。薩提爾模式治療常是來訪者內在和外在同步改變，評估和介入同時發生的歷程，在其間並無截然的分界。

治療師的評估是發展治療歷程的重要基礎，也是擬定治療目標和計畫的依據。觀察上述項目所獲得的資訊，有助於治療師評估來訪者的現況。正式進入治療之前，通常會先進行初談以蒐集伴侶的基本資料。一般來說，初談員會訪問伴侶目前的難題、來會談的動機和緣由、學歷、職業、婚齡、子女、過去疾病就醫史、暴力、酒藥癮、重大事件等基本資訊，如果能預先知道他們的家庭圖也很重要，這些訊息可讓治療師對來訪者有個初步的認識並進行基本評估。

當夫妻或伴侶與治療師第一次會面時，治療師詢問兩位伴侶來做治療想達到的目標之後，接下來會與他們一起探索哪些因素或障礙使他們無法達成自己想要的。這些阻礙除了可能包含伴侶所經歷的外在壓力來源和社會文化系統等情境因素外，治療師尚可由他們的關係互動系統、個人內在系統和原生家庭系統三大系統來獲得進一步資訊。這三個主要系統也是我們在進行婚姻伴侶治療的三把金鑰匙，使用它們可開啟兩位伴侶的關係大門，一窺其中錯綜複雜的糾結和愛恨情仇的掙扎。

治療師根據以上的資訊，發展出對關係難題的概念化和達成目標的治療計畫。在薩提爾模式伴侶治療訓練中，受訓者要練習將他的評估、個案概念化、擬訂治療計畫等內容設計出來，在三人或六人小組中討論。若要提報個案或進行督導時，也會以這些訊息做為重要依據。書末的附錄3「薩提爾模式婚姻伴侶治療提案（督導）摘要」列出一些基本項目，用來提醒治療師在進行專業工作時需要觀察和評估的內容。

在治療過程中，隨著探索和覺察愈來愈深化，治療師也會愈來愈清晰要在何時或何處介入以進行轉化。評估、探索和轉化常常可以同步發生。也就是當治療師評估阻礙伴侶前進的因素是來自伴侶互動系統、個人內在系統或原生家庭系統時，隨著探索愈深入使伴侶雙方有愈多覺察，就可以在當下做出轉化。這三大系統的探索和轉化歷程將在第4至6章詳細介紹。除此之外，下面七個重要評估項目常是治療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1.自我價值感

自我價值感是一個人對自己所賦予的價值，也是他重視自己、愛自己和尊重自己的程度（Satir & Baldwin, 1983; Satir, 1988; Satir et al., 1991）。當夫妻或伴侶中有一方是低自我價值感的，他會常常經驗到內在的不和諧、不安全和對自己的不確定。他會過度在乎伴侶是否認可他、在乎他，並極為重視伴侶和其他家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對方父母、其他家庭成員，甚至子女）對他的評價，以致內在的感受和價值感會以他人反應的好壞來決定，自然就將生命的主權交由外界掌控。

低自我價值感的伴侶傾向隱藏內心的真實感受和需求，不直接表達出來，而採取不一致和間接的溝通。例如，一位妻子非常渴望先生愛她，但先生白天上班太忙，忘記在電話中主動向她表達愛意，先生下班回家後，她整晚不斷質疑、訊問、責罵先生，非要找出個答案證明先生是否愛她，煩到先生受不了而出門喝酒。這位妻子的內心深處不相信自己夠好，也不相信會有人愛她，以致她未能表達心中的感受和需要，而不斷防衛和攻擊，使得她的先生更想逃離她。

薩提爾認為高自我價值感是個人和家庭心理健康的基礎（Satir & Baldwin, 1983; Satir, 1988; Satir et al., 1991），具有高自我價值感的人會重視自己也為他人謀福祉。在親密關係中，高自我價值感的伴侶能尊重自己及對方；看見另一半與自己的差異時，會帶著好奇、學習的心情去了解、聆聽對方；也因為重視自己和伴侶內在的感受、想法和渴望，即使雙方不相同，仍能接納彼此的差異。

夫妻或伴侶應對難題的方式通常都與其自我價值感的高低有關，因此治療師在聆聽他們敘說時，要在難題之下去了解其自我價值感如何，將提升自我價值感視為治療的介入重點之一。當來訪者提升了自我價值感，願意撤下防衛的生存姿態，才能真實面對自己和對方。

2.溝通模式

第二個評估的重要向度為夫妻或伴侶各自在壓力下的主要溝通姿態和雙方在互動中所呈現的溝通循環。治療師在與他們互動過程中，由口語和非口語觀察到他們如何應對壓力，並經由這些觀察得知他們如何表達親密和愛、如何傳遞訊息、如何解讀訊息和賦予意義、如何使用文字語言來表達自己、如何處理衝突等。

在薩提爾模式中，有效的溝通是健康家庭生活的重要指標之一（Satir, 1988），所以調整和改變彼此的溝通模式是一項重要的治療目標。「人們的意圖是想好好溝通，但常常缺乏適合的工具來達成。」（Satir & Baldwin, 1983, p.197）。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在評估伴侶的溝通模式時，即可同步促進他們發展新的互動來進行對話。

前文提到，當一個人處在低自我價值感時會隱藏自己，迴避真實感受，這時他會害怕暴露自己的脆弱，也害怕說真話會造成衝突失去所愛，因此會採取一些保護和防衛的作法，隱藏真正的自我。薩提爾描述這四種自我保護的求生存姿態為：討好、指責、超理智、打岔（Satir, 1976, 1988; Satir et al., 1991; Gomori & Adaskin, 2009）（詳見第4章）。大部分夫妻或伴侶在壓力下都會使用這四種不一致的應對姿態，他們各自帶著這些防護罩時就無法真實地連結，也不能相互靠近。

評估夫妻或伴侶各自的溝通模式時，第一步是發現他們的不一致應對姿態。接下來進一步觀察在此溝通模式下所形成的雙人舞步，並檢視是否造成關係中的負面阻礙。每對夫妻或伴侶都會在互動中逐漸形成獨特的雙人舞，一來一往之間，經常會卡在其中動彈不得。夫妻或伴侶一旦發現這些負面影響的溝通模式，就要清楚地指認出來，並在治療期間有意識地去覺察和做改變。

3.家庭規條

在家庭系統中，常會發展出某些規條來管理家庭成員的行為，這些規條多半是夫妻或伴侶雙方從原生家庭帶來的一些重要規範，舉凡在生活中「必須……」、「應該……」的規定，如果未能符合就會受到批評或懲處。最常見的為：一個人不應該有情緒、男生絕不應該掉眼淚、永遠必須先滿足家人需求讓他們快樂、女生不應該生氣應該溫柔親切等。

即使他們已成年，也有了自己的家庭，這些規條仍會如影隨形地跟著；即使會造成彼此的衝突，他們仍深信自己所信服的家庭規條才是正確的，兩人即因此僵持不下而造成親密關係中的張力不斷上升。例如，先生的家庭規條是「每個人都應該順從長輩，不應惹父母不高興」，但妻子的原生家庭強調每個人可以自由發展、真實做自己。婚後，先生因為妻子未順從其父母，就批評和要求她一定要做到。妻子則認為這樣的要求不合理，違反她從小到大自主獨立的生活方式而不想配合，兩人即因此各自堅持己見造成衝突。

事實上，家庭規條的本質是每個人由原生家庭、文化社會背景傳承而來的智慧；每個父母亦出於最大善意使用這些規條要求子女成為好人。但若家庭規條成為強制性的教條，失去選擇權、缺乏彈性和自由，變得僵化和不人性時，就使個人失去與自己生命力的連結，讓家庭成員間產生相處上的困擾（Satir & Baldwin, 1983; Gomori, 2013）。

當一對夫妻成立家庭，並且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很容易複製自己原生家庭的各種角色，不知不覺地在生活中執行以往的家庭規條。包括：生活規範、性別角色、孝順父母、情感表達、壓抑憤怒、服從威權、金錢觀等。有些家庭規條是隱而未顯的，有些則是公開明確的，與夫妻會談時，治療師需敏銳覺知和審視它們，一旦發現伴侶間因著不同的家庭規條而產生歧見，使他們各自執著在對錯輸贏的爭執中時，即要協助他們看見這些家庭規條對親密關係造成的負面影響，並鼓勵他們保留其原有的智慧和美意，但添加彈性和選擇，將家庭規條轉化為生活指引（Gomori & Adaskin, 2009），以降低親密關係中的衝突強度。

4.家庭系統的開放度和封閉性

夫妻關係是家庭系統中最重要的基礎，薩提爾說夫妻是家庭的建築師，決定了家庭健康和功能發揮與否（Satir, 1988）。如果家庭內的互動和運作是僵化缺乏彈性的、夫妻或伴侶無法有效處理衝突和共同因應家庭成長週期的變化時，就容易形成封閉、停滯、不健康的家庭系統（Satir, 1988; Gomori, 2013）。

薩提爾曾提到家庭的「生產性」（productivity）是要在開放有彈性的家庭關係中才得以發揮（Satir et al., 1983; Gomori, 2013），即家庭成員可以處理彼此意見分歧的情境、共同完成某些決定或計畫、一起對家庭或社會有些貢獻、能運用自身力量完成生命任務、或一起面對家庭的重大挑戰時，他們即形成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隊以發揮自己促進家庭的利益和福祉。

此外，在做決定或解決問題時，夫妻或伴侶能在達成目標和情感需求間得到平衡，是很重要也很困難的事。在適應不良的親密關係中所產生的失衡現象為：不是過度強調成果或任務導向而排除情感需要，就是只沉浸在情緒感受中無法理性思考，這兩種極端皆無法順利解決每天要面對的現實難題。

例如，一位丈夫為了給全家人更好的生活，努力工作存了一筆錢，私下訂了一個新房子，並付了頭期款，他覺得很有成就感，並為能提供全家較以前更舒適的居住環境而欣慰不已。沒想到當他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妻子時，她卻勃然大怒，兩人吵得不可開交，任憑先生如何長篇大論地解釋他的用心、他投資理財的縝密思維和未來獲利的前景，妻子不但無法認同，還強烈抨擊他這種不尊重她意願、不顧及她需要的強勢作風是霸道、自私、無法忍受的。

他們各自僵持立場，其衝突焦點在於：先生堅持自己投資理財的好眼光是他對家庭最大的貢獻，而忽略了妻子被排除在外的感受；妻子則執著於怪罪先生自以為是的作法是自私自利、只在乎金錢利益，而不關心家人心中的感受。雙方在個人認知和期待上都堅持己見、缺乏彈性、僵持不下，沒有任何讓步或妥協的空間，以致彼此的衝突愈演愈烈。

具有彈性和適應力的夫妻，較能開放自己嘗試各種可行性，有能力應對家庭中的突發狀況、他們的思維和觀點可以隨著情境調整，而不會固著於某個過不去的死結在原地打轉。他們會在有限的條件中，使用清晰坦誠的對話來表達自己，並共同創造家庭中開放自在、輕鬆愉悅的家庭氣氛。但在適應不良和封閉的家庭系統中，由於夫妻或伴侶可能因固著在某個死胡同中，且因堅持己見強迫他人配合，使得每個庭成員在此系統中無法伸展自己的獨特性，必須得壓抑和隱藏真實的自我，最後產生許多症狀和疾病。

5.願意合作的程度

夫妻或伴侶走進治療室會見一位陌生的治療師，討論他們關係生活中的的隱私，要下很大的決心。照理說，他們應該願意合作，與治療師共同努力來達成目標；然而在實務中卻發現許多不想結束關係的夫妻或伴侶，在會談中不但不想合作，還會互相對立拮抗、不往關係更好的方向前進。治療師一旦發現這種情況，就需立即反映出來讓他們雙方都有所覺察，因為這很可能就是他們關係的癥結所在。當他們能對自己的行為以及其行為對關係的影響有新的認識，才會比較願意採取新的作法，重新合作，攜手向前。

治療師促進夫妻或伴侶彼此合作，一起朝特定目標前進，形成治療關係中的三人團隊，是達到良好治療效果的要件。薩提爾認為在親密關係中，「我－你－我們」三者缺一不可（Satir & Baldwin, 1983; Schwab, 1990），即我和你共創了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一起建立關係中的凝聚力和希望感。

夫妻或伴侶同心合作的重要性常被婚姻治療師忽略，以致治療過程很長但效果不彰的情況時有所聞。造成雙方不能相互合作、建立共同努力的團隊的原因，除了第1章中高特曼提出的婚姻四大殺手之外，可能還有其他隱而未顯的因素：

不合作的情況也會發生在來訪者與治療師之間，而造成治療進程的停滯，治療師一旦發現這種情形同樣需立即處理，其介入步驟亦如上段所述。如果夫妻雙方堅持不想與治療師合作，治療歷程大概很快就會結束。治療師與來訪者建立信任安全的關係是薩提爾模式治療根本的要素，若出現彼此無法合作的狀況，就要回到治療關係的本質，找出底層的原因，重新建立彼此都感覺安全穩固的信任關係。

6.對改變的態度

薩提爾認為，生活在不健康、功能不良家庭系統中的人通常都會害怕改變，也拒絕改變（Satir et al., 1983; Satir & Baldwin, 1983; Gomori, 2013）。許多夫妻或伴侶可能帶著這種不想改變的態度前來，且多數人會認為治療師有根魔術棒，揮一揮就能修補好婚姻關係，他們只需要花錢、花時間即可。來訪者會有這樣的念頭是很平常的，薩提爾曾提到，人們多半傾向停留在熟悉的情境中不想改變，因為改變是未知，存在許多不確定性，所以寧願處在不舒服和痛苦中也不想動一下（Satir, 1988; Satir et al., 1991）。

如果治療師意識到來訪者在前幾次會談中多數時間都在敘述問題，但當問及他們要什麼、想改變什麼卻得不到具體答案時，可能就是需要與來訪者澄清他們是否有意願改變的適當時機。治療師可以詢問他們：「為了讓你們的關係更好，你想花力氣和努力來改變自己的程度有多少？如果從1到10分，10分是你要盡一切努力來改變自己，1分是你一點都不想改變，你是幾分？」請雙方各自為自己評分。這樣的自我評量一方面可讓他們覺察想改變的實際程度，另一方面也讓他們看到自己和對方的評分結果能否達到他們想要的。

治療師也可更實際地評估能否達成治療目標，並且鼓勵來訪者思考：這段關係是否值得他們投入更多努力改變自己？他們需要什麼才能提升改變的意願？如果僅提高0.5分或1分的意願，他們可以做些什麼？治療師藉著這些提問，以不批判和尊重的態度拓展夫妻或伴侶更多改變的可能性。薩提爾婚姻伴侶治療是強調改變的模式，相信改變是有可能的，每個人都能改變，也隨時隨地在改變，因此治療師會鼓勵來訪者拓展思考個人和關係中的各種可行性，積極為自己、為對方、為關係做出改變。

7.對關係的承諾

這裡所說的承諾，是指夫妻或伴侶雙方皆願意決定重視他們的關係並全心投入不輕言放棄，也願意克服關係中的困難，同甘共苦，堅持到底。研究顯示，在婚姻關係中，承諾度愈高、自我坦露的程度也愈高，此特質與婚姻的親密度和信任安全的程度密切相關（Stanley, 1998）。

伴侶或夫妻雖然生活在一起，但可能心猿意馬，不見得想安定在一個特定的親密關係中；雖然結婚但仍在婚姻中過著單身生活；或想要有個生活伴侶，但情感和身體都未投入在此段關係中；或在伴侶關係中出軌形成三角關係等。這些情況很普遍，也很容易造成另一位伴侶覺得自己的情感得不到回應而深感痛苦和失落，但他不一定能用清楚的語言描述出來，反而藉著抱怨、指責、嘮叨、找碴來表現情緒，使雙方關係益趨緊張和水火不容。探究造成他們關係緊張的原因，可能會發現他們對關係的承諾度差異很大。

有趣的是，即使雙方承諾要共同完成治療目標，卻不一定保證他們雙方都對彼此的關係有承諾。例如，一對夫妻常為各種瑣事吵架，有了孩子之後關係更為緊繃。他們來做婚姻治療的目的是想減少爭吵，讓彼此能有更好的溝通，一起處理孩子的事情。治療師卻逐漸發現他們並不在乎在婚姻中是否相處融洽，也不重視彼此是否感覺親密或愛，而是一心一意只想扮演好父母的角色把孩子順利撫養長大。對彼此的關係都採取不投入、不連結，也不想承諾的狀態，以致在治療中兩人都戴著厚重的盔甲，互不相讓、不想開放自己、也不願意深入對話。在這種情況下，治療師需要很敏銳地注意伴侶是否都願意在彼此的關係裡有所承諾？他們是否都想要更多的理解和情感連結？他們是否重視自己也重視對方？兩人都想一起合作使關係更好，還是早已關上心門而與對方隔離和斷裂了？

夫妻或伴侶對關係的承諾程度，將影響他們願意付出和努力的程度，以及他們想要盡力克服困難、承受壓力的決心，因此也會直接影響親密關係的品質和強度。當這些因素加總在一起時，即決定了治療的進展和成效，使得治療師因而無法忽略其重要性。

階段二：拓展探索與覺察

在此階段中，治療師會與夫妻或伴侶進行更深的探索，讓來訪者對於各自如何參與關係中難題的發展過程能有更清晰的覺知，進而發現新的可能性和改變自己的具體方向。在此階段，來訪者不只分享生命故事，也逐漸由故事的內容進入歷程；探索的路徑會以他們想達到的正向目標做為前導，由表層深入底層的個人和互動系統。在探索過程中，治療師就像是旅遊嚮導，跟隨著治療歷程前進，陪伴來訪者領略各自人生的不同風景，在體驗性的覺察中，使來訪者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對方和彼此的關係。

此階段治療師的重要任務是將夫妻或伴侶目前的難題拓展至相關的個人內在系統、伴侶互動系統或原生家庭系統（Banmen, 2002, 2008）的脈絡中。本書採用薩提爾金鑰匙的隱喻（Banmen, 2003）來代表這三個系統，治療師使用這三把金鑰匙開啟來訪者已知或未知的世界，讓治療師與伴侶們依循三個重要途徑由內容深入歷程之中。這三個系統所呈現的藍圖，讓治療師不僅看見夫妻或伴侶關係中的困境，如同在充滿迷霧的森林走上祕徑，慢慢理出系統之間和與難題之間的關聯性，亦使伴侶雙方更深入理解以前所不知道的部分，透過這些理解重新開啟他們新的互動管道，一起去發展兩人為關係努力的方向。

這個探索與覺察的階段，其實是薩提爾所謂的「混亂階段」（Caos stage）（Satir & Baldwin, 1983），治療師愈多地協助夫妻，愈發現他們原來不想展露也不為人知的部分，這些是他們在來做治療之前隱藏得很好、且一直想保護的深層經驗。當保護蓋被掀開，他們會感覺到許多混亂和困惑，底下深埋的痛苦、脆弱、受傷甚至羞愧等情緒，就得以被看到、被承認和被表達。例如，憤怒是夫妻在會談時較容易意識到的情緒，薩提爾會讓來訪者覺察憤怒的存在，但不會特別強調或聚焦在憤怒上，而選擇探索潛藏在憤怒底下更深層的感受和渴望（Satir and Baldwin, 1983; Satir et al., 1991; Loeschen, 1998）。薩提爾相信人們會防衛性地使用憤怒來掩蓋受傷、痛苦、絕望、害怕、孤獨等感受，並藉著壓抑這些潛藏的感受來保護內在的低自我價值感（Satir, 1988）。

由內容進入歷程時，會從許多個點導入橫向、縱向軸面所形成的平面和立體圖像。這個探索過程充滿驚喜、好奇、興奮和想像力，同時也伴隨著許多眼淚、失落和痛苦。當掩蓋的保護層被掀開、底層複雜的情緒被揭露，來訪者通常會經歷到許多在此階段前所未有的焦慮不安。這時夫妻或伴侶開始冒險進入未知的領域，體驗著許多心理上的不確定感，甚至身體症狀也隨之產生，一旦伴侶雙方能承受混亂和害怕，願意冒險揭露自己與伴侶分享，就能接觸核心的自我，並在經驗脆弱中與對方真實的交會，帶來自我和關係珍貴的轉化。

由內容導向歷程

大部分的夫妻或伴侶會敘述他們在關係中遭遇的壓力或難題，兩人的版本可能截然不同。薩提爾說：「問題本身不是問題，如何應對此問題才是問題。」所以薩提爾模式治療師會引導雙方由難題和故事的內容進入他們如何應對的歷程（Satir, 1976）。

治療師除了提出能讓夫妻或伴侶有更多覺察和領悟的「歷程性提問」（參見第 5 章），還要使用薩提爾模式的重要工具使他們在身體、心理、認知上都有體驗性的學習。薩提爾強調，所有的治療最重要的是使來訪者能與自己內在的生命力連結，並且真實經歷自我核心的力量和資源。薩提爾經常使用雕塑、溝通姿態、壓力舞蹈、互動要素、冥想、天氣報告等工具，在協助來訪者提升覺察的過程中同步發生轉化，這些工具將在後幾章說明。

治療師是歷程的主導者，來訪者則主導他們自己；治療師為治療歷程負責，來訪者為自己的生命負責；治療師或許會協助來訪者為自己做決定，但不會替他們做決定。薩提爾模式治療師會與來訪者謹慎地核對每一個新經驗的嘗試是否適合他們，同時清楚告知可能會有的冒險和結果。這樣的態度和作法能使來訪者真正掌握自己生命的主權，並增進其信任、冒險和開放的程度（Satir & Baldwin, 1983）。為了能讓雙方經驗性地學習和改變，在婚姻伴侶治療中所使用的工具，常會對來訪者產生相當大的震盪，因此對來訪者主權的尊重就顯得益發重要。

薩提爾常以編織來比喻她的治療工作，當幾束不同的纖維開始編織在一起時，乍看像是沒有關聯，但最後卻可變成一幅美麗的圖案（Satir, 2008; Gomori, 2013）。同樣地，在夫妻伴侶治療中，各自說了一些話或想法，好比一塊布料可能會因著另一塊布料的參與，發展出新的觀點或畫面；有些遺漏的部分後來可能又重拾回來；許多沒有關聯的布料最後可能又交織串聯在一起。在治療中所發生的片段，最後因為來訪者和治療師三個人的共同編織，形成了豐富美好的畫面。

探索伴侶互動系統（第一把金鑰匙）

在夫妻或伴侶的互動系統中，最重要的是探索他們如何表達自己、如何互動、如何溝通，並從探索過程中覺察自己的溝通循環，接下來才能發現轉化互動循環的可能性（參見第 4 章）。

薩提爾模式將人們在關係中的不一致溝通姿態區分為四種：討好、指責、超理智、打岔（Satir, 1976; Satir et al., 1983; Satir, 1988; Satir et al., 1991），是人們在關係中遇到壓力時會自動化、反射性的表現。在人際關係中，這些是我們都會出現的即時反應，而在親密關係中，若夫妻或伴侶願意有覺察，有意識地選擇一致性的回應，將能促進彼此的和諧與親密。

不一致的溝通姿態是我們在原生家庭面對壓力時所學到的求生存姿態，而在親密關係中，我們常不知不覺重複使用。在夫妻或伴侶治療中，來訪者看到並指認自己在親密關係中處於壓力下最主要的溝通姿態，是覺察的第一步。

治療師可以運用雕塑，讓來訪者在身體和心理上經驗這些溝通姿態下各自內在的體驗為何。在進行雕塑時，當事人可由事件的內容進入互動的歷程，從身體的姿勢深入內在的感受。他們會覺察到自己的不一致姿態，是因為想要保護自己或對方，卻反而因此壓抑或扭曲內在的真實感受，不但無法使雙方更靠近，反而製造更多的衝突和距離。

除了雕塑，其他如隱喻、壓力舞蹈、重新框架、反映、導引對話等，都是探索伴侶溝通姿態和互動循環時常用的技術，藉以呈現：

探索個人內在系統（第二把金鑰匙）

夫妻或伴侶進入治療時，絕大多數都是帶著痛苦、困境和危機而來，此時他們的強烈情緒會如排山倒海般傾瀉而出，所以治療師通常較易接觸到他們的感受，做為進入個人內在系統的入口，再進一步深入探索其他部分。

來訪者通常不會用直接清楚的表達方式來分享自己，而是習慣性地用即時反應來處理複雜的情緒，例如：用道理來說服對方並保持客觀理性；遇到壓力情境即先聲奪人、怪罪或攻擊對方；息事寧人，委屈自己避免衝突擴大；或是轉移注意力不去面對，採取冷漠或疏離以策安全。這些自動化的即時反應通常只是表層的應對方式，內在隱藏的是很多彼此都不了解、甚至產生許多誤解而不自知的部分。這些彼此不理解又很少去談的內心世界，就是造成他們溝通障礙和衝突的主因。此時治療師很重要的任務，即運用同理、反映、編織、歷程性問句等技術，來協助兩位伴侶抽絲剝繭，慢慢進入他們內在更深層的部分，使雙方透過這個歷程真正看到自己與對方。

治療師常運用冰山的隱喻，讓來訪者有一個清晰的藍圖去探索他們各自的內在世界。冰山是一個概念性的圖像，是薩提爾模式用來呈現個人內在歷程最重要的工具（Satir et al., 1991; Banmen, 2006, 2002, 2008; Gomori & Adaskin, 2009）。人們在行為和故事的水平面之下內在經驗的七個部分，分別是：自我、渴望、期待、觀點、感受、感受的感受，以及應對姿態（參見第 5 章）。

在親密關係中，這些不為自己或伴侶所知的大部分，才正是關係中產生困境的關鍵因素。因為很多時候夫妻或伴侶會根據對方外在行為做出即時反應，且一廂情願、主觀地、卻可能是錯誤地，判斷對方內在的想法和意圖，而不會深入與對方澄清或溝通，這些投射和負面解讀往往形成彼此誤解和衝突的來源。

在婚姻伴侶治療中，治療師著重的不是外顯的故事內容，而是與來訪者一同探索他們各自內在的冰山歷程，並將冰山的內涵如同解碼般反映給當事人及其伴侶知悉，對他們雙方來說，這將產生極為重要的領悟和覺察。治療師如嚮導般引領來訪者潛到水平面下，由外顯行為和事件深入探索他們的內在經驗，常能為他們打開一扇門，讓伴侶雙方真正走進內心，貼近對方真實的自我，使彼此的心更加靠近。對夫妻或伴侶來說，這不但是相互的理解和學習，也是前所未有的心靈冒險，因此治療師需帶著虔敬尊重的態度，與他們一起經驗這個彌足珍貴的探險之旅。

探索原生家庭系統（第三把金鑰匙）

原生家庭的影響無遠弗屆，米紐慶（2007）在《家庭與伴侶評估》（Assessing Families and Couples: From Symptom to System）一書中提到，即使他已是八旬老人，仍察覺得到童年經驗的碎片在四處遊移（p.30）。大師尚且有此感嘆，更何況是芸芸眾生如我們，也都無法擺脫原生家庭的深遠影響。薩提爾在其治療工作和論述中不斷強調探索原生家庭的重要性，因此在薩提爾模式治療中，不論是個別治療、婚姻家庭治療或成長工作坊，這個探索過程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參見第6章）。

每個處在親密關係中的人都會有意、無意地發現，兩個人近距離的相處時，會看到自己和對方原生家庭的影子。因此，婚後躺在床上的不是只有夫妻或伴侶兩個人，而是兩個家族的人。即原生家庭成員的影響常在夫妻或伴侶間不知不覺彰顯出來，這些未被指認出來的「鬼影子」或俗稱的「陰影」（Mckeen & Wong, 1996）會橫行在伴侶關係中，造成彼此無法理性解釋的障礙。

當治療師敏銳地覺察到，伴侶們透露出一些重要資訊，其癥結可能與過往原生家庭有關時，就可在此帶著同理和尊重，詢問他們是否有意願更深入去探討那些與關係難題相關聯的家庭歷史。在此過程中，治療師行進的路線不但有清晰的薩提爾模式家庭重塑與家庭治療理論在支撐，同時還需要治療師帶著過去臨床經驗所累積的直覺與判斷做前導，才能在最適宜的關鍵點切入。

其中最常見的是，夫妻或伴侶碰到壓力，所採取的互動模式經常會複製自己父母的溝通姿態。由於大部分的人在原生家庭中很少有機會能學到建設性地處理感受、分享愛與感謝、一致性地表達自己的情感與需要，因此在伴侶關係中常常無法有效處理與伴侶之間的差異性，以致不能彼此靠近和建立親密感（Satir, 1983, 1988）。

由原生家庭還會帶入關係中的有脆弱情緒、地雷區、與原生家庭的未了情結等，造成親密關係中許多潛藏糾纏的情緒按鈕，使彼此的關係更加困難重重。此外，來訪者自我價值感低落、將小時候未滿足的渴望寄託在伴侶身上，或尋尋覓覓要找到一位與自己的母親或父親相似的對象等，都會在夫妻或伴侶的潛意識中不斷發揮巨大的作用（Satir, 1983）。許多人不一定會有自覺，卻隱約覺得伴侶關係總是卡在某些環節上動彈不得且痛苦異常。

在此階段，當夫妻或伴侶能在治療師的陪伴下，一步步看見過去人生歷史所留下來的痕跡已不知不覺滲透進親密關係中時，常會有一種恍然大悟、原來如此的頓悟。然而治療師和來訪者都需銘記在心的是，探索原生家庭對親密關係的影響，並非要指控父母未能做到他們應盡的責任，而是相信父母已在可能的範圍盡力了（Satir et al., 1991; Gomori & Adaskin, 2009）。

在治療中提供夫妻或伴侶機會去覺察和探索童年時儲存在神經系統中的記憶傷痕，對改善親密關係是極有價值的。這些是薩提爾模式夫妻伴侶治療異於其他治療學派的重要特色，也是薩提爾對原生家庭影響最為智慧雋永的見解（Satir, 1983, 1988）。

接觸資源與力量

讓來訪者有機會發掘他們自己以及在關係中所蘊含的資源與力量，是整個薩提爾模式治療歷程中永遠不可或缺的。當他們能意識到這些力量，不論彼此的關係如何困難、衝突如何嚴重，都會帶來希望感並產生無可限量的可能性。

在婚姻伴侶治療的現實情境，常看到來訪者深陷永無止境的爭吵中，小至要不要開空調、買水果，大至要不要移民、生小孩等，有些一發不可收拾，有些則演變為我贏你輸的殊死戰。夫妻或伴侶多半很難看到有什麼值得認可的資源，更看不到未來關係的希望。在他們的認知裡常有個迷思，認為親密關係裡有衝突都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消除它們，否則就是失敗的婚姻或伴侶。

事實上，研究顯示，夫妻間的許多衝突常是無法解決和消弭的，重要的是如何與之共處以及找到脫身及和解的方法。幸福的夫妻並不比痛苦的夫妻更少爭吵，也不見得不會因衝突而相互叫罵（Gottman, 1999）。治療師可以藉由當代的研究結果，正常化夫妻的爭吵與衝突，使來訪者了解不是因為他們有問題才有爭吵與衝突，而是大部分的伴侶夫妻皆會如此，他們就能鬆一口氣不再自責，內在力量也就跟著回來了。

治療師可以洞察來訪者在爭吵中所展現的生命力、因衝突而顯示的自主性，甚至在權力抗衡背後所隱藏的熱切情感和渴望，藉著「重新界定」技術，引導來訪者看到彼此的正向意圖和力量（Loeschen 1998, 2002; Andreas, 1991）。

此外，衝突過後如何和好，誰先求和、另一方又如何接受和解的邀請；如何剎住自己停下來，避免一場不可收拾的戰爭；如何停止負向溝通循環、進入正向循環等，都值得治療師精細地挑出可以欣賞、認可的細節，並讓他們也彼此欣賞和感謝。在治療師的肯定和彼此的認可中，他們產生的正向經驗，將有助於他們連結自己的內在智慧，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答案（Loeschen, 1998, 2002; Andreas, 1991; Satir et al., 1991; Satir, 2008）。

薩提爾模式的治療師普遍都秉持一些相關的重要信念，即每個人都擁有內在所需的資源，來應對生命中的困境並因此獲得成長（Satir, 1988）。同樣地，在所有的親密關係中，伴侶們也具備了自己的資源和韌力，只是他們因深陷痛苦的情緒中而忽略了這些力量。薩提爾治療師也相信，在每個人的核心自我、生命能量根本之所在，本質是正向和良善的，也都想要發展美好的生命，並且擁有所需的資源以因應困境，所以治療師會在治療中盡可能發現每個人內在的珍貴寶藏，使伴侶們可以在此歷程中，相互認可存在的價值（Banmen & Banmen, 2006）。

階段三：改變與轉化

在上述拓展探索與覺察的階段二中，治療師的任務是將前述這些過程做為奠定階段三改變與轉化必備的基礎。在治療初期，由於夫妻或伴侶雙方仍在關係緊張痛苦的狀態中，治療師的工作重點多半放在建立安全信任的治療關係；促進來訪者對自己及伴侶的覺察；引導他們跳脫固有的思維模式，開展新的觀點，去發現在夫妻或伴侶關係中其他新的可能性。這時夫妻或伴侶自然會因為這些新的領悟而產生新的感受，也對未來的關係會有更多的希望感。

在階段三的改變與轉化中，因治療師和來訪者已有較穩固扎實的治療關係，夫妻或伴侶間的張力也因為相互理解和接納稍微降低，這時雙方都有較大的空間可容納不同的聲音，所以治療師會增加對他們的挑戰，催化他們為彼此的關係做出改變，治療焦點則朝著薩提爾模式四大目標邁進。

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薩提爾治療師是友善親切、有愛心、與人為善的，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是唯唯諾諾的討好者，而是帶著溫暖尊重、一致性地推進來訪者由已知進入未知，由覺察進入轉化。此歷程最重要的基礎是治療師掌握明確的治療目標及其背後清晰的核心價值信念。這些關於轉化的信念包括（Satir, 1988; Satir et al., 1991; Banmen, 2006, 2002, 2008; Gomori & Adaskin, 2009）：

無論是個人生命或專業生涯，薩提爾終其一生都在成長，特別是在晚年更將她對靈性的洞見加入其理論（Satir, 1988）。在她與人們的深層治療工作中，會盡可能地讓來訪者發現他們的內在資源，來為自己賦能並選擇為自己或家人得到療癒。薩提爾相信，治療師與自己、與他人在靈性上連結得愈深，愈能創造出改變與轉化的契機。

當治療師能接觸自己內在生命力，引導來訪者有同樣的體驗後，能創造出治療歷程所需的希望感，達成轉化性的改變（Banmen & Banmen, 2006; Satir, 2008）。夫妻或伴侶接續前一階段的探索覺察的部分，即會在此階段做出適合自己親密關係的選擇，去決定是否要積極改變自己、改變彼此的互動模式，或改變原生家庭的衝擊。

轉化伴侶互動系統

當夫妻或伴侶已覺察和探索彼此間是如何溝通、如何表達自己、如何聆聽對方後，有時會接著自動發生轉化，有時則需藉助治療師的協助和催化慢慢達到改變，也有些伴侶因為某些特定的原因而寧願繼續處在僵局中。

這些妨礙改變的因素，包括來訪者企圖改變對方、在關係中堅持自己是對的而對方是錯的、雙方積怨已深很難拆除彼此中間的高牆等。由探索的階段二進入轉化的階段三時，治療師要敏銳地看到這些阻礙，以不帶批判的態度與來訪者開誠布公地討論。

如果來訪者願意承認自己在關係中慣用的不一致應對姿態，亦了解這些重複的模式形成他們獨特的負向循環，就較容易看見自己需要改變的部分。治療師不斷提出溫和的挑戰，以一致性姿態進行這樣的推動，讓夫妻或伴侶進一步去拆解他們固著的溝通之舞，發展出更和諧、更適合彼此的新舞步。

當伴侶雙方愈來愈意識到彼此形成的雙人舞，也願意為了更好的關係做出改變時，即為治療師示範與引導一致性對話的關鍵時刻（Satir, 2008; Gomori, 2013）。如果他們願意冒險去做新的嘗試，治療師就要創造機會，讓他們做即席演練和對話，體驗一致性溝通所帶來的正向效益。

在此階段，治療師的任務不是花力氣去改變兩位當事人，拉扯他們朝向理想關係的目標邁進，而是由他們自己決定最想要的關係狀態，並一起努力去完成。治療師在此階段常用的工具：雕塑兩人關係的壓力舞蹈、互動要素、鏡照、天氣報告等，詳細說明參見第 4 章。

轉化個人內在系統

當來訪者體驗了上一節所描述在伴侶互動系統中，雙方透過治療歷程，在溝通與應對上將過去所形成的負向互動循環轉化為一致性溝通時，才能適當地疏導累積的宿怨和情緒。透過治療師的同理、反映和重新界定等技術，使來訪者可以覺察、承認和真實表達情緒，感覺到自我內在很重要的一部分被認回。一旦隱藏在內心深處的脆弱能被聆聽和理解時，他們才可以在被接納、被愛、被認可、被重視等深層渴望中重新連結，使得兩位伴侶的自我價值感因此被提升，從而有更多的安全感和勇氣在關係中冒險，並深入敞開自我，不用再隱藏或防衛自己。在這樣的基礎上，兩位伴侶就有機會進一步去療癒內心的傷痛，相互滋養和共同成長。這些治療性的介入即經由伴侶互動系統的轉化，啟動了個人內在系統的轉化。

轉化個人內在系統還包括在觀點的層次去檢驗、核對和改變來訪者對伴侶所抱持的負面評價、刻板印象、假設和結論。這些負面思維在一般的人際關係中都會產生極大的破壞力，更何況是在夫妻或伴侶的親密關係中，極容易形成腐化和消蝕情感的毒素，形成雙方跨越不了的鴻溝。治療師要協助來訪者有意識地去覺察、彼此討論與核對認知推測，並加上符合現實的新資訊，以平衡這些偏頗和傷害關係的觀點。

此外，夫妻或伴侶化解差異與衝突的首要關鍵在於：以一致性溝通為基礎來協商各自不同的期待。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在治療中特別重視這些未被滿足的期待，會鼓勵伴侶們清楚列舉各自的期待清單，並且積極公平地共同協商。如果未能做到這一步，這些未滿足的期待往往會使失望的一方產生失落、難過、受挫甚至受傷的強烈感受，長久下來，便形成彼此之間無法化解的巨大心結。

要進入兩位來訪者的冰山進行探索，並且完成以上所描述的轉化，通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治療師首先要熟悉冰山理論的架構，並熟練掌握每個層次的轉化。要達到此目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演練對象，就是治療師自己個人。在成為薩提爾的婚姻伴侶治療師的同時，治療師能透徹清晰地覺察在親密關係中，他自己內在冰山每個層次的體驗、變化和掙扎，才能深刻同理來訪者在面臨轉化的感受。當治療師發掘自己內在的資源與力量、接觸自身美好的生命力、運用內在這些歷程來賦權增能自己，並為關係做出必要的改變行動時，才能引導來訪者達成同樣的轉化性改變。

轉化原生家庭之影響

治療師在處理原生家庭對夫妻或伴侶所造成的深刻複雜的影響時，需要在安全信任的治療氛圍中進行。當治療師與來訪者建立穩定可靠的治療聯盟，夫妻或伴侶也願意在兩人之間建立一種成熟獨立、成人式的親密關係，並準備好進入這個冒險之旅時，他們才能安心地分享過去在原生家庭所發生的生命故事，這個分享即同步啟動了轉化的歷程。

由於打開來訪者原生家庭早年經驗的黑盒子，是一種充滿不確定又使人脆弱的過程，有時一發不可收拾，有時能量太強超過來訪者所能承受的程度，有時又因糾葛太深、太複雜不知從何著手，所以治療師不是隨意地帶著兩位伴侶回到過去的經歷，而是在專業判斷和臨床經驗的基礎上做出謹慎的評估和介入。在此階段的工作，治療師需具備薩提爾模式的家庭重塑概念（參見本書第 6 章），才能治療性地引導來訪者進行探索和轉化原生家庭的影響。

這些與原生家庭有關且影響當下親密關係的重要歷史，最常見的是來訪者因從原生家庭所學到的應對姿態而產生失功能互動循環。來訪者若已有此覺察，治療師則可提醒他們：「這些應對姿態在當年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和功能，而且也幫了你很多忙，但成年之後在現在的親密關係中，可能需要加上其他更適合的作法來與伴侶相處。」這樣的說明意味著薩提爾模式著重的，不是消除而是添加的概念，並由此重新界定過去童年的作法是一種求生存的必要手段，那麼接下來即可鼓勵夫妻或伴侶產生更多的動力嘗試新的應對方式。

若夫妻或伴侶彼此間有一致性溝通為基石，他們與治療師亦建立了足夠的信任關係時，即可在某些原生家庭與親密關係相關聯的主題上，進一步決定適合做轉化的切入點。治療師的任務是敏銳地觀察夫妻或伴侶之間，所發生與現實不成比例的情緒反應，並反映給當事人知悉，讓他們意識到，原來自己錯把伴侶投射成當年讓自己受傷的權威者或父母，以致這些時空交錯的感受混在一起，而不由自主地爆發激烈的情緒。當夫妻或伴侶能體驗到此關聯性時，再進一步引領他們進入更深的內在，回顧關係中脆弱點底層那些源自過去原生家庭的痛苦經驗，藉由彼此真摯坦誠的分享、提供相互的聆聽和理解；或在治療中，進行與早年重要照顧者關係的雕塑、重新釐清或放下未滿足的期待等，伴侶雙方的舊傷即可以在安全、尊重、溫暖、同理和愛中得到療癒。

在治療師的陪伴與支持下，這個歷程使當事人能將伴侶與當時糾結的對象解除糾纏（de-enmeshment），他們將能在時空的向度上，區分此時和彼時的不同、將成年自我和年幼自我分化，而能在此時此刻的當下，以嶄新的、與生命力連結的成年人與伴侶重建關係（Satir et al., 1991）。

這些轉化原生家庭影響的歷程，並非每對夫妻或伴侶都有此需要，其深度和廣度每對伴侶也都不同，關鍵在於他們和治療師是否意識到有此必要性、他們是否具備足夠的冒險程度，可以往原生家庭系統深入體驗。然而當夫妻或伴侶能完成這些珍貴和艱難的歷程時，所帶來的學習會在他們的身體、心理和靈性上產生蛻變，同時也造成個人內在系統和兩人關係系統上實質的轉化。薩提爾模式治療師在此階段常用的工具，包括繪製和分享家庭圖、雕塑原始三角和伴侶關係、脆弱合約、家庭重塑等，詳細內容請參見第 6 章。

階段四：鞏固與落實

每次會談結束時，都要讓來訪者帶著希望感離開，並且盡可能有個鞏固和落實的時段來做收尾（Satir, 2008; Gomori & Adaskin, 2006; Gomori, 2013）。這時候大家可以一起回顧此次會談的重要片刻和學習，在下一次見面之前的期間內，夫妻或伴侶可以把從治療中學到的功課帶回家練習，以加強治療的效果。

薩提爾婚姻伴侶治療強調全人的轉化，要持久維繫下去，需靠當事人持續不斷地在生活中實踐。另一方面，薩提爾模式重視來訪者用自己的努力和力量達到自我幫助，而不是一直依賴治療師無法獨立（Satir, 2008），要達成此目的，則有下列幾種做法：分享學習、彼此欣賞與肯定、家庭作業與承諾。

分享學習

結束會談前，治療師與伴侶們可以一起討論他們在歷程中所學到的功課。治療師可以詢問來訪者：「你們從這次會談中學到什麼？」、「有沒有新的發現？」、「有沒有一些對你們有用的東西可以帶回去？」、「有哪些學習你們可以回去再加強練習？」討論的重點聚焦和強化在夫妻或伴侶改變的重點上，一方面強調他們要為自己的學習負起更多責任，另一方面提醒他們回家後可以努力的方向。

在討論這些實際行動的分享中，還可以回顧重要的治療片段，彼此給予回饋，更能鞏固他們的學習。如果治療師能摘要敘述他對來訪者的觀察，提醒他們從舊的互動模式切換成一致性的關鍵因素，讓夫妻或伴侶加深記憶，將可避免他們回到舊有模式中。透過治療師的分享，讓他們再次看到一起努力的重要性，只有共同合作才能創造新的局面，這樣更能讓他們體會到兩人是並肩作戰的盟友。這些回顧可將治療歷程真正落實在來訪者身心的全面學習，使得治療效果更加鞏固（Bandler, Grinder & Satir, 1976）。

彼此欣賞與肯定

由於夫妻或伴侶能一起來到治療中誠屬不易，更別提還願意共同經歷每次治療歷程，一起走過各種高低起伏，所以最後會談結束前，來訪者能與治療師分享在此次會談中看到自己和對方的學習和改變，並且由衷表達欣賞或感謝，不但能加強信心，帶來希望感，更可加深彼此愛的感受和連結。此時治療師需引導他們細微地覺察自己和對方在歷程中展現的善意和用心，使他們體會到：改變是有可能的、自己的改變會影響對方、自己的改變也會被對方看到與重視。這個環節對來訪者雙方來說，如同打了強心針，不僅提高自我價值感，也滋養彼此內在的自我。

家庭作業與承諾

每次會談結束前，治療師會根據當次在治療過程中所完成的重要部分，提供作業給來訪者回家練習（Gomori, 2013）。這意味著關係是否有改善，責任在於當事人本身；而改變能否持久，必須靠當事人回家後自己的努力。薩提爾認為，治療是一個教育和成長的歷程，治療師提供了改變的契機與方法，來訪者則運用自己的資源努力落實這些學習效果。治療師都希望來訪者的成長與進步不會因治療結束而中止，當他們回到家之後仍持續在治療中共創的成功經驗，才能對他們有實質的助益。

此時，家庭作業即發揮重要的功能，使夫妻或伴侶將治療中的學習繼續練習和實踐。來訪者可以有意識地選取自己在治療中所學到的功課，決定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並且需說明各自要練習的部分及做出承諾（Gomori, 2013）。例如，回家後的每週最少練習一次「天氣報告」，讓他們更熟悉一致性溝通。治療師在下次會談一開始就先與他們討論家庭作業的過程和效果。

治療師能做的是協助夫妻或伴侶找到改變所需的策略和方法，但如何堅持下去就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來訪者需要時間練習新的行動，也需要認清重要的改變是在會談之外的自發行為（Gomori & Adaskin, 2006）。許多夫妻或伴侶都認為，只要相愛，所有的事都會自動發生，不用花什麼力氣。事實上並不然，薩提爾認為：「愛是一種感受，不能被規定，它要不是存在，要不就是不存在。它的發生也沒有任何理由，但為了使它能一直持續或增長，就需要悉心照料。愛好比一粒種子從土裡探出頭來，若沒有足夠養分、光源、濕度就會死亡，因此愛是每天都要照顧和滋養的。」（Satir, 1988, p.146）。所以夫妻或伴侶在治療之後，他們持續的努力才能造成彼此關係實質的改變，而治療師所提供的家庭作業可讓來訪者落實學習效果，並讓他們因此經歷彼此間愛的流動。